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经周恩来提名当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她原来的工资是67元2毛，到了中央之后依旧保持着。

毛泽东晚年提拔了几名工人农民进入国家领导核心，体现他的反修理想。

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经周恩来提名当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她原来的工资是67元2毛，到了中央之后依旧保持着。

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一毛钱的茶叶费，吴桂贤原本是不知道的，后来得知后，就一直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

山西农民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原来在大寨是没有工资的，和大家伙儿一样挣工分，陈永贵每个月出满勤是45元，山西省每个月补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1元2毛的补助。

不过陈永贵的生活依旧相当节俭，就是接见外宾的时候外宾送的计算器，他都上交了。

相比之下，王洪文每个月月薪68元，却过着非常小资惬意的生活。

他喜欢打猎，喜欢钓鱼，爱看电影，还喜欢请客。

在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开了三天，他就宴请上海的中央委员两次，而且还把上海“莫有财”菜馆和锦江饭店的名厨调过去做菜。

上海也给王洪文生活补助，但市委书记徐景贤都不清楚他到底要了多少钱。

徐景贤1975年3月10日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告了王洪文一状。信中说：“据敬标（是张敬标，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厅主任）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同意的。我曾经问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字，并说是洪文同志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

可见王洪文早已忘本，也没有什么城府，光明正大地在毛主席眼皮子底下享乐。

而从王洪文进京的前前后后，可以明显感觉到毛主席对他的希冀到失望。而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是江青和张春桥的棋子。

1970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受到了打击，身体的情况急剧恶化，接班人到底选谁，变得更加急迫而复杂起来。

毛泽东希望选择一个年轻的，也能继承“文革”路线的人来做接班人。

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

之所以打算在工人和农民之中找，因为早在1967年5月，毛泽东就说：“本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的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按照这样的标准，毛泽东最终选择了王洪文。

毛泽东对王洪文最初的了解来自于张春桥。

毛泽东曾给张春桥一个任务，要他物色新的上海市委领导的人选。1967年1月夺权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洪文成为市革会的七名主要负责人之一，不过排名是在最后的。

那时候的王洪文小心谨慎，要求自己手下的工人造反派们紧跟中央部署，稳定了上海的局势。因为谨慎随和，他的人缘很好，造反派们绝大多数比较服他。

1967年7月，毛泽东住在上海的时，在电视直播一场批斗会的时候注意到了正在作总结发言的王洪文。

张春桥则在旁边一直向毛泽东介绍王洪文的情况。

在1968年的10月1日国庆节，王洪文来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代表团，他是上海代表团的领队。

张春桥把他带到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和林彪单独见了王洪文，毛泽东对王洪文这个人的第一印象很不错。

王洪文，做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选择王洪文这样年轻的在“文革”中发迹的人做接班人，在毛泽东看来可以坚定地继承和坚持“文革”路线。

此后，毛泽东一再对别人提起王洪文，都说他“工、农、兵都齐了”，而且毛泽东还很关心王洪文的文化程度，多次询问张春桥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那时候的张春桥感觉不到毛泽东的深意，只是觉得毛泽东对上海造反派的关注对他们是有利的，所以张春桥一直在说王洪文的好话。

国庆之后，上海观礼团的其他代表都回去了，只有王洪文留在了北京，说是要参加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这场会议开了近29天，刘少奇被开除党籍，“二月逆流”遭到了批判。

这是王洪文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他也相当振奋，因为在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赞扬了上海，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形势。”

随后，毛泽东向所有的与会人员介绍：“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

毛泽东的关注自然让王洪文在上海的位置水涨船高，市革会中的位置派到了第三位。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洪文是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还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多次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

4月13日，毛泽东决定由王洪文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在第二天的大会上发言。

王洪文为了这次发言，特地向徐景贤借了十五元钱，去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

4月14日，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亲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

王洪文的这篇发言稿由徐景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审阅修改。这次发言很简短，但这是王洪文被精心安排的亮相。

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

江青显然很兴奋，她在住处秘密接见了赴庐山参加会议的王洪文和徐景贤。

她对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

1972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奉调北京学习，参加中央工作。

这是张春桥亲自从北京打电话通知他的，要他立刻移交上海的工作，带个秘书，再带点衣服和生活用品来。

王洪文不清楚自己去北京到底学什么，但他想起江青的那句话，知道自己要被重用了，可能会直接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心中当然是兴奋不已。

第二天，王洪文带着秘书廖祖康，在虹桥机场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海市委的常委们赴机场为王洪文送行。

王洪文到了北京之后，和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一起，他一边跟着周恩来参加中央工作一边学习。

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去马、恩、列、斯、毛著作，供他学习。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学习相当关注，好几次找他去谈话，详细地了解王洪文的过去，还提出了各种问题，听取王洪文的看法。

毛泽东关照周恩来一定要多带带王洪文，周恩来也是相当用心，但凡是他主持的会议，都会带着王洪文，甚至于绝密的关于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会议，王洪文都参加了，周恩来也鼓励和引导他发表自己的意见。

