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她卧床的第三个年头。三年前那场雨来得又急又猛，老伴去菜地里收韭菜，一脚踩空摔进了水渠。听到喊声时，我正在看天气预报，说是明天就晴了。

院子里的萱草花又开了，黄澄澄的，像几十年前老伴第一次见我时戴的那朵。

这是她卧床的第三个年头。三年前那场雨来得又急又猛，老伴去菜地里收韭菜，一脚踩空摔进了水渠。听到喊声时，我正在看天气预报，说是明天就晴了。

“你喊啥呢？”我吼回去，以为她又在抱怨我忘了关鸡笼。

没人回应。

我以为她跟往常一样赌气，就不去理会。直到隔壁王婶子敲门说看见我老伴躺在菜地边上。

到了医院，大夫说是股骨颈骨折，她这个年纪手术风险太大。最后只能上了石膏，说是养几个月就能好。谁知道一直没好全乎。

我家那老旧的二层小楼，楼梯陡得像爬山，上厕所都成了难题。于是我把客厅的沙发搬出去，在原地铺了张床。床头就对着电视机，老伴天天看那些拖拖拉拉的电视剧，笑的时候露出的牙齿比以前少了两颗。

一开始，闺女每个星期都会回来帮忙。她给老伴擦身子、剪指甲，还给我们做一周的饭冻冰箱里。星期天晚上，她收拾收拾就要走，说城里孩子功课多，不能总不着家。

“下周见啊，妈。”

老伴点头，目送她出门，然后眼里就像刚下过雨。

渐渐地，闺女回来得少了。先是两周一次，后来一个月，再后来只在节假日露个面。她给我们买了个微波炉，说冷冻饭菜热一热就能吃。

早上七点，我做完饭就扶老伴起来洗漱。她身上长了褥疮，我从网上买了专门的软垫。那软垫贵得很，顶我大半个月的退休金。

“别买这些没用的，”她总这么说，“攒着钱给孙子买点好东西。”

我装没听见，她又念叨了一遍。

“买了就是买了，你嚷嚷啥？”我有点不耐烦。

她不说话了，摆弄着床头那个掉漆的收音机，听着里面沙沙的越剧。那是我们结婚时她爹娘送的，用了快五十年了，坏了修，修了又坏。去年电池仓都锈住了，我用螺丝刀撬了半天才打开。

村委会来人家访，说可以申请低保和居家养老补助。来的是刘书记的儿媳妇，年轻姑娘，戴着眼镜，提着个公文包，规规矩矩地坐在我家沙发边缘，像是怕把我家沙发坐塌了。

“不用麻烦了，我们自己能行。”老伴说，声音比平时大了些。

送走了人，我问她为啥不申请。

“两个老东西还要啥补助？能自己过就自己过。”她声音又小了下去，目光飘向窗外那棵老槐树。那棵树和我们一样老了，风一吹，叶子就哗啦哗啦地响。

“老倔驴！”我咕哝着。

晚上我睡沙发，就在她床边。本想省事买个折叠床，但一直没去成。每次去镇上都有更急的事：她的药、她的尿不湿、她喜欢的那种桂花糕。

有天半夜，听见她在黑暗中轻轻地叫我。

“干嘛？”我迷糊着应了一声。

“对不起，拖累你了。”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一下子清醒了，借着窗外的月光，看见她脸上有泪痕。我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只好假装没看见，说：“睡吧，明天还要吃药呢。”

我们村里像我们这样的老两口不少。谁家都有各种难处。隔壁的李大爷，老伴去年走了，他现在一个人住，儿子在县城工作，三个月才回来一趟。马路对面的张奶奶，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儿媳带着孙子住县城上学，家里的地都荒了。

村里的人碰面总爱打听别人家的情况，可一问起自己，又都说”还行还行”。

李大爷每天早上都来我家门口遛弯。他会带一份报纸，念给我老伴听。不是什么重要新闻，就是鸡毛蒜皮的事：猪肉又涨价了，县里新修了条路，镇上超市做活动。

李大爷念得慢，还时不时停下来评论两句。我老伴却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问上几句。等李大爷走了，她会叹口气说：“可怜的老头子，一个人多寂寞。”

