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下窑火明：探寻西夏瓷业兴衰背后的文明交融秘史

摘要：2025年3月31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项入围终评项目，其中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是西北地区唯一入围终评的制瓷业遗存。它的存在年代从11世纪中叶延续至13世纪初，几乎与西夏国的历史同步。下面我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记载，来为大

#我的宝藏兴趣#2025年3月31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项入围终评项目，其中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是西北地区唯一入围终评的制瓷业遗存。它的存在年代从11世纪中叶延续至13世纪初，几乎与西夏国的历史同步。下面我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记载，来为大家讲述这座千年窑址背后的故事，来展示西夏国瓷业的发展历史。

宁夏贺兰山苏峪口窑址航拍图

据《宋史·夏国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记载，西夏王朝是由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建立。党项族起源于古羌族，后有北魏拓跋鲜卑分支加入，最早生活在甘肃、青海一带。吐蕃崛起后，他们生存空间受挤压，逐渐向内地迁徙。晚唐时期，首领拓跋思恭因协助朝廷平定黄巢起义有功，获封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在夏州（今陕西靖边）、银州（今陕西榆林）立足。经过五代十国的纷乱，到北宋时党项已成为西北地区的实际割据政权，公元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称帝，建立西夏国。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西夏是一个军事强大的游牧国家，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然而事实上西夏却是一个科技、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政权，拥有自己的文字、货币体系及医药知识。由于地处丝绸之路东段，控制着中原、北方草原与西域、中亚的贸易，经济较为发达，催生出门类齐全的手工业。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西夏的手工业主要有金属加工、瓷器、纺织、皮革、造纸、印刷等行业。其中冷锻甲技术在当时堪称一绝，锻造的 “瘊子甲”装备的重骑兵“铁鹞子”战斗力极其强悍。而瓷器制造则是西夏的又一支柱产业。

西夏鼎盛时期的疆域

在贺兰山东麓的褶皱深处，隐藏着西夏王国的两大瓷业核心 —— 灵武窑与苏峪口窑。前者位于银川市东南的灵武市宁东镇灵新煤矿东侧，因所在地区有大片与煤炭伴生的高岭土资源，而成为西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陶瓷制造中心，其年代从西夏中晚期历经元明清三朝；后者坐落于贺兰山东麓的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东距银川灵武窑址约40公里。从2021-2024年的考古发掘显示，苏峪口窑年代早于灵武窑，从西夏建国初期一直延续到西夏灭亡时。

灵武窑址与苏峪口遗址的大体位置

灵武窑兴起于西夏国力衰退、即将被蒙古帝国攻灭的前夜，而苏峪口窑衰落于西夏灭国时，因此学界认为灵武窑继承了部分苏峪口窑的人才和技术。这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考古发掘中也被印证。1984至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灵武窑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系统性考古发掘，清理出西夏至元代的窑炉4座，瓷器作坊9组，出土了大量白釉剔花、白釉划花、黑釉剔花、白釉点褐彩等瓷器。

西夏灵武窑白釉褐彩三开光花卉纹剔划花四系罐

剔花瓷是灵武窑瓷器独树一帜的特色瓷器，其黑釉剔花工艺以 "白地黑花" 为基础，先施白化妆土再罩黑釉，烧制时剔除黑釉后露出白色花纹，形成强烈对比。典型器物如褐釉剔刻花扁壶，器型模仿游牧民族皮囊形状，腹部开光内剔刻折枝牡丹，开光外满布水波纹，胎釉反差犹如 "墨染冰山"。这种技法与磁州窑白地黑花刻花磁同源，但西夏工匠更注重纹饰的立体层次，常将开光外的地纹刻划成细密的斜道，形成类似浅浮雕的视觉效果。当时考古界对灵武窑址的评价是“没有经过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便突然兴盛起来”。学界的猜测是，随着蒙古帝国统一北方，金国下辖的河北磁州窑的部分工匠迁徙到了河套平原，促使灵武窑快速崛起。

灵武窑黑釉剔花扁壶

然而苏峪口窑址的发现与发掘为灵武窑的崛起以及西夏制瓷技术来源提供了更为重要的线索。苏峪口窑发现于201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在2021 - 2024年对该窑址展开系统性发掘。发掘显示，这是一处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大型制瓷遗迹，共清理出窑炉13座、作坊遗迹6组，以及配套的瓷土、石英、石灰、煤矿等多座矿坑。出土了数万件瓷器残片及大量窑具，如匣钵、垫饼等，完整或可修复瓷器约500余件。产品以薄胎细白瓷为主，包括花口碗、高足碗、素面盘盏、瓜棱深腹罐等器物。

苏峪口窑址出土的瓜楞深腹罐

其中花口碗，器型优雅，口沿呈花瓣状，胎质细腻透光，釉色白中泛青，与景德镇湖田窑同期产品高度相似；更令人惊叹的是，苏峪口窑采用了“釉封匣钵口”装烧技术，配合北方传统的马蹄形窑炉，实现了器物釉面的完美呈现。所谓的“釉封匣钵口”装烧技术，是指在烧制瓷器时，为了避免炉灰、炉渣污染瓷器，工匠们为它们专门设计了一个形状配套的“盒子”——匣钵。匣钵用含三氧化二铝更高（70% - 80%）的耐火黏土烧制，尺寸稍大于器物。烧制时底部放置耐火垫饼、垫圈，将瓷胚放置于匣钵中央，避免与周围接触；并且在匣钵口沿和盖子上涂抹一层黏性很强的釉浆。烧制时釉浆快速凝结，于是匣钵内形成高温高压的稳定环境，可以减少釉面挥发，减少气泡形成，保证釉色的透光性、纯净度和光泽度。这种技术源自南方越窑的工艺，暗示南北方的制瓷技术曾有过充分的交流。

