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我刚从县城缝纫厂领了工资，二十八块六毛钱，用红色票花纸包着，塞在内衣口袋里，贴着心口的位置。

《傻弟弟的金色心意》

＂姐，这个亮闪闪的，你喜欢吗？＂弟弟盯着玻璃柜里的金项链，眼里闪着光。

店员瞥了我们一眼，眼神里带着疑惑和一丝不屑，她穿着统一的蓝色制服，手指不停地敲打着柜台。

那是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我刚从县城缝纫厂领了工资，二十八块六毛钱，用红色票花纸包着，塞在内衣口袋里，贴着心口的位置。

自从父母六年前在大雨天修屋顶时双双意外离世后，我和比我小六岁的弟弟柱子相依为命，那年我刚满十八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却早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柱子从小脑子不大灵光，县医院的李医生说是出生时缺氧导致的智力障碍，但他心地纯良，总是笑呵呵的，一张圆脸上的两个酒窝深深的，像是小土坑。

＂姐姐，咱们买吧。＂柱子总是这样，看到我喜欢的东西就想买，却不知道这金首饰要几百块钱，是我们半年的口粮钱。

＂傻柱子，走吧，姐姐买不起。＂我拉着他的手，手心里全是他的汗，他总是容易紧张，特别是在陌生的地方。

离开金店时，柱子的脖子扭得像麻花，直到金店的红色招牌在视线里消失，他才失落地垂下头，像霜打的茄子。

我们住在厂里分配的筒子楼里，两间半砖瓦房，一进门是三平方的小客厅，放着一张方桌和两把木椅，左边是我的卧室，右边是柱子的小间。

夏天这房子烤得像蒸笼，水泥地面都发烫，冬天冷得墙角结冰，炉子烧不热，我们就挤在一张床上，用两床棉被裹成蚕蛹。

隔壁是王婶子，整天絮絮叨叨，但心肠不坏，丈夫早逝，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如今儿子也分配到县城电影院工作，时常会送些电影票给我们。

王婶子常说：＂林巧啊，你这辈子就栓死在柱子身上了，多不容易。＂她说这话时手里总在搓麻绳，鼻尖上的汗珠摇摇欲坠。

那天我带柱子去金店，是因为工友高玲结婚，她婆家给的三金让厂里姑娘们羡慕不已，黄澄澄的金耳环、金戒指和金项链在太阳下闪着光，像是抓住了整个春天的光彩。

我知道自己这辈子怕是没这福气了，但看看总是好的，也让柱子见见世面，哪知道他竟然看呆了，像是见到了天上的星星。

＂姐，人家为啥能有，你没有呢？＂回家的路上，柱子突然问我，眼睛里充满了困惑。

＂因为姐姐没本事呗。＂我故作轻松地拍拍他的肩膀，＂走，姐带你去吃冰棍。＂

五分钱一根的冰棍，柱子总是吃得特别慢，像是要把这甜蜜的凉意延长到永远，嘴唇冻得青紫也不肯停下，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幸福的笑容。

缝纫厂的活越来越多，家家户户都想在过年时添几件新衣裳，我常常加班到深夜，眼睛熬得通红，手指上的针茧厚得能划火柴。

缝纫机踏板的声音和收音机里播放的《四郎探母》成了我生活的背景音，常常到半夜才回家，路过电影院，有时能看到露天场地里挂着的白布屏幕上的光影，三毛电影让围观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家里总是亮着灯，柱子怕黑，也怕我回来时撞到东西，就把屋里仅有的一盏二十五瓦的灯泡拧亮，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我，不管多晚。

＂姐，你回来啦？＂每次看到我，他都像是看到了失而复得的宝贝，语气里满是惊喜。

＂嗯，吃饭了没？＂我问他，虽然知道答案，他从不会自己先吃。

＂等你一起。＂柱子咧嘴一笑，赶紧去灶台上揭开盖着的碗，里面是他做的白菜豆腐汤和蒸的红薯，热气腾腾的。

＂你看，我学会煮饭了。＂柱子得意地说，眼睛亮得像黑夜里的星星。

虽然汤总是咸了点，红薯也常常夹生，但这是柱子的进步，我从不嫌弃，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夸他是个好厨子。

