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入唐的僧人，如果细分的话，则有留学僧、请益僧和还学僧三种。留学僧是指长期在中国求法学习的人；请益僧指短期在中国求法的僧人；还学僧指本人学问传自中国僧人，再度回中国来留学。本书从广义上统称为“留学僧”。
本文转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节选自童岭《炎凤朔龙记》第五章第四节。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日本入唐的僧人，如果细分的话，则有留学僧、请益僧和还学僧三种。留学僧是指长期在中国求法学习的人；请益僧指短期在中国求法的僧人；还学僧指本人学问传自中国僧人，再度回中国来留学。本书从广义上统称为“留学僧”。
东亚中世的文明圈纳入大唐帝国的天下秩序之后，宗教传习方面，日本留学僧逐渐登上主要舞台，他们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业绩。从推古天皇开始至阳成天皇二百七十多年间（约中国隋文帝至唐僖宗），日本留学僧在史籍上可考的不下八九十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遣唐使。
这其中，对于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贡献的被称为平安朝的“入唐八家”：最澄（传教大师）、空海（弘法大师）、常晓、圆行、圆仁（慈觉大师）、惠运、圆珍（智证大师）、宗睿。从士人（遣唐使、留学生）与僧人的比例上来看，前者怕远怕苦、往往推三阻四不来，而后者却呈现出越来越庞大的趋势。这一点甚至在遣唐使废止之后，留学僧依旧络绎不绝。我想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恐怕与宗教特有的执着信念有关。比如，日本总持院一位叫作济诠的名僧想留学唐朝，故而向智证大师（圆珍）求教唐土风俗以及唐语的学习法。但是智证大师一言不答。济诠离开后，智证大师对弟子说：“济诠乃为求名而去唐朝，非为信念也，无信念则不可入唐。”其二：寺庙团体强有力的经济支持。比如，日本留学僧的经费来源除了朝廷以及显赫家族（藤原）等的援助外，尚有比叡山、高野山等教团的支持。
熟悉日本历史的读者会问，你上面举的“入唐八家”都是平安朝（794年始）之后的人物，那么与隋至盛唐时段相近的留学僧如何呢？问得好！容许我们举一位明治时期的佛教学者村上专精的说法，其有云：
从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到奈良朝（710-794）终了，其间有二百三十馀年。当时的佛教，按其性完全可说是现世佛教。作为现世佛教的结果，便是与政治混同，政教不分，因此当时的佛教可称之为政治佛教。
这一段分析非常精辟。我们可以再略加申发一下：第一、中国中世的佛教虽然也有政治性的倾向，但大唐帝国的高僧辈出，于整体风气上试图摆脱“政治佛教”；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国僧人自始至终有一种自觉地摆脱王权的努力，而日本僧人则自觉地向世俗王权靠拢。比如说，虽然中国六朝前期有过“沙门不敬王者”论，在刘宋时期最终被迫确立了沙门拜王之制度，但正如中村元博士在其名著《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中所云：“虽然最后中国的宗教变得从属于国家了，但是佛教徒本身从来没有强调过国家意识。”第三、贯穿六朝、隋、大唐帝国初盛期，日本、半岛三韩等政权的佛教，都与政治紧密结合，远还未达到“学派佛教”的境地。特别是日本的佛教，可以说甚至到了21世纪之后，都依旧主动地与政治结合。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白江口之战后，至则天武后执政时期，中国佛教与日本留学僧之间的关系。隋唐佛法的东渡，使日本之佛教寺宇、僧伽制度，均效法中土。比如日本各地的国分寺，就是由留学僧回国后，模仿则天武后的大云寺（下文将详谈）而建成。在唐中宗“复辟”之后，中土的大云寺摧毁殆尽，今天也只有在扶桑还尚可以一睹其遗容余韵；又如日本奈良的东大寺大佛，又是效法则天武后的龙门石窟的大佛或洛阳白马阪的巨铜佛像……
