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船舶、航空、电子和核工业部门在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战略性工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巩固国防，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迅速组建了船舶、航空、电子和核工业部门的领导机构，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重点地建设、发展战略性工业，在
文/姬文波
船舶、航空、电子和核工业部门在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战略性工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巩固国防，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迅速组建了船舶、航空、电子和核工业部门的领导机构，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重点地建设、发展战略性工业，在旧中国十分落后的经济、技术基础上，在较短时间初步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配套的战略性工业体系，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一、船舶工业领导机构
船舶工业承担着为海军装备建设和国家航运事业服务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船舶工业没有全国统一的管理机构，基本上处于分散状态。各地主要船厂，多半是在当地解放以后，由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先行接管，嗣后由各地按系统分别管理。为集中管理船舶工业，国家决定建立船舶工业的管理机构。重工业部副部长兼兵工办公室主任刘鼎经过考察，建议在重工业部下设立船舶工业局。当时，船舶工业的大部分力量集中在上海。刘鼎与华东工业部副部长程望磋商后，征得华东局的同意，报上级批准，于1950年10月在上海成立船舶工业局，隶属重工业部。同年12月29日，政务院任命程望为局长。船舶工业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第一次有了全国统一的领导机构。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船舶工业管理机构的隶属关系、名称和体制也相应地有过一些变更。1952年，重工业部撤销，成立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二机部）；船舶工业局划归主管民用机械的一机部，改名船舶工业管理局。1954年，船舶工业管理局由上海迁往北京，陈扬任局长。船舶工业管理局创建时，直属企业只有一家江汉船舶机械公司（今武昌造船厂）。后来逐步扩大，到1956年，该局已拥有包括江南、沪东、求新、中华、大连、武昌和芜湖造船厂等在内的9个直属企业，同时组建了船舶研究设计机构，并着手筹建一批船用配套设备专业厂。
海军系统的修船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上由各军区海军分头领导。1951年12月，海军召开有关军区海军领导干部会议，会上提出《关于有效地管理海军修造工作的建议》，要求迅速建立起各级舰船修造部门，确立上下技术业务指导关系，以便统一管理舰船修造工作。1952年9月，海军成立舰船修造部，林真任部长，于笑虹任政治委员。该部成立后，陆续接收、合并和建设了一批工厂作为海军的修船基地。1955年，华东海军、中南海军、海军青岛基地和旅顺基地都相应地建立起舰船修造部门，分别领导和管理各自管辖下的军船修理工作，其主要修造船厂于当年开始实行企业化管理。1958年前，隶属海军的4家船厂（101厂、201厂、301厂和401厂）由海军舰船修造部直接管理。其后，海军东海、南海和北海舰队相继建立，各管辖区的海军修造船厂即归属各舰队管理。海军初创时期，舰船修理改装中最大的困难是材料、配件严重不足。为了抓好配件试制工作，1954年12月海军专门成立了配件试制委员会，并在上海成立了办公室，以统一组织配件的试制与生产工作。到1955年底，配件供应的紧张状况逐渐有所缓和。
各地一些船舶修造厂，主要由交通部系统领导，并由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通厅、航运局或招商局、港务局等有关部门管辖，以分散管理为主。1950年3月，交通部下设航务总局，统一管理全国各交通厅、局的业务工作，其下属的各船舶修造厂基本上仍由交通厅、局管理。随着航运事业的发展，修造船厂不断发展和增多。交通部随即采取相对集中的管理方式，于1951年8月，分设海运管理总局和河运管理总局，分工归口领导较大的修造船厂，中小船厂仍分散管理；到1957年，交通部的直属船厂共有14家。为了适应直属船厂和地方船厂发展的需要，交通部于1960年前后成立交通工业局，下设船舶修造处和工厂处，分管修造船舶和港口机械、筑路机械等。
1958年，一机部与二机部合并，改称一机部，统一领导全国国防工业和民用机械工业的科研、生产和建设。船舶工业管理局隶属一机部，改名第九工业管理局（简称九局），邓存伦任局长。
二、航空工业领导机构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军委”）决定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一批人员，组成军委航空局，负责统一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常乾坤任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军委航空局建立后，一方面加强组织建设，开展航空业务工作；另一方面抽调干部组成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接管缴获的航空器材和收容航空技术人员。到1949年10月底，共接收国民党空军飞机113架，航空发动机1278台，各种航空物资器材4万余吨；接管飞机修理厂、航空配件厂、飞机装配厂、氧气厂、通信器材厂等32个；收容航空技术人员2267人。这就使得人民空军在初建时拥有的航空技术人员增加到2938人，飞机增加到159架。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空军建设和航空工业建设就被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宣告成立。为解决空军需要的大量装备，必须建立航空工业，大批量地制造飞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常乾坤、王弼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于1950年2月向中共中央写出报告，提出建立航空工厂，培养航空人才，以及设立航空工业领导机构和统一的航空研究院等建议。同年3月，重工业部设立了航空、汽车工业筹备组，任命副部长刘鼎兼任该组组长。由此开始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组建准备工作。1950年6月，空军与重工业部共同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将空军当时所辖的航空工厂，属于制造装配性质的交给重工业部，属于修理性质的仍留空军。”后来，空军考虑到旧中国航空工业底子过于单薄，在开始建设阶段不如将制造和修理合而为一，以便经过从修理、装配到制造的步骤来建设完整的航空工业。因此，同重工业部协商后，向中央军委建议：除少数几个小型修理厂以外，将空军所属的工厂全部先交工业部门管理。待航空工业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再将空军所需的修理工厂从工业部门分出，交空军管理。