王洪文刚开始确实是小心谨慎的，努力按照要求去做，他还向上海市委徐景贤提出，将萧木调去北京继续做他的学习辅导员。

当时萧木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徐景贤根本不想放萧木离开上海，但是王洪文开口了，他还是让萧木去了北京。

王洪文还需要一个英语老师，他看毛泽东在学英语，他也想要学。徐景贤从复旦大学调过去一位英语老师，就从最基本的字母开始教王洪文。

不得不说王洪文此时是踌躇满志的。

张春桥看得很清楚，他一次回到上海，对徐景贤说：“看样子，王洪文回不来了。”

1973年5月，经毛泽东提议，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为了能够更好地培养王洪文，1973年8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等为副主任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

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并和王洪文共同署名。

此后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时候，陪同人员除了周恩来，还增加了王洪文。

在十大的筹备期间，毛泽东让王洪文看看《刘盆子传》。

王洪文不知道刘盆子是谁，连名字都不记得，也不敢多问，后来去上海，找了写作组的朱永嘉等，说要读刘什么子。

幸而朱永嘉猜出来是刘盆子。

刘盆子是《二十四史》中《后汉书》里的一个人物，原本是个放牛娃，赤眉起义时被立为皇帝，但根本胜任不了皇帝的职务。

朱永嘉是个文化人，肯定马上就能猜到毛泽东的深意。毛泽东不希望王洪文和刘盆子一样，将来不成大器。当然朱永嘉不能直说，就是把《刘盆子传》的内容大概讲了一遍。

朱永嘉认为，王洪文是个聪明人，应该能懂，应该更加努力一些。

可是这次王洪文回去之后不久，就给马天水打电话，说自己实在是不习惯中央的行事规则，他说他很寂寞，有时候一整天都在开会。

王洪文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消极呢？因为他感觉到了巨大的阻力。

在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副主席人选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了反对：“副主席一个就可以了。”

许世友的意思也很清楚，周恩来担任副主席就行了，他不赞成把王洪文放上去。

为此，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泽东重视青年干部的指示精神以打通思想。

周恩来在会上传达和解释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思想，说服大家不要看不起“儿童团”。

但许世友依旧不服气。

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毛主席的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

周恩来讲话之后，老干部们都热烈地鼓掌。

后来轮到王洪文讲话，却是一片沉寂，没人鼓掌。

论由谁做修改党章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

王洪文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受到了老干部们的抵制，他们对自己根本不认可。

王洪文回去之后对徐景贤说起这件事，心情沉重，无法释然。

8月28日，“十大”闭幕会，毛泽东没有出席。但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时，周恩来宣布：“今天的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即便依旧有阻力，但是毛泽东还是下定决心，做出安排，让王洪文高调登场。

8月31日，全国报刊统一刊登了前一天举行的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新闻公报，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

1974年6月周恩来病重住院，王洪文不得不挑起大梁，开始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而参加联合国大会后回国邓小平则主要分管外交工作。

此时的毛泽东身体也越来越差，他开始担忧，如果他突然离开，国家会不会出现动乱。

现在，王洪文已经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了，但王洪文太年轻，缺治国理政的经验。而且王洪文从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他怎么可能镇得住老资格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

为此，毛泽东想到了让文武双全的邓小平和王洪文搭班。

王洪文以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可以继续坚持“文革”路线，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负责接替已经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全面工作，同时张春桥任第二副总理。

已经是副主席的王洪文，在党内的地位要比江青和张春桥都高，但他还是跟在江青身后，亦步亦趋。

1974年7月至12月底，毛泽东多次批评王洪文，希望他不要参与到“四人帮”里面去，不要和江青他们搞在一起。

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遵从江青之意，赴长沙见毛泽东，反对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相当不满。

当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还没有完全放弃，多次提醒他：“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毛泽东还劝他：“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然而当时的王洪文根本就不明白毛泽东的深意，最主要的是他始终没有办法摆脱江青和张春桥的控制。

他无论是能力还是意志力，都不可能强大到让他独立，所以他始终没有办法摆脱“四人帮”的圈子。

毛泽东最初设想的领导班子，最起码是稳定团结的，这样在毛泽东离开之后，国家才不至于出现大乱，然而毛泽东的愿望，还是被打破了。

1974年12月，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毛泽东饶有深意地夸赞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突然他转过头对王洪文说：“比你强。”

1975年4月14日，毛泽东结束了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后，向毛泽东反映了自3月初以来，张春桥、江青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

毛泽东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来实现路线上的一致，但是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并没有解决问题。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长达两小时的讲话，主要内容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强调要安定团结。不久后，“四人帮”被迫做了检讨。

此前毛泽东从没有公开批评过张春桥，这是唯一一次。

从这件事开始，毛泽东放弃了让王洪文做接班人，邓小平就成了接班人的第一人选。

毛泽东对王洪文长期的观察，让他大失所望。

王洪文可以能力欠缺，但是他逐渐不思进取起来。

有一次接待一位国家总统，王洪文本来应该早就事先准备好的，外交部已经给了他详细的材料，但王洪文根本就没看。

第二天在面对贵客之时，王洪文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翻来覆去说着一句话：“你到中国饭吃得惯吧，住得惯吧？”

