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传红,中共党员,1968年11月出生,1992年7月参加公安工作,现任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任,法医学博士,正高级主任法医师,刑事技术专家组负责人。从警33年来,参与案件现场勘查3000余起,检测鉴定各类案件1万余起,通过法医物证技术检验认
朱传红,中共党员,1968年11月出生,1992年7月参加公安工作,现任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任,法医学博士,正高级主任法医师,刑事技术专家组负责人。从警33年来,参与案件现场勘查3000余起,检测鉴定各类案件1万余起,通过法医物证技术检验认定犯罪嫌疑人5000余名,利用DNA技术直接揭露犯罪、证实犯罪1800余起;先后主持、参与省部级攻关科研项目和课题11项,多次荣获公安部、省、市科技进步奖。曾荣立个人一等功2次、二等功1次,先后荣获全国公安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先进个人、湖北省先进工作者、湖北省“荆楚工匠”、武汉市“大城工匠”、武汉市劳动模范等称号,担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客座教授。
4月8日上午,明媚的阳光洒在洁净的玻璃窗上,实验室里安静得只能听到仪器运转发出的细微声响,身穿白大褂的朱传红正在这里忙碌。他戴着乳胶手套,从离心机轻轻取出装有样本的试管,移步到PCR扩增仪前,熟练地打开仪器舱门。无数次的操作已让他形成肌肉记忆。随即,他又来到电脑前,快速敲击键盘输入指令,一个复杂的图谱呈现在屏幕上,他神情专注地盯着图谱和数字陷入了沉思。朱传红说:“用科技利刃护卫公平正义是我永远的追求和初心。”
“将自己的专业知识直接应用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工作中,让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记者:您为何会选择加入公安队伍?
朱传红:中学时代的我很爱读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华生这个角色让我了解到法医这个神秘有趣又充满挑战的职业,并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得到了母亲的支持,便将法医专业列入了高考志愿的重要选项。当时,全国仅有少数几所院校设有法医专业,恰好当年位于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招生,机会难得,我顺利被录取。法医专业的学生也有到医院、科研等单位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的。我选择从警之路,是因为公安工作涉及各类案件,法医的专业技能在这些案件的调查和处理中起着关键作用。我认为,将自己的专业知识直接应用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工作中,让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可以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公安机关团队协作的工作环境能让法医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同时也能从其他刑事技术甚至其他警种中学到知识和技能,拓宽自己的职业视野。
记者:学医很辛苦,从事法医工作环境也很艰苦,您如何始终保持热情并坚守初心?
朱传红:解剖学、病理学、药理学等专业课本都是大部头,沉甸甸的。大学期间我没有一天懈怠,课程内容多,晚上挑灯夜战,听完精彩的讲课,连夜就开展解剖实验,之后还要反复思索消化。工作以后,一有空闲,我便会坐下来翻开专业书籍、刊物,结合实际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或与同事们研讨。对于法医来说,勘验现场、解剖尸体等任务繁重,面对不分白天黑夜的待命,高度腐败甚至生虫的尸体以及扑鼻难闻的气味,对心理承受能力有非常高的要求。
从警33年,法医于我而言,不仅是一项工作,更是神圣的使命。物证不会说谎,当我们运用科学利刃,揭示案件真相,捍卫公平正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定幸福的时候,一种职业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这也激励我们更加热爱这个岗位,坚守从警初心。
记者:您认为科技在当前的刑事侦查工作中发挥着哪些重要作用?
朱传红:DNA检验鉴定技术刚起步时,我们只能鉴定区分血迹中的ABO血型,可以排除非作案人,不能完全认定犯罪嫌疑人。现在,我们能从更多检材中提取DNA进行鉴定,锁定嫌疑人。近年来,我们还将保留了10多年甚至20多年的物证重新检验鉴定,侦破积案。2011年9月的一天,一个福利彩票店的女店主被刺身亡,现场留有男性血迹。当时受刑事技术条件限制,案件一直未破。去年6月,我们的DNA实验室攻坚清理积案,在极其有限的检材中提取豌豆大小的检材,经过比对,发现湖北黄冈一男子有重大嫌疑。当年7月16日中午,这名男子被押解回武汉,经过进一步比对,确认其正是此案的犯罪嫌疑人。
科技在现场勘查和证据收集、物证检验鉴定、现场模拟重建、信息分析研判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DNA分析可以通过比对犯罪现场遗留的生物样本与嫌疑人的DNA,为案件定性提供有力依据。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还可以对海量的案件信息、人员信息、社会数据等进行快速筛选、分类、分析,帮助侦查人员发现案件线索和犯罪规律。
“这个专业领域值得深耕,我愿意扎根于此,不断创新战法,支撑实战”
记者:得知要建立DNA实验室,您当时有什么感想?
