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临洮县马家窑村首先发现马家窑遗址，并将其分为“六期说”之一，（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拉开了马家窑文化研究的序幕。1945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对洮

2025-4-1402:57澎湃新闻网旗下账号

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临洮县马家窑村首先发现马家窑遗址，并将其分为“六期说”之一，（安特生著，乐森璕译：《甘肃考古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拉开了马家窑文化研究的序幕。1945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对洮河流域进行了深入考古调查，于1949年正式命名“马家窑文化”。（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考古学报》，1949年第4期。）2021年马家窑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1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甘肃临洮马家窑文化研究院联合发掘马家窑遗址、寺洼遗址。经过发掘，实证洮河流域是马家窑文化的核心腹地，寺洼遗址是高等级中心性聚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中国文物报》2025年1月20日）

2024年，适逢马家窑文化发现一百周年，中国文化遗产领域喜讯频传，2024年11月8日，意大利向中国返还56件文物艺术品，其中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尤为瞩目；2025年2月19日，甘肃临洮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入选“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其三重近方形围壕结构、史前制陶中心等突破性发现，填补了黄河上游文明探源的关键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中国文物报》2025年1月20日）

这一系列成果既彰显了国际合作推动文物回归的典范意义，更以考古实证续写了马家窑文化百年研究的新篇章。

百年来，马家窑文化的聚落形态、生业模式、文化特征等方面逐渐清晰可辨。马家窑文化彩陶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杰出代表，其传播与交流研究对了解古代文化互动意义重大，一度被称为彩陶艺术的巅峰或为“欧亚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

漩涡纹双耳罐

平行锯齿高低双耳罐

葫芦网格纹双耳罐

根据考古调查发现，马家窑文化遗存现存大约为1400余处，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北部、河西走廊地区、川西北、云贵高原等地，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以洮河流域为核心腹地，年代距今5800—4000年。它上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下启齐家文化，自身可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主要类型，各类型彩陶在器型、纹饰、色彩运用上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如早期石岭下类型，彩陶，器型以罐、壶、瓶为主，纹饰有脱胎于庙底沟类型的圆点纹、三角纹、鱼纹等，同时开启马家窑类型漩涡纹、变形鸟纹的先河；马家窑类型彩陶则以盆、瓶、壶等器类居多，黑彩绘制的漩涡纹、鸟纹、蛙纹等是其典型纹饰，造型线条流畅，图案繁复精美。

1.上孙家寨M384：1

2.宗日M157：1

鲵鱼纹彩陶瓶（石岭下类型）

多向传播路径与空间扩展

马家窑文化彩陶传播有着明显的路线。西线，石岭下类型时期彩陶首次向西北扩展至青海东部；马家窑类型形成后第二次扩展至青海东北部和河西走廊，向西到青海共和盆地形成宗日类型；晚期半山类型抵至酒泉，马厂类型西进至敦煌乃至新疆东部，新疆彩陶又传播到中亚地区，马家窑文化开启了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彩陶之路”。（韩建业：《“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印证了早期史前陆路“彩陶之路”的存在，也是西北高地的“早期开拓者。”（郭志委：《西北高地的早期开拓者——百年视野下的马家窑遗址与马家窑文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27日）

南线，在仰韶时代庙底沟文化晚期，陕甘地区彩陶文化向西南拓展至白龙江与岷江流域，与长江流域文化产生交融。马家窑文化时期继续向西南沿横断山脉传播至四川南部和云南中北部，还延伸至西藏东部，影响到克什米尔、印度河流域。

作为仰韶文化西进的产物，在传播过程中，马家窑文化彩陶与周边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风格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展出地方特色；与新疆当地文化融合，使新疆彩陶具有马家窑文化传统特征，又形成自身特点；与西南地区文化交流，使当地出土彩陶兼具马家窑文化和本土文化色彩。这种交流不仅体现在彩陶的造型、纹饰、制作工艺上，更反映在不同地区人群的生产生活、审美观念和精神信仰等方面，对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传播与交流研究展现了史前中国西北地区文化互动的复杂性与影响力。由于马家窑文化对西北高原的开拓，拓宽了中华文明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为后续青铜文化的发展与后世朝代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技术传播与专业化生产

