摘要：▲图片来自电影《色，戒》，电影改编自张爱玲生前最后一篇发表的短篇小说《色，戒》。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为汪精卫傀儡政权工作的汉奸，许多读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胡兰成的影子。
▲图片来自电影《色，戒》，电影改编自张爱玲生前最后一篇发表的短篇小说《色，戒》。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为汪精卫傀儡政权工作的汉奸，许多读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胡兰成的影子。
1943年，23岁的张爱玲坠入爱河。胡兰成是一个比她大14岁的文人。评论家一致对这段恋情表示遗憾，认为他是她不该爱上的男人，好像她能控制自己不坠入爱河似的。原因也很清楚：他是个通敌者，一个汉奸，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也会背叛她。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与日本抗战的后期，东部沿海地区被敌人占领，其余地区也在对抗中撕扯。1940年，卖国贼汪精卫接受了日本的邀请，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府，势力范围遍及上海及周边地区。任何一个哪怕有一点爱国之心的人都会认为傀儡政权是可耻的，但胡兰成毫不犹豫地为之效劳，他有写作天分，因而被任命担任宣传部的一个高级职位，后来又担任宣传部在武汉主办的一家报纸的编辑。在此期间，他一直住在上海，就像连同汪精卫本人在内的其他许多汉奸一样。
▲胡兰成
在南京的某一天，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他非常欣赏这个作品，甚至想马上见到作者。杂志编辑告诉他，张爱玲不愿见人，但他坚持去往张爱玲和姑姑合住的公寓，塞给她一张纸条。第二天，她到他家来找他，足足待了五个小时才告辞。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话说，不过，大致可以猜测，多半是他在说话。她完全不是他预想的那种人，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瘦弱的姑娘居然是个作家。她看起来很年轻，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虽然她个头比他高，却给人一种还没长大的感觉。
张爱玲被他的长相和聪明才智迷住了—她非常高兴地告诉他，像他这么聪明的人，用上海的老话讲：“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这个能欣赏她作品的人，竟这样走进她的生活，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她惊奇地问他：“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后来，胡兰成写文章速度之快让张爱玲这个慢性子作家心服口服。
对他来说，她能一下子把他所有的先入之见都推翻，这使他感到惊奇。听到她坚定地说“不喜她的父母”时，他感到震惊，就像任何一个在传统环境中长大的中国人一样。她对别人的困境完全置身事外。一个明明如此敏感的人却缺乏同情心，这引起了他的兴趣。按照她听取旁人意见的数量来看，这世上基本也不剩什么人了。他不禁想：她是多么理性啊，像数学一样理性，仿佛感情的纯洁性就是把事情想清楚，直到把所有的个性和任何不可避免的感性反应都考虑在内。
理智上，他承认自己很有竞争力，但也承认失败，后来他坦白自己的写作风格受到了张爱玲的影响。与她对抗时，他反复摸索，想在她严厉的耳朵里敲出正确的音符，却失败了—“丝竹之音亦变为金石之声”。令他惊讶的不仅是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了解，还有她从字里行间解读甚至是最古老的诗歌的奇妙能力。你无法想象一个像她一样精通英语的人。然而，她装作自己学识浅陋的样子，以至于他这个喜欢炫耀自己学识的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很谦逊。她确实很谦逊，甚至在自己的照片上题了一行字给他：“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她完全臣服于他，带着一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情感，完全不关心他的政治立场和婚姻状况。收到邵洵美善意提醒她提防胡兰成的来信时，她没有理会。在情感上，她没有任何保留，至于她说人们在爱情中比在战争或革命中更容易释放自己，大概指的就是她不设防的自我。对张爱玲来说，爱从来都不是经过算计的行为。她崇拜胡兰成，几乎不求回报，正如几十年后她小说中写的，“等于走过的时候送一束花”，或者像中世纪的骑士在典雅之爱的范式下爱慕他无法得到的女士一样。当然，她又写道，她并没有把这些中世纪的术语加在他身上，尽管在一封信中，他确实提到了“寻求圣杯”（那些圆桌骑士的浪漫故事将典雅之爱和骑士精神交织在一起）。
