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六千块钱算什么？你妈这辈子给你们的，哪是钱能算得清的？」老王头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攥着两盒他从北院小卖部买来的特仑苏牛奶，那是他记得我爱喝的牌子。

「六千块钱算什么？你妈这辈子给你们的，哪是钱能算得清的？」老王头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攥着两盒他从北院小卖部买来的特仑苏牛奶，那是他记得我爱喝的牌子。

我躺在医院的白床单上，望着窗外那棵老槐树，七十岁的人了，腿脚不便倒成了小事，心里那道坎才是最难迈过去的。

北风呼呼地刮着，把病房的窗户吹得直响，跟我那颗不安的心一样。

记忆像放电影似的倒回到一九八零年，那时我刚从纺织厂的普通工人调到车间做班长。

厂里正兴修新厂区，宿舍楼还没建好，我和老伴王淑芬带着刚上小学的儿子建华、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建梅，挤在厂东头的两间平房里，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要打着手电筒走五十多米去公共茅房。

冬天屋檐上挂着尺把长的冰凌，夏天雨水顺着墙缝往里渗，屋里摆几个脸盆接水，下雨天像是在演奏一首滴答交响曲。

可我们过得踏实，每月工资四十八块六，妻子做工纺织女工，每月四十二块，省吃俭用还能攒下几块钱，装在一个绿色的铁皮盒子里，那是我俩的＂小金库＂。

家里唯一值钱的是单位刚发的28寸永久牌自行车，黑色的车身，铃铛一按脆生生的，每天我都骑着它带妻子和儿子，一个坐在后座，一个坐在横梁上，来回厂区和家的路上。

「赵师傅，组织上研究决定，推荐你去区里参加干部培训班。」那天厂长李大山拿着公文，眼里放着光，手里的烟卷都忘了抽，「这是好机会啊，培训后就能当科室干部，待遇比工人强多了，还有机会进步呢！」

我心里一热，这些年车间里的活儿干得手上全是茧子，能当上干部，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家里条件也能跟着好起来。

可就在这时，老伴查出了风湿性心脏病，常年需要吃药，医生说得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

孩子还小，我犹豫再三，最终婉拒了厂长的好意，「李厂长，我家里情况您也知道，淑芬身体不好，两个孩子都小，我这时候去培训，家里就没人照顾了。」

李厂长皱着眉头，叹了口气，「赵建国啊赵建国，这么好的机会，你就这么放弃了？组织上很看重你啊！」

我笑笑，「等以后孩子大点，老伴身体好些，还有机会。」

可我心里清楚，这样的机会，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

「你这是糊涂啊，赵建国！」老伴知道后骂我，眼圈都红了，「为了我和孩子，你把前程都搁下了？多少人挤破头都想得到的机会，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那天晚上，她一边叠被子一边抹眼泪，嘴里嘟囔着「没出息」、「窝囊废」之类的话。

我摸着她的手说：「淑芬，别难过了，咱家孩子是要人看的，你身体又这样，我怎么能离开？当官算什么，一家人平平安安才是福气。」

她扭过头不理我，但手却紧紧地握住了我的。

第二天一早，她做了我最爱吃的葱油饼，放了双份的葱花，那香味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直到今天。

就这样，我留在了车间，一干就是三十年，从车间班长到工段长，再到退休前的车间主任，比起那些当了科室干部的同事，待遇差了不少，但我没有后悔过。

那些年，厂里的日子虽然清苦，但也有说不出的踏实。

每逢发工资那天，厂区广播站会放《东方红》，大家排着队在财务科窗口领钱，拿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厂食堂买几斤肉票，再去供销社排队买上几斤猪肉，回家包顿饺子，全家人围坐在一起，那才叫个满足。

闲暇时，院子里的邻居们会摆几张小板凳，一边吃着西瓜，一边听收音机里播的评书，孩子们在一旁追逐打闹，光着脚丫子在水泥地上跑来跑去。

记得儿子上小学那会儿，班上有个英语竞赛，他没考好，回来一个劲地抹眼泪。

我蹲下来，拍着他的肩膀说：「建华，爸爸告诉你，人这辈子，不怕输，就怕不敢再试。」

后来，他把这句话写在了作业本的扉页上。

熬过了八十年代的物资匮乏，迎来了九十年代初的蓬勃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在一点点好转。

儿子高考考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那天全家人高兴得像过年一样，我特意去市场买了半斤猪肉，炖了一大锅白菜肉丝，又买了两瓶汾酒，请来邻居们一起庆祝。

