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是小城市来的吧？这里的孩子可不好对付。」刚踏进教室，就听见隔壁班的老师低声提醒我。

「你是小城市来的吧？这里的孩子可不好对付。」刚踏进教室，就听见隔壁班的老师低声提醒我。

那是1985年的八月，我刚从师专毕业，被分到山区的彭家坳初中。

学校是几间土砖房，教室的窗户有的还缺了玻璃，用报纸糊着，下雨天还往里漏水。

门口的黑板报已经褪了色，上面写着＂知识改变命运＂几个大字，笔迹已经有些模糊。

第一次站上讲台，我穿着新买的蓝布裙子，还特意扎了个马尾辫，心想要给学生们留下好印象。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新来的语文老师，我姓苏，叫我苏老师就行。＂我的声音有些发颤，像是刚煮开的水壶，咕噜咕噜冒着不稳的气泡。

教室里先是一片安静，随后爆发出一阵哄笑，像是突然炸开的爆竹。

一个男生模仿着我的口音：＂苏老师，你是＇素＇老师还是＇酥＇老师啊？哎呀，是不是很＇酥＇脆呀？＂

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像是夏日里最熟透的柿子。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一个坐在第三排的男生站起来，拿着搪瓷水杯走到讲台前：＂老师，喝口水吧，今天天热。＂

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张小川。

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眼睛却格外有神，像两颗黑亮的玻璃球。

此后的日子里，每当我在课堂上遇到困难，总能看到他鼓励的目光。

彭家坳的日子远比我想象的艰难。

学校没有宿舍，我租住在离学校两里地的农家，一间小泥屋，门口种着几棵玉米，房后是一片菜地。

清晨五点起床，摸黑走山路到学校，晚上批改完作业，再摸黑回去。

路上经常能听见山里的虫鸣和偶尔的狗吠，我就拿着一根木棍壮胆。

夏日的暴雨常常把我的布鞋淋透，裤脚沾满泥水；冬天的山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冻得手脚发麻。

屋里没有自来水，每天都要去井里打水洗漱，灯光全靠一盏昏暗的煤油灯。

＂苏老师，吃块红薯吧，刚烤的。＂房东王大娘常常在我回来时递给我一块热乎乎的红薯。

＂姑娘，城里人咋想不开来这苦地方教书呢？＂王大娘一边削着土豆皮一边问我。

我笑笑：＂教书育人，哪里不一样？＂

可我心里明白，这只是嘴上说说的硬气话。

每次写信回家，我都隐瞒了这里的艰苦，只说学校条件不错，孩子们很听话。

闲暇时，我常坐在屋前的小石凳上，望着远处的山，想着城里的家。

那时县城的招待所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每个周末我都会步行两小时去那里，只为看一集《西游记》或是《霍元甲》。

在招待所的大厅里，常常挤满了附近的村民，男女老少围坐一圈，像过年时围着火盆，满脸写着期待。

可是孩子们的求知欲却让我忘记了疲惫。

特别是小川，他虽然家境贫寒，父亲是矿工，母亲常年有病，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学习热情。

他常常放学后留下来问我问题，有时甚至帮我整理教案。

＂小川，你为啥这么爱学习？＂有一天我好奇地问他。

他眼睛一亮：＂苏老师，我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一刻，我在他眼中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我渐渐发现，这个山区藏着许多像小川这样渴望知识的孩子。

有的孩子家里穷，连买本练习册都困难；有的孩子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来上学；还有的孩子放学回家还要帮家里干农活。

可即便如此，他们眼中求知的渴望却从未减弱。

＂今天我们学习朱自清的《背影》。＂一次课上，当我读到＂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时，不禁哽咽了。

父亲最近的来信里说咳嗽加重了，可我却远在千里之外。

小川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下课后悄悄地在我办公桌上放了一朵野花。

那是我在彭家坳的第二年，我开始尝试用更生动的教学方法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我带他们去田野观察植物，写生活中的作文；组织朗诵比赛，排演简单的课本剧；甚至动员全班一起扫除校园，美化教室。