一天晚上，他问她：“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当然，在他和妻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和妻子们—离婚之前，他们不存在结婚的问题。他结了很多次婚。第一任妻子在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后就去世了。第二任妻子为他生了四个孩子后，患上了精神疾病，但仍与他所谓的第三任“妻子”应英娣住在上海的同一个屋檐下，英娣非常年轻，曾是一名舞蹈教师。
▲胡兰成与第二任妻子全慧文
上海公众喜欢八卦张爱玲，就像对所有名人一样。当时《申报》刊登了一则公告，宣布经双方同意胡兰成和应英娣终止夫妻关系，人们纷纷猜测胡、张即将举行婚礼。1945年6月1日，一位专栏作家写道，他的离婚一定是为了和另一个人结婚。有传言说，这个人只能是张爱玲。这位专栏作家是对的，尽管他对读者宣称即将举办的婚宴从未举行。相反，在1944年张爱玲24岁生日前的某天，她和胡兰成只是写下了他们自己的婚姻证明，各自撰写了一部分，没有正式的仪式；如果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这会给张爱玲一些豁免权：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
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作为证人签字的是张爱玲最亲密的朋友炎樱（Fatima Mohideen），一个半锡兰半中国血统的女孩，她曾在香港大学学习，现在回到了上海。
那年秋天，胡兰成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经营《大楚报》，这是一份由汪精卫傀儡政权主推的报纸。他住在县医院的房间里，在那里，他的目光很快落在了一个漂亮的17岁护士身上，她叫周训德。他打算把护士的事告诉张爱玲，但语气很含糊，她以为他们不过是在调情。事实上，他诱奸了周训德，甚至向她求婚。
8月15日，他在武汉闲逛时，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现在他成了重掌政权的蒋介石政府的叛徒，除了逃亡之外没有其他出路，一切都完了。他向泪流满面的周训德告别，向她保证，尽管没有举行仪式，但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他们将在一起度过漫长的日子。事实上，他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来她因通敌而被捕入狱，显然是因为他让她抄写了自己的文章，并把她放在报社的雇员名单里，彻底暴露了她。
他到了上海，和张爱玲只待了一晚，就开始长达数年的逃亡生活，用假名四处寻找掩护，在浙江老家四处躲藏。幸运的是，他在一位老同学的寡母家找到了避难所，她对他很好，什么也不问，但只比他大一岁的守寡的妾室范秀美待他更好。范秀美建议胡兰成前往温州藏身，那里有面向东海开放的港口，也曾是自己母亲居住过的地方。于是，两人共同前往温州。
在旅途中，胡兰成告诉范秀美关于他之前的妻子们，以及张爱玲和周训德的事情。对胡兰成来说，表白总是诱奸的前奏，因为他相信，只要人与人之间不设禁忌话题，他们就能走得更近。他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和范秀美建立了所谓的“夫妻关系”，他说，这样做是出于感激，还有什么比用身体宣誓来表达感谢更好的呢？他承认自己利用她并非全无私心，但并不承认自己喜欢吃窝边草，也不承认自己面对女人时容易把持不住。
三个月后，张爱玲突然来到温州，他既不安又恼火。他习惯向他的女人们讲述彼此，但张爱玲不需要被告知他和范秀美是恋人—只要看到他们在一起的样子就清楚了。张爱玲觉得范秀美很漂亮，看起来更像中亚人，而不像中国人。作为一个曾经想成为画家的成熟艺术家，张爱玲坐下来为她画素描，却发现范秀美的五官越来越像她丈夫。她很伤心，不忍心完成这幅画。她想向模特解释为什么没有画下去，可她没有，也无法解释。
很明显，张爱玲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情事，除了担心和十分想念他之外，也是来询问那个被他留在武汉的护士的情况的。她和他一起沿着蜿蜒的小路散步，告诉他，他现在必须在她和范秀美之间做出选择。他提出抗议—按照她对这段对话的重述，他的回答是：“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段抗辩：“我待你，天上地上，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所有人中，张爱玲应该最明白这一点，她是个不喜欢受委屈的人。