作为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马家窑文化彩陶制作工艺的标准化、规模化与商业化推动跨区域交流。如寺洼遗址发现大型制陶区，包含储泥坑、陶窑及专业化工具，表明存在区域性制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中国文物报》2025年1月20日）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卡若文化流行刻划和截印几何纹，少数陶器黑彩与刻划纹搭配。宗日类型是马家窑文化向西进入共和盆地后，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而成。卡若文化可能主要是受到川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向西推进的影响，并与当地文化产生融合。川西北地区的茂县波西、营盘山和汶川姜维城等遗址。有大量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陶罐、瓶、盆、钵等，部分饰黑彩。

这些证据表明，马家窑文化向西，向南开拓进取的时候，将高超的制陶技术一并传送过去，培育当地制陶技师，形成专业、高水平的制陶团队。同时也表明马家窑人就是以制作彩陶为看家本领，生产彩陶商品，从而进行彩陶贸易。

马家窑文化彩陶既是技术能力的体现，也是社会结构、信仰体系和文化交流的综合反映。彩陶不仅是实用器物，更是承载史前人类精神世界的“艺术品”，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跨区域文化交融的实证

马家窑文化的纹饰与西亚哈拉夫文化、黑海库库特尼文化、哈拉帕文化存在相似性。海贝、费昂斯珠饰的发现证实与印度洋地区的早期贸易。马家窑文化时期可能是史前欧亚大陆“彩陶全球化”的重要节点。

1884年，在罗马尼亚雅西市的库库特尼村发现史前遗址，考古学家随后提出了库库特尼文化的命名。根据调查发现，该文化分布于普鲁特河西岸的罗马尼亚东北部和摩尔多瓦境内，大约有1400余处。

1893年，乌克兰考古学家科沃伊科在基辅的特里波利村发现了几处史前文化遗址并进行系统发掘，根据发掘成果，提出特里波利文化的命名。目前发现的该文化聚落和墓地已经有1300多处，主要分布在黑海西北部。

早在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后，就提出仰韶遗址发现的彩陶与特里波利遗址出土的彩陶极为相似，并因此提出“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由此，库库特尼—特里波利便引起中国学者关注。随着中国考古学100年以来的研究，中国的彩陶是“西传”，而非“西来”。但也有学者提出马家窑文化半山期锯齿纹受纳马兹加文化的影响。（韩建业：《马家窑文化半山期锯齿纹彩陶溯源》，《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二期）

因这两个文化风格相近，地域相接，通常被称作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是黑海北岸和西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顶峰。年代为公元前4800年至前3000年。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与中国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期大体相当，而且在彩陶纹饰和器型上都与其有很高度的相似性。

印度河文明与中国早期文明距离较远，高峻险恶、环境恶劣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直接阻隔了文化的交流。然而中亚地区是印度河文明与中国早期文明交流的中间地带。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墓葬中时常见到海贝，然而中国古代所用的海贝属海洋暖水种，只产于印度洋。（汤惠生：《再论卡若、曲贡等西藏史前遗址的相关问题》，《藏学学刊》，2014年第1期）根据目前研究，早期海贝的传播路线的推测有两条：第一条经中亚传入我国甘青地区（彭柯，朱岩石：《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新探[A].刘庆柱.考古学集刊第12集[C].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119-147页》）；第二条从喜马拉雅廊道传入西藏东部。（汤惠生：《再论卡若、曲贡等西藏史前遗址的相关问题》，《藏学学刊》，2014年第1期）

除海贝外，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也非常具有相似性，尤其是从纹饰（菱格纹、三角纹）、器形来看，马家窑文化与印度哈拉帕文化也可能存在交流互动。（施兰英、水涛、向其芳、Mazhar Alam：《史前黄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的文化互动》，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

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传播与交流是史前中华文明多元互动的重要见证。其彩陶以黄河上游为中心，通过西线（青海、河西走廊至新疆及中亚）、南线（川滇藏及南亚）两条路径远距离扩散，形成横跨欧亚的“彩陶之路”雏形。在传播过程中，马家窑彩陶既与仰韶文化一脉相承，又与西亚哈拉夫文化、中亚安诺文化、南亚哈拉帕文化等产生纹饰共鸣，暗示着史前欧亚大陆可能存在以陶器为媒介的跨区域文明对话。这种交流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如粟、黍、彩陶西传与绵羊、小麦、青铜东输），更通过彩陶纹样的艺术共性折射出早期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共通性。

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实证，马家窑彩陶的传播轨迹不仅拓展了中华文明的地理疆域，更在技术传播、审美交融和族群互动中架起了文明对话的桥梁，为后续丝绸之路的诞生埋下文化伏笔。（董佩东 韩军）

来源：何延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