曾经吵闹不堪的教室渐渐变得积极向上。

＂苏老师，别的班羡慕死我们啦！＂孩子们得意地告诉我。

但随着父亲病情的加重，我的心也越来越分裂。

父亲的信里总是说＂没事＂，只是字迹比以前潦草了许多。

他在信中提到：＂前几天遇到了你高中班主任老钱，他说你当年要是报考省城师范，现在就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了。＂

字里行间透着无奈与不舍。

乡下医疗条件差，一旦父亲病情恶化，我在这偏远山区甚至连请假回去都困难。

最近的汽车站要走四个小时，还得赶早班车，否则就得等到第二天。

学校里的电话是台老式手摇电话，只有校长办公室有，平时根本轮不到我用。

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带些山里的土特产——干香菇、笋干、野山椒，给父亲补身子。

父亲总是笑着收下，却轻声埋怨：＂闺女，你自己生活都不容易，还惦记老头子。＂

五年过去，我的思乡之情越发强烈。

一个周末，我在县城供销社买东西时，无意间看到了贴在墙上的报纸上有征婚启事。

＂县城中学教导主任，35岁，寻35岁以下有爱心女教师为伴。＂

我站在那里，心跳突然加速。

那时候，像我这样的女教师已经二十八岁还单身的，在乡下早就被视为＂大龄剩女＂了。

＂苏老师，看啥呢这么入神？＂买酱油的王大娘碰了碰我的胳膊。

＂没、没啥。＂我红着脸转过身。

回到宿舍，我辗转反侧，终于在一张皱巴巴的信纸上写下：

＂您好，我是彭家坳初中的语文教师，今年28岁，师专毕业，在乡村任教五年...＂

写完后，我又将信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煤油灯下，又重新写了一封，反反复复修改了三遍才寄出。

说实话，我并不抱什么希望，只是心里有个声音说：＂试试吧，万一呢？＂

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

李志明在信中写道：＂虽未谋面，但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你是位有教育情怀的老师。你所描述的乡村教育情况让我深受触动。我虽在县城，却也常思考如何改善山区教育。期待与你见面交流。＂

信的字迹工整，还夹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文儒雅。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书信往来，在纸短情长中，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心动。

他在信中谈教育理念，谈文学，甚至谈他对未来的规划。

＂我最大的梦想是能办一所真正为学生着想的学校，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他这样写道。

我的回信总是充满了对山区教育现状的描述和自己的教学心得。

有时，我也会讲些课堂上的趣事，或是山里的风土人情。

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我们在县城见了面。

他穿着一件浅色中山装，比照片上显得更加精神。

我们在县城的小公园里散步，聊起了彼此的家庭、工作和理想。

＂我家就在县城，父母都是老师，现在退休了。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对我期望很高。＂他边走边说。

我告诉他我父亲的病情和我想调回城里的愿望。

他听后沉思片刻，说：＂或许我可以帮你申请调到县中，不过现在名额紧张，可能要等等。＂

那次见面后，我们的关系迅速升温。

两个月后，在我们第三次见面时，他向我求婚了。

那是在县城唯一的一家国营饭店，他点了两个硬菜——红烧鲤鱼和溜肉段，还有一盘小炒青菜。

饭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枚简单的银戒指。

＂苏芳，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相信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心跳得像是要蹦出胸口。

＂我...我愿意。＂最终我点了点头，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结婚那天，我把小川送我的一块＂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手帕收进嫁妆匣子里。

那是他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买的，上面还有些稚嫩的绣字。

这块手帕，见证了我在彭家坳的五年光阴，也承载着那些纯真的师生情谊。

婚礼很简单，在李志明家的院子里举行，只邀请了几位亲友和同事。

我父亲专门从城里赶来，看起来虽然消瘦了许多，但精神还不错。

＂闺女，看来你这次没选错人，志明这孩子实在。＂父亲悄悄对我说。

临走时，彭家坳的学生们送了我一本自制的纪念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苏老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小川偷偷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他写的一首小诗，最后一句是：＂老师，您走后，我会更加努力，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嫁到县城后，生活确实比山里好了许多。

有自来水，有电灯，不用再摸黑走山路。

李志明家是县城里少有的二层楼房，是他父母退休时单位分的。

一楼住着他父母，二楼是我们的新家，虽然只有两间房，但收拾得干净整洁。

李志明为人和善，对我也体贴。

他知道我爱看书，特意在卧室里给我安了一个小书架；知道我喜欢花，就在阳台上放了几盆君子兰。

我如愿调入县城中学，开始了新的教书生涯。

县中的条件比彭家坳好太多了——砖瓦结构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还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