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宗派，即：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汤用彤先生二十年代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讲佛教史稿时，称之为：“隋唐佛教，因或可称为极盛时期也。”谅非虚言！本来最有名的玄奘也创立了一宗：法相唯识宗，但这一宗与印度渊源比前三者深，而且对于信奉者本身的学问修养要求极高，换言之，就是要读极多的书才能入此门，所以玄奘的宗派让世人望而却步。日本留学生道昭在白江口大战前一年入唐向玄奘求学，归国兴化——不过话说回来，道昭的祖上也是百济人。道昭入唐七年，从辈分上看，是玄奘第一高足辩机的师弟，后来辩机因与高阳公主有染，被唐太宗下令腰斩——会不会是圣裁独断的唐太宗，记恨当年玄奘屡番退却，不愿与自己同去征讨高句丽的一种发泄呢？
显庆元年十一月，则天武后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唐高宗的第七个皇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在皇子诞生前一个月，玄奘奏启唐高宗：“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则天武后临盆时，恰巧又有一只炎凤凰——赤雀飞到庭院上，为玄奘所见，后果生下一皇子，按照和帝王的契约，这位皇子被称为“佛光王”，他的名字叫李显，也就是后来的唐中宗。愚钝的他，今后竟然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将大唐帝国被则天武后中断的国祚重新振复。
至于说，这位让人说不完、道不尽的女帝——则天武后，我们将她与唐高宗合二为一视为隋唐帝国东亚接力赛的第四棒选手（之前三位为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当百济、高句丽降服之后，国内的环境也愈发对则天武后有利，众所周知，此后她的政治野心越加膨胀，欲代替大唐帝国的龙脉，成为新的皇帝。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创作《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之《广州案》，当案情进展最紧张时，狄仁杰却叹气道：“娘娘已立意临朝称制”，命狄仁杰即可回京。可见则天武后称帝的行为，已经从中国的史书，定格进入外国的小说了。
这其中，她充分利用了佛教的力量。今天游玩洛阳龙门石窟的旅客，在奉先寺那尊巨大的、高约18m的卢舍那佛前，导游小姐恐怕一定会说：这是则天武后自己的形象。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北魏的皇帝就曾经明确下令按照自己的相貌造立大佛。现今这尊由则天武后特意捐奉两万贯钱的卢舍那大佛，正是她今后踏上大唐帝国最高帝座的一个步骤。因为卢舍那佛（Vairocana），又称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卢舍那佛与密教有非常深远的联系，是密教最高的佛，其梵语本义是“光明普照”，可以指万物之慈母。随着中古末法时代的到来，那么拯救世间的，正是这样光明普照的、大地慈母般的“佛”（塑造成则天武后自己的形象，其义就不言而喻了）。
此后，在现实王权凝聚已经不成问题的基础上，则天武后为了达到权力顶峰的最后一步，亟需要摆脱一个理论上的困境：女人可以称帝吗？——这在儒家经典中是绝对不可能、不允许发生的事情。于是，她再一次把希望寄托到了佛教上。很快，她的男宠、白马寺的“妖僧”薛怀义报告，终于在佛教经典中找到了女人称帝的依据！原来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北凉的名僧昙无谶于公元417年所译的《大方等无想经》，简称《大云经》，此部佛经收在《大正藏》第12册中。此经的第三十六、三十七品讲述了一位“净光天女”的故事，为了拯救众生，她保留了女儿身。佛陀预言，在她涅槃后的700年，她将以公主的身份重新降生，世界也将接受她的统治。原文是：
汝于彼佛暂一闻大涅槃经。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汝于尔时实为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