酒过三巡，邻居刘师傅拍着我的肩膀说：「老赵啊，你小子有出息了，儿子上了大学，往后就是高干家属了！」

我笑着摇头：「什么高干不高干的，咱们都是普通工人，孩子上学是为了有本事，不是为了当官。」

淑芬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那是我这辈子见她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儿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沿海城市的一家外企工作，刚开始还常打电话回来，说要把我们接过去住，可随着工作越来越忙，电话也渐渐少了。

女儿初中毕业后，不愿意继续念书，去了技校学服装设计，后来在市里开了家小服装店，嫁了个做建材生意的，日子过得还算宽裕。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和老伴却渐渐老了下去，纺织厂的大烟囱不再冒烟，车间里的织布机也安静了下来。

一九九八年，全国掀起下岗潮，厂里改制，不少工友下岗在家，那段时间，厂区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曾经热闹的厂门口，只剩下几个老人在下象棋。

老韩家两口子都没了工作，孩子还在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每月从退休金里拿出一百块，悄悄塞给他们家，有时候是直接塞到老韩口袋里，有时候是趁没人的时候放在他们家门缝下。

老伴问起，我只说是借给老同学的，「他家孩子上学要用钱。」

老伴也没多问，只是在每月的家计本上，多记了一笔「借给老同学的钱」。

「爸，您住个院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儿子从电话那头质问我，语气里带着责备，「您这是不把我们当亲生的啊？」

我笑笑没答话，心想：住院已经第十天了，社区医院打过电话给他们，可他一个电话也没来。

倒是厂里的老王头天天来，带着他那只破旧的暖水瓶，给我倒水、捶背，还从他那小菜园子里摘了新鲜的黄瓜、西红柿，切成小块喂我吃。

「建国啊，你那两个孩子，真是...」老王头欲言又止，嘴角抿成一条线。

我摆摆手：「他们忙，我理解。儿子在外企，女儿有店要看，都不容易。」

老王头叹了口气，「你就是太惯着他们了，当初你把那套厂里分的楼房给了儿子，把存款给了女儿开店，自己住在这破旧小区里，现在倒好，生病了连个问候都没有。」

「别这么说，」我看着窗外的槐树，「树大分枝，人有各自的路要走。」

夜深人静时，我翻出多年前的全家福，那是儿子大学毕业那年照的，照片上，儿子大学毕业，穿着学士服，女儿刚上高中，扎着马尾辫，我和老伴站在中间，脸上写满骄傲。

那时候我们以为，苦尽甘来了，儿子有大学文凭，女儿也快高中毕业，家里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老了有儿女照顾，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

照片背面写着「全家福，一九九三年六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全家人在一起拍照。

老伴走得突然，去年冬天的一场大雪，她说要去买点青菜，结果在路上摔了一跤，颅内出血，送到医院时已经不行了。

她临走前，握着我的手，轻声说：「老赵，咱们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

我点点头，强忍着泪水，「是啊，没遗憾了。」

可我心里清楚，最大的遗憾就是看着儿女一天天疏远，老伴却无能为力。

葬礼上，儿女们流了很多眼泪，尤其是女儿，哭得几乎站不住，一直喊着「妈，您别走」。

可办完事没两天，他们就各自回去了，房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和那些老照片作伴。

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老伴回来了，站在厨房门口，穿着那件蓝色的碎花布衣服，对我说：「老赵，咱们说好的事，别忘了。」

我一下子惊醒了，想起我和她说过，要把一部分退休金捐给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老人。

拿定主意后，我把这个月的退休金——整整六千块——全部转给了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转账后不到半天，儿子就打来电话，说要请假回来看我；又过了两小时，女儿也连发三条信息，问我需不需要什么东西。

我忍住笑意，只回了句「没什么需要的」，心里却在想：是谁告诉他们我转了钱？一定是社区的老刘，他跟儿子有联系。

「爸，您这病得好好养着，我请了一周假，家里家外都有我呢。」儿子站在病床前，目光闪烁，手里拿着从高档水果店买来的车厘子，「这是特意买的，您尝尝。」

女儿拎着补品进来：「爸，这是我专门去市场买的人参，炖鸡汤特别好，我今晚就给您炖上。」

我看着他们忙前忙后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既有欣慰，又有说不出的酸楚。

晚上，护士给我送药时，女儿悄悄问她：「我爸存款还有多少？房子是不是要卖了？」

我躺在床上，装作睡着了，听着这话，心像是被针扎了一样疼。

我想起了一九八四年，女儿得了肺炎，高烧不退，我和老伴轮流守在病床前，三天三夜没合眼。

等她退烧后，老伴靠在病床上睡着了，我不忍心叫醒她，就这么站了一整夜，手扶着床沿，腿麻得几乎站不住，但心里却是满足的——只要孩子好了，再苦再累都值得。

第三天清晨，我让老王头把儿女都叫到病房，他俩还以为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表情严肃地坐在床边，连大气都不敢出。