“人家至少能走能跑。”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明白她什么意思。

入夏后，院子里的蚊子多起来。老伴的褥疮也更严重了，有次我给她擦澡，看见后背上的伤口都渗出了血。我吓坏了，想着要不要去医院。

“别大惊小怪的，”她皱着眉说，“抹点药就行了。”

我从柜子里翻出医生开的药膏，轻轻地涂在她的伤口上。她咬着嘴唇，一声不吭。

“疼吗？”我问。

“嗯，”她难得承认，“有点。”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一直听着她的呼吸声，生怕她有什么不舒服又不肯说。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护理知识，学着每天给她按摩四肢，说是可以防止肌肉萎缩。我的手粗糙，常常摸得她直喊疼。但她从不让我停下来，说感觉好多了。其实我知道她是在骗我。

村里的广播喇叭还保留着，每天早上七点准时放《国歌》，然后是天气预报和各种通知。老伴特别爱听，哪怕内容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她说听广播就像村里还是从前那个样子，热热闹闹的。

实际上，村里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前年还开着的小卖部关门了，老板娘去县城跟儿子一起开了家超市。买东西只能去镇上，来回三公里，骑三轮车要半个小时。

去年冬天特别冷，老伴的腿疼得厉害。我试着联系过县医院的专家，都说需要手术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她坚决不肯，说死也不再折腾了。

“反正也没几年了，”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说，“咱俩凑合过吧。”

我点点头，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

电视上说现在医疗条件好了，人均寿命延长了，可在我们这种地方，看病还是很难。镇卫生院的大夫经常换，年轻人来了待不长就走。老伴的药方子贴了一冰箱，每次去配药都要排长队。

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初我们跟着闺女去了城里，是不是会好些？但转念一想，城里那么贵，我们这点退休金怎么够花？再说，老了还是故土亲，至少在这里，我们认识每一条路，每一个人。

周三早上，闺女突然打电话来，说她要带孙子去北京旅游，暑假一个月都不回来了。我说没事，让她玩得开心点，别惦记家里。

挂了电话，我看见老伴眼里又有了那种雨后的神色。

“你说她怎么就不能多回来看看？”她轻声说。

“人家忙，孩子学习也重要。”我帮她掖了掖被角。

“我知道，”她点点头，“就是有时候……”

她没说完，我也没追问。有些话，说出来反而更难受。

那天下午，天突然暗了下来，乌云压得很低。我刚收完院子里晾的衣服，就听见敲门声。

是住在村东头的王婶子，手里提着个保温桶。

“给嫂子送点汤喝，”她不由分说地进了门，“我家那口子说你们最近辛苦，让我熬点汤补补。”

王婶子和我老伴年轻时关系不错，后来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闹了别扭，差不多十年没来往了。

“这是啥汤啊？”我接过保温桶，有点诧异。

“老母鸡汤，放了党参、黄芪，还有我自己种的枸杞。”王婶子在我老伴床边坐下，絮絮叨叨地说起来。

她不提过去的事，只说现在村里的变化，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谁又添了孙子。说着说着，我老伴的眼睛亮了起来，甚至笑出了声。

临走时，王婶子拍了拍我老伴的手，说：“好好养身子，等你好了，咱们一起去跳广场舞。”

她走后，我把汤倒在碗里，扶老伴起来喝。汤很香，有鸡肉的鲜味，还有中药的苦涩。老伴喝了一口，又一口，然后突然停下来。

“怎么了？不合口味？”我问。

她摇摇头，眼泪却流了下来。

“咋了这是？”我手忙脚乱地找纸巾。

“这汤，”她哽咽着说，“和我娘做的一模一样。”