我如鱼得水，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并凭借着在山区积累的教学经验，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尊重。

可时间久了，我发现丈夫在学校里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能干。

他的教导主任位置，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他叔叔在教育局的关系。

工作中，他循规蹈矩，缺乏创新精神，对学生的问题也常常避重就轻。

而我，因为在山区摸爬滚打的经验和对学生的耐心，反而很快得到了同事和学生的认可。

＂苏老师，您能不能辅导下我儿子？他初三了，成绩一直上不去。＂隔壁班的班主任私下找到我。

＂苏老师，能不能谈谈经典文学作品在现代教学中的应用？＂教研会上，校长点名让我发言。

渐渐地，我成了学校里的骨干教师，而李志明却始终是那个靠关系获得职位的教导主任。

他看着我的成长，眼神里有欣慰，也有一丝不自在。

＂你比我更适合做教导主任。＂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

我知道他心里有落差，便常常在家里刻意示弱，让他找回些自信。

我们的生活平静而规律，早上一起去学校，晚上一起回家吃饭，周末偶尔去看看电影或是逛逛街。

李志明的父母对我很好，常常塞给我些家里做的小菜或是水果，说是让我补补身子。

＂老师的工作辛苦，要多吃点。＂婆婆总是这样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平淡中带着温馨。

直到第三年，一场教育改革如暴风雨般袭来。

县里决定裁减冗员，合并部分学校，优化教师队伍。

学校里人人自危，教师办公室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听说这次要裁一半人呢。＂

＂肯定是看资历和能力吧？＂

＂也不一定，关系硬的照样能留下。＂

流言蜚语在角落里暗暗涌动，像是躲在阴影中的老鼠。

最终，改革方案出台了——学校合并重组，裁员是必然的。

我因教学成绩突出被提为教研组长，而李志明却因能力不足被降为普通教师。

＂老师们，这次改革是为了提高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校长在全体会议上说，＂希望大家理解并支持学校的决定。＂

会议结束后，李志明一言不发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脚步沉重得像是灌了铅。

＂没事，这样也好，我压力小多了。＂回到家，他勉强笑着说，但我看得出他眼里的失落。

那段日子，我们的家庭关系陷入低谷。

李志明变得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喝闷酒，有时醉到很晚才回家。

＂我不是个好丈夫，连自己的饭碗都保不住。＂他醉后常常这样自嘲。

我试着安慰他，可话到嘴边又不知如何开口。

我开始怀疑，当初是不是因为看中他的职位和稳定才答应的婚事？

如果是这样，那我岂不是太功利了？

可转念一想，即使他现在只是个普通教师，我依然愿意和他在一起，这不就说明了什么吗？

一天晚上，我整理抽屉时，无意中翻出了那块小川送我的手帕。

五年过去了，不知道小川现在怎么样了？

那些在山区的日子，那些纯真的师生情，那些艰苦却充满意义的教学经历，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突然感到一阵惭愧——当初离开彭家坳时，我满心欢喜，以为终于逃离了那片贫瘠的土地。

可现在想来，那里留下了我最真挚的教育情怀。

正当我沉浸在回忆中时，传来了敲门声。

＂有你的信。＂李志明递给我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小川的。

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里面是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和一封长信。

他已考入省城重点大学中文系，决定毕业后回乡任教。

信中他写道：＂苏老师，是您让我知道，教育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永远记得您说过的话：＇知识就像种子，播撒在哪里，哪里就会开花结果。＇我想回到彭家坳，把这些种子继续播撒下去。＂

读着读着，我的泪水模糊了视线。

我把信给李志明看，他沉默良久，突然说：＂其实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当老师的料。＂