外交部工作人员也相当惊讶，谁能接受这样的领导人来表现一个大国的形象？工作人员如实记录了王洪文的这些话，写成了简报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很生气，他为了培养王洪文也是耗费了很多心力，然而王洪文根本就没有看懂。

后来毛泽东和王洪文交流，一次和王洪文提起了张勋复辟，王洪文还是那副什么都搞不懂的样子。

这次毛泽东不再像从前那样循循善诱了，而是让他自己去查。

1975年6月7日，在会见外宾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提到王洪文时说：“他威望不高。”

针对“四人帮”，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6月下旬，王洪文回上海和浙江“帮助工作”。7月1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

从7月初开始，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从此，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1975年7月，王洪文回到了上海。

同行的廖祖康通知市委办公室，给王洪文准备一间办公用房间。

上海方面还觉得王洪文只是暂时回来，早晚还是要回北京的。

不久之后，王洪文对徐景贤他们坦白：“当前中央斗争很复杂，要有上山打游击的准备。”

8月19日，王洪文去上棉三十厂，临走时说：“只要我不被打倒，不死，下次还要来的。右派上台，我就来不了了。”

同行的王秀珍觉得他说这话太不经大脑了，他却无所谓：“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远没有解决，有些人根本不承认我这个副主席，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不承认新干部，好多地方新干部都被打下去。还要围绕文化大革命再斗。你看邓小平的讲话，不就清楚了吗？”

在锦江饭店喝多了，王洪文也在抱怨：“什么主持工作，还不是让我往火坑里跳！现在我有什么权？党中央和国务院是他的，军队也是他的，我只有一个办工农兵读书班的权！这是毛主席定的呀”

这个“他”到底是谁？其实众人都清楚了。

王洪文没有回去的意思，在上海也是无所事事，继续吃喝钓鱼打猎。

徐景贤几人劝他赶紧回去，说现在已经有了谣言，说他在北京犯错了。

王洪文被催了三次，才不情不愿的在11月15日回到北京。

此时的他成天就只知道打猎钓鱼喝酒，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谨慎了，反正自己已经被抛弃了。

王洪文的某个秘书已经预感到不妙，知道王洪文这么搞下去早晚要完蛋。他不停向上打报告要走，终于在文革结束前半年离开了。

不久后，毛泽东发现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要否定“文革”时，心中还是犹豫了，再一次让邓小平“靠边站”，撤销了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即便如此，毛泽东也不可能再寄希望于王洪文了，而是选择了华国锋。

王洪文也感觉到了自己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他致信毛泽东，还是坚持要“批邓”。毛泽东没有对这封信做出任何回复。

此时，毛泽东虽然撤销了邓小平的所有职务，但是还是保留着邓小平的党籍。

因为江青多次提出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其目的不言而喻，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厌恶和警惕，所以毛泽东特别指出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这种方式回应江青。

毛泽东对邓小平留下了余地，为后来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埋下了伏笔。

1976年4月8日夜，邓小平通过汪东兴致信毛泽东说：“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四人帮”对毛泽东的这项决定感觉到了深深的危机感，但也无可奈何。

他们还希望王洪文能搏一搏，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当天下午，江青竟然再一次提出了开除邓小平的党籍，马上就遭到了中央政治局的拒绝。

多年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人们不得不惊叹于毛泽东当年做的这个决定，不过这也是后话了。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逮捕。华国锋当着王洪文的面，宣读了中央对他隔离审查的决定。宣读完毕，王洪文突然大叫一声，挣脱警卫员的手，伸开双手，扑向五六米外的叶剑英。

不过，中央警卫局的战士猛冲上去，把王洪文扑到，死死摁住，给他戴上了手铐。

王洪文是“四人帮”里最年轻的，也是被捕的时候唯一反抗的。

他被捕之后一直在咒骂，后来不骂了，整个人颓废而沮丧。

“四人帮”最终关在了秦城监狱里面，王洪文在里面度过了16个春秋。

等到王洪文情绪稳定之后，他十分配合审讯调查。

他还年轻，也明白自己罪恶深重，想要保住自己一条命。

他在狱中想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提醒他不要搞宗派，现在才后悔莫及。

其实王洪文在“四人帮”之中职位是最高的，但其他三个人却是最看不起他的，觉得他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有什么文化。

王洪文回想一切，对江青充满了怨恨，所以后来他把一切问题都往江青身上推。

1981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理，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

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他母亲王杨氏得了脑溢血在长春去世。

王洪文心理承受能力差，一直没法接受，在1985年患上了严重的肝病。

王洪文在医院里面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但他抑郁已久，病得太重了，不久就转入了病危。

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医院病逝。

参考资料：

《王洪文的升沉》——炎黄春秋

《上海工人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百年潮

《邓小平复出》——百年潮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古书》——领导文萃

《毛泽东为何看中了王洪文》——领导文萃

《“文革”发迹前的王洪文》——党史博采

来源：温读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