他的话是一种迷惑，而在她的文学重构中，她对这些话嗤之以鼻，这甚至不是诡辩，更像是“疯人的逻辑”。她非常明白，他不可能只拥有一个女人。在他的回忆录中，他面对的是她的坚持：“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但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但他仍然退缩着，她目睹这一切，看到了更远的未来，如他所说，这是不可兑现的。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告诉他，如果她不能留下他，不能死，不能爱别人，她的心会枯萎。他送她上船回上海的那天，下起了雨。她郁郁寡欢地离开了，独自站在甲板上流泪，雨水从伞上滑落。在她的重述中，她只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她写“灵魂过了铁”，这是她在英文中学到的表达，却是第一次感受到它的意涵和苦涩。
1947年6月，他收到了她的来信，这封信对他而言如同晴天霹雳，信上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像以前一样，她把钱放在信封里。他知道最好不要回信，而是写信给她的朋友炎樱。他并未指望得到回信，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得到回复。
胡兰成最终逃往日本，并于1959年在日本出版了回忆录《今生今世》。他在书中对张爱玲的描述以及他对自己其他恋情毫不避讳的叙述，重新点燃了大众对这对夫妇的浓厚兴趣，在台湾尤其如此。1974年，胡兰成获准进入台湾讲学，这本书也在台湾重新出版，引发阅读盛况。
在台湾，公众对张爱玲的生活和作品的迷恋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而张爱玲在美国过着某种程度上隐姓埋名的避世生活。与胡兰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一生都保持沉默，这本身就吸引了公众。在她被发现死于洛杉矶寓所里的14年后，2009年，她的回忆录小说《小团圆》出版，引发的轰动可想而知。这本书在台湾、香港和大陆被粉丝抢购一空，他们渴望了解她的故事。作者在世时曾要求她在香港的文学遗嘱执行人销毁手稿，这无疑增加了公众的好奇心。
这是一本影射小说。虽然小说以虚构的名字指代胡兰成，但书中角色的真实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在她与当时住在香港的上海朋友宋淇（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指定执行人）谈论《小团圆》相关的书信中，她明确提到了胡兰成的名字。此外，胡兰成和她的两段叙述都高度吻合。有趣的是，在一些信件中，他被称为“无赖人”，如果用上海话发音，这个词会与“胡兰成”构成精密的双关。
▲宋淇与邝文美夫妇。张爱玲在书信中经常称呼宋淇的英文名Stephen，邝文美的英文名Mae。
1975年夏天，张爱玲抛弃了早期的全部草稿，重写了《小团圆》，并于次年3月将完成的手稿寄给了宋淇和他的妻子邝文美。她预先提醒他们，书里“full of shocks”（充满惊人之事）。其中之一就是赤裸裸的性描写。在对胡兰成笔下两人关系的驳斥中，《小团圆》的性描写显得格外突出；胡兰成的叙述则回避于此，更倾向于描写两人智识上的激烈交锋。
宋淇在回信中向她保证，“我们并不是prudes”，但他仍然强烈反对以目前的形式出版这本书。他列举了个人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在书中，她看起来是一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女人，一个无条件地去爱的女人，不在乎她爱的男人是汉奸，也不在乎他身边有很多女人。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冷漠无情的人物，尽管“少数读者”不会，但大多数人会这么认为。胡兰成在台湾复出，试图通过演讲和写作来获得存在感，将《小团圆》公之于众，对胡兰成来说是一份礼物（宋淇以“肥猪送上门”来形容），他将通过公开对峙的方式来抓住聚光灯和自我夸耀，而这样的做法会损害张爱玲的声誉。因此，宋淇建议对人物进行大幅度改写，降低辨识度。
张爱玲没有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她的冲动就是将这本书自传化。事实上，她之所以开始创作《小团圆》，完全是因为台湾一个将胡兰成奉为名流的文学团体成员给她写信，提议在胡兰成的帮助下为她作传！
如果有人一定要写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张爱玲干吗不自己去写呢？她对宋氏夫妇说，“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而不是让别人去做。她说，“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她想，有些章节会让宋氏夫妇“窘笑”。 宋淇认为这是她摆脱这段经历的一种方式。