朱传红:1992年,我大学毕业后,迈进了武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后更名为刑事侦查局)的大门,每天不分昼夜地跑现场、搞勘查,积累工作经验。1995年初,得知武汉市公安局要建DNA实验室,我的干劲更大了。当时,在这一领域,全国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刚起步,遗传标记、亲缘关系的认证都处于摸索阶段,武汉公安的这种拓荒精神和魄力点燃了我的工作激情。我主动请缨,承担筹建实验室的任务。市公安局专门腾出一个大房间,配备先进设备供研究使用。如此重视让我感到领导和同志们的期待和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当时,国内研究资料甚少,我找到的资料全是英文的,就一边翻译一边啃内容,同时展开实验。1995年3月至6月,武汉市某区连续发生多起涉及抢劫、强奸、杀人的案件,我尝试着将这些作案手段不同的案件串并起来,运用法医学知识和DNA检验技术,另辟蹊径,协助办案单位24小时内就锁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这是湖北省首起运用DNA技术侦破的案件。我十分感慨,这个专业领域值得深耕,我愿意扎根于此,不断创新战法,支撑实战。
记者:多年来,您所在的DNA实验室取得了哪些进步,研究课题在实战中有哪些应用?
朱传红:DNA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大大提高了DNA检验在案件侦查中的作用。检测方法更快速、更灵敏、更准确,易于标准化和建立数据库。与此同时,自动化设备更完善,数据库也更丰富。武汉市公安局的DNA实验室2008年起建设数据库,2013年开始进行脱落细胞鉴定,同年被评为公安部一级实验室。
攀登DNA技术高峰之路,也是我的成长之路。2005年,我获得法医学博士学位。其间,我沉浸在研究公安实战应用课题的乐趣中。2004年,河南邓州一位85岁的独居太婆突然在家中死亡,家属起初怀疑其不小心摔倒导致死亡,但在清洗头面部时却发现了打击伤,便立即报警。经现场勘查,打击太婆的就是其门后的锄头,但侦查工作进行数月没有进展,河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民警来武汉辗转联系上我。案发位置偏僻,环境相对封闭,我建议他们采用新型DNA技术进行比对,当即比中了一名对象。随即,扩线追踪比对排查40余人,犯罪嫌疑人就这样被找出来了。应用这个方法,我陆续助力侦破疑难案件100余起。
2022年10月,受湖北省公安厅委派,我认真研究一起28年未破的双尸案相关资料,从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痕迹特征分析,认为是熟人作案,在排查时以案件现场为中心,重新采集血样,结果不到1周时间,就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嫌疑人在逃28年后,在广西落网。2016年,我受公安部指派参加了全国命案积案攻坚工作,参与侦破疑难命案5起。
记者:作为DNA专家,您为何坚持“大现场、大物证”理念?
朱传红:术业有专攻,我在实战中深深体会到,好技术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定要有“大现场、大物证”理念。时间回溯到DNA实验室建设初期,那时候,武汉市公安局为了帮助我攻坚克难,不仅请来DNA专业老师指导我,还专门挑选法医损伤、现场勘验方面的专家担任我的导师。我的学习体会是,要以专业为根本,又要突破专业局限,更多了解现场勘查、痕迹勘验等多方面专业知识,甚至是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用“全局观”分析案件,全面呈现案件原貌,还原犯罪过程,确定案件性质。这样,DNA技术才能发挥更大更好的实效,防止各种遗漏和偏差。我曾在复勘现场时,得出与最初勘查不一样的结论,帮助纠正工作思路。我在给年轻民警作指导、培养青年骨干时,非常注重向他们灌输“大现场、大物证”的理念,希望他们成长得更顺利、更全面。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团队、群体、战线的力量是巨大的”
记者:您愿意将自己总结的经验、取得的成果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行,这一点非常值得敬佩。
朱传红: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团队、群体、战线的力量是巨大的。2015年6月,曾发生一起游轮沉没事件。在这起灾难事件发生后,我们接到了一项前所未有、异常繁重的任务——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在公安部专家的指导和协助下,我们DNA实验室承担起遇难者遗体与亲属的DNA检验、数据比对及亲缘关系确定等工作。由于一些生物检材的原因,我们采用全自动操作平台无法完全获得准确的DNA检测结果,必须以半人工和人工的方式进行。为了确保每一个检测结果精准无误,对每一份检材,工作人员都用三种方式分别检测两次。初步结论出来后还要不断进行复查、复核,有的复核3次以上。我和团队的所有同事连续奋战七天六夜,检验遇难者及亲属DNA样本2087份,准确认定遇难者遗体身份,为事件处置奠定了科学基础。
我深知,DNA技术绝非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的力量能够推动和壮大的。从1998年起,我坚持将大多数业余时间用于普及和推广法医DNA技术。我认真撰写授课提纲,制作100余套幻灯片,有理论也有案例,更多的是多个专业交叉融合和应用的经验总结。“接触性DNA发现、提取及检验策略”“高效现场勘验,提升DNA应用能力”等专题被列为全国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必选课程。近5年来,我在省内外授课100余次,培训学员6000余人次。我很愿意和同行一起分享、探讨,也希望我们一起运用科学技术守护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百姓的平安幸福。
记者:在推广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DNA实验室有什么收获?
朱传红:依托公安部重点实验室这个平台,我们吸纳现场勘验、法医、DNA、理化等专业青年骨干技术人员作为培养对象,根据专业、实战需求进行重点培养,现已有不少民警成为各专业的专家和骨干,其中有10人次在湖北省及武汉市的刑事技术大赛中获奖。近几年来,武汉公安运用DNA技术揭露、证实犯罪的数量以每年150%的比例高速增长。由于打击精准有效,武汉市刑事发案持续下降,市民群众的满意率也不断提升。
来源:平安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