我愣住了。她很少提起自己的母亲，那是个温柔的老太太，在我们结婚后没多久就走了。我只记得那位老人总是笑眯眯的，做的饭菜特别香。

“我娘临走前，也是这么熬汤给我喝，说要我好好的。”她的眼泪流得更凶了，“那时候我还年轻，不明白她的心思。现在我懂了，可是……”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是想说，可是闺女不在身边，她没法像她娘那样，把这份关爱传下去。

我握住她的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窗外开始落雨的声音。雨点打在屋檐上，滴滴答答的，像一首老歌的节奏。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相依为命”。不是轰轰烈烈的承诺，不是甜言蜜语的表白，而是在平凡日子里，彼此支撑着走下去的决心。

晚上，她睡得格外安稳。我躺在沙发上，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想起我们年轻时的样子。那时候的她，走路带风，说话中气十足，笑起来能看见一排白牙。谁能想到，岁月会把我们变成这样？

第二天一早，我就骑着三轮车去了镇上。买了两只老母鸡，又去中药店抓了一大包药材。回来的路上，我还特意绕到村口的小卖部，买了她爱吃的桂花糕。

小卖部的李奶奶问：“你老伴好些没？”

“慢慢来吧，”我笑着回答，“总会好的。”

回到家，我发现老伴已经自己挪到了轮椅上，正对着窗外发呆。

“看啥呢？”我问。

“树上有只喜鹊，”她指着院子里的老槐树，“叫了好一阵子了。”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只黑白相间的鸟儿，在枝头跳来跳去。

“是不是闺女要回来了？”她眼里带着希望。

老话说，喜鹊叫，好事到。但我知道闺女这个月都不会回来了。

“可能吧，”我含糊地回答，然后岔开话题，“我去熬汤，你先看会电视。”

厨房里，我学着王婶子的样子，把鸡放进锅里炖。水烧开后，加入准备好的中药材。房子里很快充满了香气。我想起老伴说过的话，那汤和她娘做的一模一样。

我其实不太会做饭。在她能动的时候，家里的饭菜都是她做的。现在换我来做，总是差那么点味道。我不止一次地听见她在饭后小声嘀咕：“盐放少了”或者”火候不够”。但她从来不当面批评我，还总是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汤炖好了，我盛了一碗，小心翼翼地端到客厅。

“来，趁热喝。”我把碗递给她。

她接过碗，看了我一眼，然后慢慢地喝了一口。

“怎么样？”我有点紧张地问。

她没说话，又喝了一口，然后又一口。一碗汤见底了，她才放下碗，用袖子擦了擦嘴。

“好喝，”她简单地评价道，“比王婶子的还好。”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说，一时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怀疑她在敷衍我。

“真的？”我狐疑地看着她。

“嗯，”她点点头，眼睛里有光，“因为是你熬的。”

我愣了一下，然后感觉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眼睛也开始发热。该死，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多愁善感。

“那…那我明天再给你熬。”我转身想回厨房，不想让她看见我的狼狈相。

“老头子，”她突然叫住我，“谢谢你。”

“谢啥？”我背对着她，声音有些颤抖。

“谢谢你这三年来的照顾，”她慢慢地说，“我知道不容易。”

我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像是在驱赶一只烦人的苍蝇。

“咱们都五十多年了，说这些干啥？”

我听见她轻轻地笑了一声，然后说：“对，都这么多年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们都年轻了几十岁，她穿着红格子的裙子，在田埂上奔跑，回头冲我笑。阳光照在她脸上，那么明亮，那么温暖。

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我发现老伴已经醒了，正靠在床头，看着我。

“做噩梦了？”她问，“你一直在说梦话。”

我摇摇头，想告诉她我梦见了什么，但又觉得有些难为情。

“没什么，”我起身，去给她倒水，“就是梦见咱们年轻的时候。”

“哦？”她有些好奇，“梦见啥了？”

我递给她水杯，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梦见你穿红格子裙子，在田埂上跑。”

她楞了一下，然后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既惊讶又感动。

“你还记得那条裙子？”她轻声问。

“当然记得，”我点点头，“是我第一次见你时你穿的那条。”