过去不再是她一个人的事，《今生今世》使她不得不选择自传体写作。但从张爱玲的个人情感上看，她确实成功地澄清了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对自己和胡兰成恋爱过往的低调处理，更不是否认：《小团圆》描绘了一段波折的热烈情事，充满热烈与欢喜，对她来说则是尖锐的、持久的痛苦。她震惊于他的无能，如此阻挠一个现代女人的爱情，让她无法获得排他性的爱。她爱过也恨过。
但是，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的讽刺意识也从来没有消失过。虽然她因此受到伤害，但她仍然觉得他的麻木是荒谬的。《小团圆》的标题本身就嘲弄了胡兰成希望三个女人都在他身边的愿望：“大团圆”是一个俗语，指的是一段“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的圆满结局：男主角通过了科举考试，回到家与妻妾和睦团聚。只是，在胡兰成的情况下，与三个美人的重逢，就像张爱玲开玩笑说的那样，必须等到他不再是一个逃犯。而她，作为一个人，不能指望等待。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当作他的妾，她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耿耿于怀，因为她在写给中国文学学者夏志清的信中写道：“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
在中国，一夫一妻制出现得很晚，无论你往哪儿看，都好像没有法律禁止纳妾一样。是的，胡兰成说过，“一夫一妻”确实是“人伦之正”，但也会存在“好花开出墙外”的时候，这是他关于婚外情的一个经典比喻。
此外，胡兰成会告诉张爱玲其他女人的情况，部分是出于信任，他相信张爱玲在了解了这些女人后会接受她们，但主要是出于一种自我满足感。若能读到张爱玲因他提起护士周训德而内心受伤的那句“心里乱刀砍出来，砍得人影子都没有了”，他想必十分惊讶—甚至不是因为这两个女人，而是他会意识到如果自己和张爱玲在一起，她“永远不会有幸福”，因为还会有其他女人。多年以后，当她早已不再想他的时候，那种疼痛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袭来，像一股沸水一样烫伤和侵袭着她。
如果张爱玲没有永远离开中国，她和胡兰成的关系以及她在日军占领期间为亲日期刊写作的做法，都会被视为通敌。1952年7月，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随后在1955年2月移民到美国。她再也没有见过1953年在上海去世的父亲，也没有见过1957年在英国去世的母亲。
1956年，她嫁给了比她大近30岁的德裔美国编剧、小说家和记者斐迪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在给她的密友宋淇夫妇的信中，她写道，赖雅和她一样“penniless”（身无分文），比她更没有前途。他除了哈佛大学的学位，“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她没有想到要补充说，赖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最亲密的美国朋友和合作者。她在信中进一步写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炎樱时，附上了这样的评论：“这是一段不明智的婚姻，但它并不是没有激情。”
▲1956年8月，张爱玲与德国移民后裔、美国剧作家甫德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1891-1967）在美国麦道伟文艺营相识半年后结婚。此时赖雅65岁，张爱玲36岁。
1967年，赖雅去世后，张爱玲陷入了越来越深的隐居状态，尽管她在台湾和香港声名再起。她对美国只字未提，美国是她的常居地，但对像张爱玲这样长期处于心理过渡期的人来说，她没有把美国当成她的家。她生前最后一篇发表的短篇小说《色，戒》，于1979年出版。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为汪精卫傀儡政权工作的汉奸，许多读者在他身上看到了胡兰成的影子。将《色，戒》改编成电影的著名导演李安说，张爱玲多年来一直在修改这个故事，回到故事中，就像罪犯回到犯罪现场，又像受害者重演创伤，只有通过改变和重新构想痛苦才能获得快乐。
与此同时，胡兰成本人迫于民众压力离开台湾。1976年，他回到日本，5年后去世，终年75岁。如果张爱玲没有在1995年9月（也就是她75岁生日前几周）去世，她也能刚好活到这个岁数。张爱玲的确切死亡日期不详，她在洛杉矶的寓所里去世几天后才被公寓楼的管理员发现。1995年9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的讣告中对她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孤独是她生命的主题。”
来源：小蔚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