朝鲜战争的爆发，大大推进了中国航空工业创立的进程。战争的进程表明，加速建立航空工业，尽快自己生产飞机，已是刻不容缓。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连续召集会议，研究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问题。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以及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沈鸿和重工业部的段子俊等人参加会议。会议确定：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为加强对航空工业建设的领导，1951年4月17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指出：一、中国航空工业建设在目前阶段上的任务，是全力保证中国空军所有飞机的修理，尔后再逐步向制造方向发展。二、航空工业在目前阶段必须实行统一经营管理的原则，在航空工业发展到能集中力量制造飞机时，再把制造和修理分开。因此，决定将空军所管辖的工厂，包括人员、设备、资材、厂房、厂址全部移交给航空工业局。三、航空工业局接收工厂后，即行承担空军的飞机修理和零备件供应任务，并按经济核算制办理。四、为提高产品质量，航空工业局和空军司令部应分别成立检验机构和验收机构。五、为加强对航空工业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置于军委领导之下，并决定以聂荣臻、李富春、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马文等为委员，聂荣臻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4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并财委发出通知，决定成立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统一负责一切飞机的修理工作，由段子俊任局长。4月29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文件，正式批准航空工业局成立，地点在沈阳。同年7月，政务院任命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兼任航空工业局局长，具体负责航空工业的组建工作，段子俊、陈一民、陈平任副局长。
1951年5月至9月，空军将全部航空工厂移交重工业部管理。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接收空军划归的工厂16个，兵器工业局划归的工厂2个，共18个，职工近万人。这就为中国的航空工业从修理起步，逐步转入制造打下了基础。
三、电信工业领导机构
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先后接管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国防部、交通部、联合勤务总部以及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等所属的电信企业12个，其中收音机、广播机、通信机厂4个，电话机、交换机厂2个，电线、电池、电灯泡厂5个，雷达修理厂1个。职工总共不到4000人，加上后来征用美商经营的上海奇异安迪生电器公司（生产灯泡）和中美合资的上海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有线电设备），职工总数也只有4500人，设备1000多台。
为统一管理天津地区接管的几个电信工业企业，1949年7月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在天津成立。当时，其他地区接管的企业还分别由各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分散管理。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十分薄弱的电信工业的力量组织起来，1950年4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部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提出《关于成立全国性电信工业管理局的报告》。电信工业管理局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基础上扩大组成。同年5月，政务院批准在重工业部建制内成立电信工业局，负责统一管理全国的电信工业企业。“由于目前重工业部尚无暇直接照顾”，决定委托军委通信部负责日常领导，并由军委通信部部长王诤兼任电信工业局局长。10月19日，电信工业局正式开始运转。电信工业局成立后，逐步对除东北、华东地区外的电信工业实行了统一管理，所属工厂共计8个企业单位。分布为：天津4个、重庆2个、汉口和泸县各1个。其中2个无线电厂、1个有线电厂（规模很小）、3个干电池及蓄电池厂、1个电线厂、1个电机厂。职工56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80人。
1952年8月，国家决定对整个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此时，军委通信部代管的电信工业局面临归属的问题。军委通信部部长王诤与副部长刘寅商议后认为，电信工业局面临三种前途：第一，如归属到邮电部，面临被饿死的命运，因为邮电部是“以邮养邮、以电养电”，没有投资；第二，归属到一机部会面临被吃掉的危险，因为一机部的领导认为电信工业没有发展前途，把他们此前接管的一部分电信工厂改掉了，阿城电表厂就是由一个无线电工厂改建的；三是归属到二机部，电信工业归属到二机部，才有可能被列入重点建设的行业。但电信工业是军民两用的工业，二机部不知是否愿意接收。他们积极争取把电信工业局纳入国防工业的建制序列。
电信工业局遂向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征询意见。赵尔陆表示，目前没有一分钱投资，连一平方米房子也没有，请军委通信部带投资过来，并派一位懂行的人来当局长，最好是王诤任二机部副部长兼电信工业局局长。如果同意就写报告给周总理，中央批准我就接受。1952年11月20日，刘寅按照王诤意见，起草了《关于电信工业统一领导隶属确定问题》的报告，上报聂荣臻转呈周恩来。1953年4月10日，经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批准，电信工业局改属第二机械工业部（国防工业部）建制，同时，电信工业局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刘寅任局长。1954年刘寅调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副部长后，由蒋崇坂接任十局局长。
作为军民结合的电信工业（现在一般称为电子工业）归属国防工业，这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上世纪50年代初期，电信工业处于萌芽阶段，产品很少，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还没有被普遍认识，而在长期战争环境中，人们对军用电子装备的重要性却有深刻的体会，归口国防工业系统，可以得到部队和国防工业部门的关心和支持，有利于通过国防建设带动电子工业的发展。电子工业归属国防工业以后，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加强了对全国电子工业的规划和统一领导，从体制上解决了建设投资渠道问题。同时，苏联和民主德国援建的工程项目也正式被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所有这一切，都为电信工业（电子工业）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准备了条件。
四、核工业领导机构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有好战分子甚至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核战争，进行核恐吓。中国人民也深深懂得，要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就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一定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特别是对核能研究和利用的迅速发展，更增加了中国必须迎头赶上的紧迫感。发展核科学技术、研制核武器、建设核工业的任务，就被提到了新中国建设的日程。