她的眼睛又湿润了，但这次她没有流泪，只是轻轻地笑了。

“傻老头子，”她说，“记性倒是挺好的。”

那天早上，我又去给她熬了汤。熬汤的时候，我想起了很多事。想起我们结婚的那天，她穿着红色的嫁衣，害羞地低着头；想起我们的闺女出生时，她疼得满头大汗却还冲我笑；想起她在地里干活，总是比我多干一份……

晚上，我又做了梦。这次梦见我们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两人头发都白了，但她还能走路，能和我一起去田里干活。梦里的生活平静而美好，没有病痛，没有孤独，只有日复一日的相守。

一个月后，闺女回来了，给我们带了北京的特产。我老伴很高兴，一直让闺女讲旅游的见闻。闺女说得眉飞色舞，我老伴听得入神，脸上的褶皱都舒展了许多。

“妈，你气色好多了，”闺女惊讶地说，“是不是最近睡得好？”

“是啊，”老伴笑着看了我一眼，“每天都有人给我熬汤喝，能不好吗？”

闺女转向我，眼里带着感激和一丝愧疚。她知道自己应该多回来看看，但总是被各种事情绊住脚步。

“爸，辛苦你了。”她说。

我摆摆手，不想多说什么。其实我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儿女不可能一辈子陪在父母身边。我和老伴年轻时，不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父母吗？

“对了，”闺女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我在北京看到一种新型护理床，可以自动调节高度，还能预防褥疮。我想给妈买一张。”

老伴摇摇头：“不用那么麻烦，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妈，你就别客气了，”闺女坚持道，“这床对你身体好。”

我看着她们母女俩讨论着新床的事，心里突然涌上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像是欣慰，又像是某种释然。

晚上，闺女帮老伴洗了澡，又给她换上了从北京带回来的新睡衣。老伴看起来精神了很多，脸上的笑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临睡前，闺女跟我们说了一个决定：她准备接我们去城里住一段时间，说是可以找更好的医生给老伴看腿。

“城里房子小，”老伴有些犹豫，“而且我这样，会给你添麻烦的。”

“妈，别这么说，”闺女握住她的手，“我已经和单位请好假了，就等你们点头。”

我看了看老伴，又看了看闺女，然后点了点头。

也许，换个环境对老伴的病情真的有帮助。而且，能和闺女、孙子一起生活，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愿望。

第二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起床，准备给老伴熬汤。可刚走到厨房，就发现闺女已经在忙活了。

“爸，你去陪妈说说话吧，”她笑着说，“今天换我来。”

我点点头，回到客厅。老伴已经醒了，正靠在床头看窗外。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勾勒出她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那一刻，我觉得她美极了，就像五十年前那个站在田埂上的姑娘。

“闺女在熬汤，”我在床边坐下，“看样子手艺不错。”

她笑了笑，伸手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布满老年斑，但握起来却很温暖。

“老头子，”她轻声说，“咱们这一辈子，值了。”

我点点头，突然感到鼻子酸酸的。是啊，尽管有病痛，有孤独，有无法言说的艰难，但我们一起走过了大半辈子，相互扶持，相互理解。这样的人生，值了。

闺女端着汤进来了，香气扑鼻。我接过碗，小心地喂老伴喝下。她喝得很慢，但很享受，眼睛一直看着我，里面满是我读不懂的情绪。

喝完汤，她靠在我肩上，轻声说：“这汤，比你熬的差远了。”

我笑了，知道她是在逗闺女。闺女果然假装生气地抗议：“妈，你太偏心了！”

我们三个人一起笑了起来，笑声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回荡。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院子里的萱草花在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跳一支无声的舞。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会有更多的艰难等着我们。但只要我们还能相互搀扶，一起走下去，就没什么可怕的。

就像那碗汤，虽然普通，却包含了最深的情感。尝过之后，纵使泪流满面，心里却是暖的。

来源：一颗柠檬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