那晚，我们彻夜长谈。

李志明坦言自己当初选择教师这条路，主要是因为家族的期望和职业的稳定。

＂我爸妈都是老师，他们希望我也能继承这个职业。可我骨子里其实不太喜欢。＂

＂那你喜欢什么？＂我好奇地问。

李志明眼睛一亮：＂我其实喜欢经商。小时候就爱跟着舅舅去市场，看他做生意。上学时，我常常帮同学们买卖小东西，赚点零花钱。＂

他说着，表情变得生动起来，像是回到了少年时代。

＂那就去试试吧，趁我们还年轻。＂我握住他的手，鼓励道。

＂可是...教师的铁饭碗...＂

＂铁饭碗养不活心里的梦想。再说了，现在我已经是教研组长，收入也不错，足够我们生活了。＂

李志明眼中闪烁着感动和犹豫：＂你真的支持我转行？＂

＂当然，我嫁给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职业。＂

半年后，李志明辞职开了一家小书店，专卖教辅资料和文学书籍。

一开始，亲戚们都不理解，说他＂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去做什么不靠谱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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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业时，生意惨淡，常常一天下来只卖出几本书。

＂要不要我去找找关系，看能不能让你回学校？＂我曾这样问他。

他却摇摇头：＂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走下去。况且，我现在比在学校时快乐多了。＂

我发现，做生意的李志明完全是另一个人——他变得自信、开朗，充满活力。

他会和客人热情地讨论书籍，推荐适合的教辅材料，甚至开始组织一些小型读书活动。

我常在下班后去帮他整理书籍，两人配合默契，渐渐地，书店有了固定客源，生意也好起来。

我们将书店取名为＂春蚕书屋＂，以纪念那段在彭家坳的日子和那块承载着师生情谊的手帕。

书店的一角，我们专门设立了一个＂山区支教＂的募捐箱，用来收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籍和学习用品。

我们用赚来的钱，每年资助几个山区的贫困学生，其中第一个受助的就是彭家坳的一个女孩。

＂这样，我也算间接完成了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李志明常常这样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县城的经济也日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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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春蚕教育＂成了县城最有名的教育用品连锁店，在附近几个乡镇都开了分店。

我们的生活也渐入佳境，买了新房，添置了新家具，甚至还有了一辆小轿车。

＂苏老师，想不到你这么有眼光，嫁了个好老公啊！＂同事们开玩笑地说。

我只是淡淡一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回到了彭家坳。

曾经的土砖房学校已经变成了崭新的教学楼，操场上铺着塑胶跑道，教室里装了电风扇和投影仪。

小川已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当年我送给他的一本《朝花夕拾》，书角已经磨得有些卷了。

＂苏老师，没想到您还记得这个地方。＂小川激动地说，眼睛里闪着泪光。

＂怎么会忘呢，这里有我最宝贵的教育记忆。＂我环顾着焕然一新的校园，感慨万千。

＂多亏了您和李老板这些年的资助，我们学校才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小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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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他们的笑脸和二十年前的学生们重叠在一起，我忽然明白，人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选择与被选择的差别。

我和李志明，一个留在讲台，一个走向社会，却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找到了价值。

＂张校长，这次我们带来了一批新的电脑，希望能帮到学校。＂李志明说着，从车上搬下几个大纸箱。

小川感激地握着我们的手：＂谢谢你们一直没有忘记彭家坳。＂

参观完学校，我们又去看了当年租住的那间小泥屋。

王大娘已经去世多年，但她的儿子还记得我。

＂苏老师！我娘生前常提起你，说你是个好人！＂他热情地留我们吃了顿农家饭——青菜豆腐，炒土豆丝，还有一碗山里采的野菌汤。

饭桌上，他告诉我们村里的变化——通了公路，装了自来水，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

＂现在的娃娃可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多了，学校条件好，老师也负责任。＂他感慨道。

回程的汽车上，李志明握着我的手说：＂当年要不是那则征婚启事，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相遇。＂

我笑了笑：＂有些缘分，看似偶然，却是命中注定的转站。就像当年我被分配到彭家坳，又遇见你，又经历了这些变化...每一步都像是命运早已安排好的。＂

＂那你后悔过吗？放弃城里的工作，来到山区教书？＂他问。

我摇摇头：＂从来没有。正是那段经历，塑造了现在的我。如果重来一次，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

窗外，夕阳把远处的山峦染成金色，就像当年我第一次来彭家坳时看到的那样。

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带着这些年来的所有故事，和更加丰盈的心灵。

汽车驶出山区，眼前的景色渐渐变成了平原和城市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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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哥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