中央十分重视核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从建立机构、配备领导干部、抽调科技骨干、培养青年科研人员，到提供经费、仪器设备和房舍等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充分的保证，使核科学研究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即于1949年11月15日和1950年4月6日先后接管了旧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以及旧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一部分，并以此为基础，于1950年5月19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物理所）。吴有训为所长，钱三强为副所长（不久，吴有训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由钱三强继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一方面从国内外延聘人员，扩大科研队伍，一方面尽量争取国内科学家、教授和技术人员到近代物理所工作。当时我国的核物理实验技术，约相当于国际上40年代的水平。为了便于核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国家先后拨款在北京东皇城根建成了新的物理楼（与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合用），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建成了近代物理所大楼，为开展核科学研究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从1950年到1955年，全国核科研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使我国有了一定的核科学技术储备，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核科学技术人才，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积蓄了力量，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从1953年1月至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核领域共签订了4个协定，苏联在中国的铀矿勘探、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方面提供了援助。
中央十分重视铀资源的发现和勘探工作。1954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的苗头。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等，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1954年冬，根据中央的决定，为开发我国铀矿地质事业做筹备工作，成立了一个临时工作机构，即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隶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1955年1月，中苏两国联合签订了中苏合营在中国勘探放射性元素的议定书。为执行这一协定，成立了中苏委员会，中苏双方各派两位代表参加，刘杰任委员会主席。原普委二办于同年4月改为地质部第三局，雷荣天为局长，仍隶属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领导。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研究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周恩来亲自组织实施。为了搞好苏联援助的研究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设工作，1955年7月1日，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建设委员会建筑技术局，刘伟任局长，负责建设包括上述一堆一器在内的新的核科研基地。为了加强领导，同年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由薄一波任主任、刘杰任副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具体管理并统筹规划核科技、核工业的发展和建设工作。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设立了专门办事机构，直接指导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地质部第三局、近代物理所的工作，并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随着原子能事业的发展，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同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钱三强任副部长。二机部开始建设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青海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1958年2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9月，建工部北京第三工业建筑设计院划归二机部，改名为二机部设计院。12月冶金部第三司划归二机部，改名为二机部第十二局（铀矿冶局）。
为加强核武器研究设计的组织领导工作，1958年1月，成立了三机部九局（1958年2月后改称二机部九局）。同年7月，二机部又在北京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主要任务是接收、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以及调集、培训人员，而核武器的研究设计由同时开始建设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承担。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受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到1960年上半年，原子能研究所已发展到4300多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科技人员近1500人，在20个学科60个学科分支开展了工作，填补了一批学科空白，逐步建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为中国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研制核武器作了人才和技术准备。由于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尚未建成，为了争取时间，先在北京核武器研究所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前期研究工作。
船舶、航空、电子和核工业部门领导机构建立后，领导管理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这些具有战略性的工业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建设科研、试验机构，组织科技队伍，动员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协同，联合攻关，使我们很快建造出现代化舰艇、战斗机和雷达装备，迅速地突破和掌握了原子弹、氢弹等国防尖端技术，也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物质、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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