「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转走六千块吗？」我直视着他们的眼睛，「那是给社区活动中心的捐款，我和你妈早就商量好的。」

房间里一片寂静，连呼吸声都听得见。

儿子的脸刷地红了，眼睛不敢看我；女儿低下头，手指不停地搓着衣角，好像那里有什么看不见的线头。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叹了口气，「老王头说得对，你妈和我给你们的，哪是钱能算得清的？」

窗外的老槐树沙沙作响，好像在诉说着什么。

我记得那是八五年栽下的，跟女儿同岁。

那时候女儿刚会走路，我抱着她在树下拍照，她伸出小手想去摸树叶，我笑着说：「建梅，这树和你一样大，以后你们一起长大。」

厂区的北面都是这种树，夏天时绿荫如盖，工人们下班后常坐在树下乘凉，讲讲笑话，聊聊家常，孩子们在树间追逐，笑声传得老远。

「爸...」儿子的声音哽咽了，「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担心您的身体...」

「我知道，」我打断他，「你们有自己的生活，我理解。只是老了以后，才明白人这一辈子，钱财不值什么，能陪在身边的人才最重要。」

我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布包，那是老伴用我们结婚时的蓝布缝的，上面绣着「平安是福」四个字。

布包里是一本厂里发的老工人荣誉证书和一张全家福。

女儿接过去，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轻声说：「妈的针线活一直很好...」

我点点头，「她总说，针线活是心灵手巧的体现，就像做人一样，得一针一线，踏踏实实。」

「有空，陪我回趟老厂区吧。」我说，「虽然厂子没了，但那里还有很多故事，是你们童年的地方。」

儿子点点头，「好，爸，我们陪您一起去。」

第二天出院，儿子女儿一左一右搀着我，我们一起走过那条熟悉的厂区小路。

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已经长得很高了，枝繁叶茂，投下斑驳的影子。

老厂房已经拆了大半，只剩下几栋灰色的建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曾经热闹的厂区，现在安静得有些可怕。

「爸，这就是您工作了三十年的地方？」女儿问，眼睛里带着好奇。

「是啊，」我指着远处，「那里是你妈当年的织布车间，我们就是在那认识的。她织布的手艺在厂里是一绝，织出来的布又匀又实，得过好几次劳动模范呢。」

我带他们来到一片空地，这里曾经是厂区的露天电影场，每周五晚上放电影，工人们自己带着小板凳来看，孩子们则坐在地上，仰着头，数着星星，等电影开始。

「你们小时候，我和你妈常带你们来这看电影，《英雄儿女》、《地道战》、《小花》...女儿每次都看哭，儿子则一直问些奇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坏人总是死得那么快。」

我笑着回忆，却发现儿女的眼里都闪着泪光。

「妈她...」儿子欲言又止，声音有些颤抖。

「她常说，人这一辈子，能把一家人的日子织得细密平整，就是最大的本事。」我望着远处的厂房残骸，「可惜，有些东西，不是光用钱就能织补得好的。」

女儿突然抱住我，「爸，对不起，我们这些年太忙了，很少回来看您...」

我拍拍她的背，「傻孩子，爸爸不怪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过。」

儿子站在一旁，眼圈红红的，「爸，我下个月调回总部工作，离家近了，能常回来看您。」

「不用为了我改变工作，」我摇摇头，「你在那边发展得挺好的。」

「不是为了您，」儿子认真地说，「是为了我自己，这些年在外面，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现在才明白，那是根，是家的感觉。」

回家的路上，儿子说要在我家多住几天；女儿则提议每个月都要回来住两天。

我笑着点点头，心想，六千块换来这份醒悟，值了。

晚上，儿女都睡了，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灯火。

这座城市变了很多，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马路宽敞了，车子多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快了。

但有些东西不会变，比如亲情，比如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温暖瞬间。

我拿出那本老工人荣誉证书，轻轻翻开，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是老伴留下的：「老赵，人这辈子，钱有没有不重要，心在不在才重要。希望你把这个道理也告诉孩子们。」

我笑了笑，把纸条放回证书里，心想：淑芬，你看，我做到了。

第二天早上，儿子起得很早，煮了一锅粥，切了些咸菜，还炒了个西红柿鸡蛋，笨手笨脚的，但很用心。

女儿则拿出她新设计的衣服给我看，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穿着舒适又好看。

我看着他们忙碌的背影，突然觉得，这才是家的样子。

老槐树依旧在风中摇曳，它见证了太多悲欢离合。

。

就像我常对儿女说的那句话：「人这辈子，钱有没有不重要，心在不在才重要。」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