苏峪口窑址出土的花口碗

历史上，西夏和北宋王朝一度兵戎相见，爆发过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等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但在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达成“庆历和议”后，保持了20年的和睦相处。熟悉两宋历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一时期的“和议”往往以大宋王朝背负沉重经济负担为代价，从宋辽的“澶渊之盟”到宋金的“绍兴和议”“隆兴和议”，无一例外，庆历和议也不例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除每年赐予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外，在西夏国主生日时还有大量赏赐。

宁夏博物馆收藏的西夏黑釉剔花牡丹纹四系扁壶

这期间，许多包括制瓷业在内的工匠和技术人才应李元昊、李谅祚的请求被宋仁宗赏赐给西夏。他们的到来促进了西夏的科技进步，也促使西夏快速建立了自己的官窑——苏峪口窑。考古发掘显示苏峪口遗址从庆历和议后步入正轨，生产的瓷器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许多出土的匣钵底部有戳印“官”字款，证明这座窑场是西夏的官窑。而且出土的素面盘盏，薄胎轻巧，釉面光洁，与银川附近的承天寺、拜寺口双塔遗址等皇家寺院遗址出土的瓷器风格一致；出土的白瓷板瓦、滴水瓦件等建筑构件在银川市西的西夏皇陵遗址中也有发现。所有证据都表明苏峪口窑是西夏的官窑所在。

苏峪口窑址出土的透光白瓷残片

更为重要的是，苏峪口窑址考古发现还有一项颠覆以往认知的成果，即中国瓷胎最早的“二元配方” 技术的出现。二元配方技术运用最纯熟的是景德镇的制瓷业。元代晚期，为烧制大件的高温硬质瓷，景德镇工匠创造性地采用“瓷石 + 高岭土”的组合，有效提高了瓷胎中的三氧化二铝含量，增强了瓷胎的耐高温性、机械强度和可塑性。通过调整高岭土比例优化了瓷胎硬度与釉面结合效果，从而烧制出典雅端庄的青花瓷。

苏峪口窑址发现的西夏制瓷遗存

而苏峪口窑原来使用的瓷土与景德镇使用的瓷石性能恰恰相反，这里的瓷土三氧化二铝含量很高，达到70%以上。铝含量过高使瓷土的可塑性变差，烧造温度需达到1300℃左右的高温，在平常温度（1000 - 1200℃）下无法烧制出高质量的瓷器。但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克服了这些困难，苏峪口窑的工匠们可能受到南方青白瓷原料的启发，在高铝瓷土中加入大量石英（主要成分二氧化硅），有效稀释了铝含量，降低了胎体收缩率，使瓷胎中的铝和硅含量达到理想状态，在1200℃左右即可烧制出质量上乘的薄胎“高石英瓷”。

苏峪口窑址出土的“官”字款匣钵残片

苏峪口窑址发现了废弃的石英矿坑，研磨石英的石臼、石杵，它们的表面还残留石英粉末，这些发现表明工匠们将石英掺入了瓷土。苏峪口窑烧制瓷器的燃料是煤炭，煤炭的温度稳定，配合马蹄形的倒焰窑炉，更有利于瓷器成品率的提升。“瓷土 + 石英”组合便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制瓷史上最早的二元配方技术，这一考古成果将中国瓷胎 “二元配方” 技术从元代提前至宋夏时期。

也许中国南方的制瓷工匠参与了这次技术革新。从公元1205-1209年，蒙古大军三次攻入西夏，西夏官窑人心惶惶，生产遂停止，窑场解散。一部分党项工匠来到兴庆府一带，加入了刚刚兴起不久的灵武窑。他们的加入使灵武窑瓷器的烧制技术和瓷器质量立即飞升。因此后世没有看到灵武窑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轨迹；其余的汉族工匠撤退回南宋境内另谋生路。他们的后人有人来到的景德镇继续从事制瓷业。受到祖辈流传下来的宝贵知识经验启发，他们再次参与了景德镇制瓷的技术革新，最终在元代晚期成功研制出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

宋代景德镇菊花纹白瓷梅瓶

虽然这个故事只是笔者的猜想，但西夏制瓷业的兴衰，确实透露出：从中原到草原，再从草原到中原的技术流动现象。西夏瓷器的兴盛，本质上是多元文明碰撞的产物。苏峪口窑的煤烧技术早于北方其他窑口，其源头可追溯至北宋定窑、磁州窑的集约化生产模式。而胎土中添加石英的做法，则可能受到南方青白瓷工艺的启发，这种 "南北合璧" 的创新，使西夏官窑在技术上超越了同时期的北方窑场。

更值得关注的是，苏峪口窑的创烧时间与宋夏 "庆历和议" 后的和平期高度重合，暗示其可能存在宋夏官方瓷器烧制技术的交流。20 世纪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木活字，与苏峪口窑的精细白瓷形成互证，揭示了西夏文明的崛起，与宋夏双方技术的传播与文化交融有深层的关联。

苏峪口窑址出土的部分瓷器

西夏灭亡后，灵武窑在政局稳固后，继续烧制剔花、刻花瓷器，并延续至清代；而苏峪口窑因政治原因，逐渐被废弃。这两座窑场的发现，犹如打开了西夏瓷业的 "双生门"：灵武窑代表着党项民族对北方窑系的本土化改造，苏峪口窑则展现了西夏官窑对中原与南方技术的创造性融合。它们留下的不仅是精美的瓷器，更是一部鲜活的文明交流史。从苏峪口窑的高石英瓷到灵武窑的黑釉剔花，从游牧皮囊仿制扁壶到西夏人文雅器，西夏瓷器以物质形态记录了党项民族对多元文化的吸收与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