柱子虽然傻，但很勤快，每天负责打扫院子，有时还帮邻居拎水提煤，那时候自来水还没通，要去街头的水管处排队接水，大家都提着铁桶，一等就是半个钟头。

春天的风裹着煤灰，东北老铁厂的烟囱日夜不停吐着黑烟，柱子干活回来总是一脸黑，像是从煤窑里钻出来的。

我用粗布给他缝了口罩，剪了两条带子在后面绑着，他却老是忘记戴，说戴着闷得慌，嘴一张口罩就掉，没办法和人说话。

五月的一天，我发现柱子开始捡废品，先是报纸，后来是瓶子罐子，甚至废铁丝，布袋子里装得鼓鼓囊囊的，走路时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我担心他会被人骗，这世道骗子多，特别是那些专门欺负老实人的，就叮嘱道：＂柱子，别捡那些脏东西回来，容易生病。＂

柱子点头如捣蒜，一个劲地说知道了，但第二天早晨，天还蒙蒙亮，他就背着麻袋出去了，袋子里还放了半个冷馒头，那是他的早饭。

傍晚回来时，他的手上划了几道口子，我心疼地给他擦药，问他怎么回事，他只说是不小心，眼神飘忽不定。

我那时正为厂里的竞选先进个人忙碌，每天加班加点，根本没时间追问他的行踪，只记得每天灶台上都有热饭，院子总是扫得干干净净的。

老牛是我们院唯一对柱子好的男孩，家住二楼，在自行车厂当学徒，比柱子大两岁，但从不欺负他，反而常和他一起玩，教他修自行车、搭积木。

有一天放工后，老牛悄悄拦住我，神神秘秘地说：＂林姐，柱子最近总往工艺社跑，不知道在捣鼓啥，你知道不？＂

工艺社在县城最东边，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三站地，柱子从没有自己去过那么远的地方，我心里一惊，担心他会迷路或被人欺负。

那天晚上他回来晚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院子里来回踱步，王婶子也帮着问遍了附近的邻居，都说没见到柱子。

就在我准备去派出所报案时，院门吱呀一声开了，柱子低着头走进来，手上全是细小的伤口，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划的，衣服也脏兮兮的。

＂你干啥去了？急死姐姐了！＂我又心疼又生气，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八度，引得邻居们探头张望。

＂没，没啥。＂柱子低着头，两只脚在地上画圈，手背在身后，像是藏着什么东西。

＂手上的伤怎么回事？给我看看。＂我扯过他的手，发现手指上全是针扎一样的小洞，有些地方已经红肿发炎。

＂没事，不疼。＂柱子缩回手，眼睛躲闪着我的目光。

＂以后不准乱跑，听到没？外面多危险啊，你要是走丢了，姐姐可怎么办？＂我盯着他的眼睛，希望他能明白我的担忧。

＂知道了，姐。＂柱子低声应着，但眼神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

第二天一早，我去上班前特意叮嘱王婶子帮忙照看柱子，王婶子爽快地答应了，说会经常到我家门口看看。

但接下来的日子，柱子竟然连着三天没回家，我请了假，跑遍了小镇的每个角落，却找不到柱子的踪影，派出所的同志说如果找不到就去报案，但我不敢，怕柱子的情况会让他们把他送去福利院。

那三天，我几乎没合眼，县城虽小，但对于柱子来说太大了，他认不全路，辨不清方向，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

街坊四邻议论纷纷，有人说柱子是不是嫌家里穷跑了，也有人说他可能是被人贩子盯上了，王婶子叹气道：＂这孩子不会是被人骗走了吧？＂

我拿着柱子穿过的旧毛衣四处询问，像失去理智一般，脸上的泪痕都没时间擦，嗓子叫哑了也不停歇。

第四天清晨，天蒙蒙亮，鸡刚打鸣，我正在灶台前熬稀粥，准备出去继续找人，突然听见门外有脚步声，然后是钥匙转动的声音。

柱子回来了，蓬头垢面，眼睛下有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整个人瘦了一圈，但手里却小心翼翼地捧着个纸包，像是捧着世间最珍贵的宝贝。