——则天武后闻后大喜，命令众僧对《大云经》重新作“疏”，告知天下，佛已经转世为女王了！同时她以圣母般的身份，敕令全国——不——应该是大唐帝国统御下的各蕃国（北至大漠、南迄交趾）、各州郡，均建立大云寺，专门讲授《大云经》。据《旧唐书》记载，在接受此经后的两个月，信心十足的她宣布“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此后，因为历代正统史家对这位女性的痛恨，所以大多说这部《大云经》是伪造的佛经，清代第一流大学问家沈曾植看到相关的敦煌卷子，最先告知王国维，内典中确有“黑河女王”（即上举净光天女）之事。后来王国维、陈寅恪等，根据敦煌发现的《大云经疏》，考证出本有此经，非则天武后全盘伪造也。而另一位民国著名学者罗振玉，因为得到了一份敦煌出土的北朝《大云经》钞本，故而兴奋的建了一座“大云书库”。
历史学家们写了不少则天武后的传记，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而我非常推荐一位大文豪——林语堂先生的《武则天传》，这原是一本英文畅销书，书名叫Lady Wu，台湾2006年有译本。2011年末，我在台北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买到了此书。林语堂故居所售的便当和咖啡均十分美味，能够坐在大文豪的故宅，于“浮生半日闲”的午后捧上一杯咖啡，展卷读“罗马帝国皇后Messalina的中国版”（《丹佛邮报》书评语），实在是人生一份少有的惬意。Messalina在西方是一个色情女皇的形象，则天武后在这一点上也毫不逊色。清人袁枚写《子不语》时，据说在我的家乡京口一位张姓人家找到一份唐代钞本《控鹤监秘记》，记述了则天武后与男宠之间的风流事。大陆八、九十年代出版的点校本，几乎都说因为此篇“过于露骨”，所以删去不录。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陈庆浩博士，后在台湾出版了一套《思无邪外编》收有此文。虽然对于八、九十年代的大陆读者来说，的确有些“过于露骨”，但它无疑和《游仙窟》一样，是研究唐代思潮的好材料……
总之，则天武后的话题，再写一本书也说不完，所以我们就此打住。后来他的儿子“佛光王”唐中宗重新恢复了“唐”国号之后，取缔了“大云寺”，而在各州各地重新设立了“中兴寺”（旋即又改称“龙兴寺”）——大唐帝国的龙脉再次复苏了。
中国史上的女帝时代，恐怕则天武后是惟一的。然而在彼邦日本，且不说与隋文帝、隋炀帝约同时的推古女天皇，仅在飞鸟、奈良时代，就至少出了6位女帝。则天武后无疑都是这些女天皇学习、效仿的最佳对象。尤其是称德女天皇（在位764~770），她宠幸僧道镜的事件，好似则天武后与薛怀义的日本版。今天在奈良的东大寺，也有一尊卢舍那大佛，气势撼人，不过也是效法则天武后龙门大佛的一个翻版。
特别是则天武后那种将现世王权与佛教结合，尤其是与密教结合的做法，深深地波及到了扶桑。这其中的传递者，无疑以留学僧为主。而且很可能是公元702年入唐的日本僧人道慈，他在帝都长安向名僧善无畏（637~735）学习法相宗、密教长达十八年之久。
密教与显教相对，兴起于天竺，尊奉最高的神为大日如来，又称“摩诃（大）毗卢遮那（日）佛”，也就是我们前文提及，则天武后在洛阳龙门石窟所凿的卢舍那佛。密教的经典，在西晋时就已经译成中文，如此后日本空海非常推崇的《孔雀王经》（讲述密教真言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女性神），但大规模的翻译、传习，还是要到唐代。至于说密“宗”，大抵指其进入中国后形成的与华严宗、天台宗等相提并论的“宗”派。密教最初由天竺的龙树、龙智创立，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所谓“开元三大士”传入中土。其修行有特殊的秘印（手势）、秘明（咒语）。比较类似的是，六朝时期来中国传教的外国胡僧，一般兼修密教；而大唐帝国将东亚纳入自己的天下秩序后，来中国求法的东亚诸国僧人又对此十分热衷。上举日本僧人道慈在唐期间，恰好善无畏译出了密教第一经典《大日经》。日本佛教史上的大名僧空海，不仅是善无畏的再传弟子，而且融会贯通了《大日经》，在日本创立了至今还有很大影响的密教真言宗。
日本密教与现世王权结合紧密的最好证据，可以从空海与护国经（《金光明经》《仁王经》）的关系窥见一斑。这与上一章提及朝鲜半岛征讨战争中，新罗僧人向新罗王讲授《金光明经》的情形类似，不过空海进一步通过自己的护国经讲授，把“镇护国家必须依靠密教教法”的新概念加之与日本。空海特别推崇的，是在天竺大为流行的、西晋时代就已有汉译的《佛母明王经》（即《孔雀经》）等密教经典，通过“咒力”，达到驱难护国的效果。唐末密教极盛，故成一宗。日本、新罗来学者极多，携带回大量密宗经典。倒是中土经过唐武宗“会昌灭佛”的法难之后，加之五代十国的社会动荡，密宗经典散逸，学者凋零，密教于此失传，但在日本反较盛行了。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