我又气又喜，刚要发作，他就打开包裹，小心翼翼地掏出里面的东西：＂姐，给你的。＂

里面是几件粗糙的金首饰——一条小项链、一对耳坠和一个手镯，做工虽然不精细，还能看出些许锤打的痕迹，但在从窗户透进来的晨光中，它们泛着金子特有的温暖光泽。

＂这...这是哪来的？＂我惊得说不出话，脑子里全是可怕的想法，生怕柱子干了什么傻事。

＂我做的，我做的。＂柱子兴奋地说，眼里满是期待，＂姐，你戴上看看。＂

我的手颤抖着，不敢接，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金子是什么概念？那可是要好几百块钱才能买到的东西，柱子一个月的零花钱才五块，怎么可能有金子？

就在我惊疑不定之际，院子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敲门声，我打开门，看到厂长陈大妮站在门口，身后还跟着一个陌生的老人。

陈大妮是个四十出头的女人，留着齐耳短发，走路带风，说一不二，厂里人都怕她三分，但她对老弱妇孺格外关照，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困难户，常会多分配些活儿让我多赚些钱。

她进门就看到桌上的首饰，先是一愣，然后笑了：＂林巧，你弟弟真是个有心人。＂

原来，柱子这三个月来，每天早出晚归，不是去疯玩，而是在捡废品。

他把捡的废铁、废纸和酒瓶换了钱，每天省下买冰棍的钱，甚至连午饭有时都不吃，就为了积攒钱买点金线，然后跑到工艺社，求老师傅教他编织金饰。

陈大妮身后的老人是工艺社的张师傅，六十多岁，戴着老花镜，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镌刻着岁月的痕迹。

他说柱子用攒的钱买了细细的金线，又帮工艺社扫地、烧水、磨工具，就为了能跟他学手艺，开始他觉得柱子脑子不灵光，没当回事，谁知道这孩子天天来，风雨无阻。

过了几天，柱子学会了简单的编织，但手艺还是很粗糙，张师傅怕他弄坏金线，好几次想把他赶走，但柱子总站在门口不走，有时一站就是大半天，直到张师傅心软答应再教他一次。

那三天柱子日夜守在工艺社，就为了赶制这些首饰，手指都扎出血了也不肯停，身上带的干粮吃完了就饿着，渴了就喝凉水，晚上就睡在工艺社的角落里，半夜惊醒了就继续干活。

＂为啥要做这个呀，柱子？＂我声音哽咽，又是感动又是心疼，恨不得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这个傻弟弟身上。

＂姐，你上次看金店里的东西，眼睛亮亮的。＂柱子挠着头，憨厚地笑了，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我就想，姐姐天天辛苦，也应该有亮闪闪的东西。＂

那一刻，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往下掉，砸在那金手镯上，反射出碎裂的光。

我竟忘了，那年冬天，单位组织参观县展览馆，路过金店时，我看着橱窗里的金戒指感叹了一句：＂真好看。＂

许多人说过这样的话，转眼就忘了，可柱子记在了心里，藏在看似简单的脑袋里，变成了一个执着的念头。

张师傅告诉我：＂你弟弟虽然慢，但他有双巧手。开始我真不想教他，怕他弄坏金子。＂

老人粗糙的手指划过那些首饰，眼睛里有欣赏的神色，＂可他天天来，说是要给姐姐做礼物，这孩子嘴笨，可心里头有一团火，比谁都热。＂

＂这份心意，比金子还珍贵啊。＂张师傅拍拍柱子的肩膀，眼里有欣慰的光芒。

＂姐，你戴上吧，戴上吧。＂柱子迫不及待地拿起那条小项链，想给我戴上，手却抖得厉害，怎么也扣不上扣子。

我接过项链，轻轻地戴在脖子上，又把那对小耳环戴上，最后将柱子做的手镯戴在手上，虽然粗糙，却闪着温暖的光。

厂长陈大妮笑着说：＂林巧，今天就别上班了，好好陪陪你弟弟。这孩子这些天可没少受罪。＂

她临走时又补了一句：＂下个月工艺社要招学徒，我看你弟弟就挺合适，虽然脑子转得慢，但手巧啊，这年头，手巧的人不愁没活路。＂

那天我们姐弟俩踏着晨光去了县城的照相馆，花了一块八毛钱拍了一张合影，我戴着柱子做的首饰，他穿着我给他缝的新衬衫，两人的脸都笑得像绽放的花，那张照片一直摆在我家的柜子上，二十多年过去了，照片虽然泛黄，但笑容依然鲜活。

厂里的姑娘们看到我脖子上的金项链，手腕上的金手镯，都惊讶地围过来问：＂林巧，你哪来的金首饰？是不是谁家小伙子送的？＂

我骄傲地说：＂我弟弟给我做的。＂声音里是藏不住的自豪。

＂就是你那个傻——＂话说到一半，看我脸色变了，说话的人赶紧改口，＂就是你弟弟？他会这手艺？＂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他不傻，他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份纯真，少了一份世俗的聪明罢了。

当年那些嘲笑我＂一辈子被栓死＂的人现在都不再那么说了，院子里的王婶子每次看到柱子，都会亲切地唤他＂小能人＂，还会炖鸡蛋给他补身体。

那年秋天，工艺社真的破例收了柱子当学徒，每月有十八块钱的固定工资，虽然不多，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柱子虽然学得慢，但他专注认真，手艺日渐精湛，特别是编织技艺，在全县都是一绝，后来还被选送去省里参加比赛，虽然没得奖，但他编织的金叶子被省工艺品商店的负责人看中，专门定制了一批。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们搬出了筒子楼，用积蓄和单位借的钱，在县城边缘买了一处小平房，两间正房一间厢房，还有个小院子，柱子在院子里种了几株葡萄，到了夏天，绿荫满架，紫色的葡萄挂满枝头，邻居家的孩子常来摘几颗尝尝鲜。

八十年代末，我经人介绍，认识了县建筑公司的会计李庆海，他比我大三岁，性格温和，最重要的是，他不嫌弃柱子，还常带柱子去钓鱼、下象棋。

李庆海第一次上门提亲，我就把话挑明了：＂我和弟弟是一辈子的事，谁娶我，就得一起照顾他。＂

李庆海笑着说：＂我明白，你放心，我家里兄弟姐妹多，从小就习惯照顾人了。＂

婚后，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日子和和美美的，我和李庆海有了自己的孩子，还是柱子最疼这个小外甥，整天抱着逗，教他说话、走路。

每当我看到手腕上的那个手镯，就想起弟弟笨拙却真诚的笑容，那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一直戴着这么粗糙的手镯？你现在条件好了，换个精致的不好吗？＂

我总是笑而不答，因为他们不会明白，这个手镯对我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的物质价值。

人们常说柱子是个＂傻子＂，但在我眼里，他的心比谁都明亮，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爱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用心感受、执着付出。

这世上，有些＂傻＂比聪明更珍贵；有些情，比金子更永恒。

如今，我已年过半百，柱子也有了自己的小家，他娶了同样有些智力障碍的丽丽，两人经营着一家小小的工艺品店，生活简单而满足。

每逢春节，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桌上总少不了一盘红烧肉和一碗白菜豆腐汤，那是柱子最爱吃的，也是我们共同记忆的味道。

夜深人静时，我常会摩挲着手腕上那个已经有些磨损的金手镯，思绪回到那个贫困却充满爱的岁月。

生活从不会一帆风顺，但爱永远是最温暖的阳光，穿透坚硬的岁月，照亮我们的心房，让我们在黑暗中也能看到希望。

弟弟的手艺和他的爱，都是这世间最珍贵的礼物，它们教会我：真正的财富，不在于拥有多少金银财宝，而在于心中那份永不磨灭的亲情与爱。

来源：大源萌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