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这次会议上——以及随后的几个月里——和平运动的发言人强调了斯大林对“将和平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朝鲜和日本的和平条约给予了关注，但在欧洲的宣传主要强调德国的重新武装，这不仅对苏联的安全构成了最大威胁，也是西方最具分裂性的问题。在苏联和东欧，德国重新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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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上——以及随后的几个月里——和平运动的发言人强调了斯大林对“将和平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对朝鲜和日本的和平条约给予了关注，但在欧洲的宣传主要强调德国的重新武装，这不仅对苏联的安全构成了最大威胁，也是西方最具分裂性的问题。在苏联和东欧，德国重新武装的前景也有助于证明增加国防支出和重工业投资的合理性。然而，其他证据表明，斯大林实际上相信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卡雷尔·卡普兰曾经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员，后来叛逃到西方，他写了一篇关于1951年1月发生的事件的文章，该事件是由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阿列克谢·切皮克告诉他的。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集了“来自苏联集团所有国家的”高级代表团。（目前尚不清楚中国也被包括在内。）苏联领导人告诉他的听众，他们一方在欧洲暂时拥有军事优势，

应该利用这种优势夺取对欧洲大陆西部的控制。由于这个机会只持续三到四年，共产主义国家必须进一步集中精力动员战争资源。这个故事必须谨慎对待。即使事件像卡普兰所说的那样发生，也不一定意味着斯大林已经决定进攻西欧。也许他只是想提供一个理由来加强苏联对卫星政府的监督，或者在东欧进行更大的防御努力，这两者很快就发生了。即便如此，这次所谓的会面发生在苏联宣传的激进时期。斯大林在《真理报》的采访中，在和平运动问题上，苏联的立场发生了不祥的转变。过去，标准立场是“和平”力量将战胜那些推动战争的力量，但斯大林现在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虽然斯大林没有明确排除在朝鲜或其他任何地方实现和平的可能性，但他可能是在向苏联公众和海外的听众传达全球战争的可能性。这一解释与3月初美国国务院通过美国阿拉伯石油公司副总裁

特里·杜斯收到的一份报告相吻合。该报告由杜斯公司的一名身份不明的成员编写，描述了2月21日与两名苏联外交官在离开莫斯科后不久的一次谈话。“他们最重要的这位商人总结道，“那就是，如果事态的发展似乎证明有必要与美国开战的话，俄国人将完全接受今年与美国开战的现实......他们确信，如果全面摊牌的话，世界舆论将站在他们一边，1950年夏季之后发生的事件既证明了“美国在军事上的根本弱点”，也证明了“美国在政治上的愚蠢”。苏联将立即开战，以阻止“美国重整德国和西欧其他国家军备的企图”。鉴于苏联工业的分散和苏联最近在防空方面取得的进步，美国的原子弹“优先权”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在美国，孤立主义情绪很普遍，全面战争会在那里引起反对，苏联在美国领土上引爆几枚原子弹会激起更大的分歧。至于朝鲜半岛的冲突，苏联乐于看到美国继续

在一个没有决定性的地区花费资源，如果采取措施对付中国大陆，可能会花费更多的资源，而且战争会在西方引起持续的分歧。这起事件可能代表了苏联的威慑演习。斯大林当然不希望发生全球冲突。然而，他也不急于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最有可能的是，他只有在面对西德重整军备的具体行动时，才会在美国盟国普遍反对的情况下，在欧洲发动军事行动。只有到那时，眼前的机会和较长期的风险相结合，才足以促使他慎重地走向战争。与此同时，苏联外交政策总体上采取的强硬路线，包括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强硬路线，有望获得可观的回报，从而劝阻莫斯科改变中国目标的任何企图。就目前而言，中国不需要任何压力或鼓励就能坚持自己的目标。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苏联问题上，中国的主要关切是确保苏联对前一年2月缔结的联盟义务的广泛解释。

周恩来在《真理报》上庆祝联盟成立一周年的文章说明了这种关切。在抨击美国与日本单独签订和平条约的运动时，周恩来指责美国企图利用这个岛国“作为基地，作为炮灰，以便继续和扩大他们侵略朝鲜和台湾，干涉越南和东南亚的罪恶行动”。周恩来宣称：“正是美帝国主义这种阴谋，正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坚决反对的。《真理报》对条约的广泛解释表明，苏联想警告美国，一场更广泛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真理报》自己的社论对周年纪念对于联盟的国际边界没有明确说明，这表明苏联决心保持灵活性。对于北京方面来说，周的坚定立场完全符合中国继续追求在朝鲜半岛取得全面胜利的目标，这一点丝毫没有受到联合国通过决议的影响。

《进攻者决议》阵营之外的回应。印度总统尼赫鲁在决议走向通过时私下写道：“我们所有的努力最终在美国的大棒下失败了。几天后，印度外交部告诉加拿大高级专员，新德里表示，美国的决议，加上美国官员对中国的声明，引发了“世界这一地区即日益增长的问题是一个亚洲对抗其他地区，或东方对抗西方的问题。”基于这一点以及印度媒体最近的评论，奇普曼向渥太华报告说，“如果西方不谨慎，中国将不被视为威胁，而是被视为独立的东方的集结点。”在决议通过后撰写的一篇反思性论文中，加拿大外交部皮尔逊的助理埃斯科特·里德推测，“维护（西方）内部团结表象的代价是巨大的。”盟国政府公开支持美国政策，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即使不是危险的，也是不明智的”，而且在私营部门的重要方面缺乏支持。里德总结道，如果这些模式继续下去，

“北大西洋共同体的基础将被削弱”。《纽约时报》报道了关于“联合国的未来”的类似想法。很多代表认为，“除非中国造成的困境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世界的分歧得到修复”，否则该组织可能只会处理“世界事件主流之外的事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埃里克·塞瓦雷德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塞瓦雷德从华盛顿的角度观察世界局势，在2月2日晚的评论中，他首先描述了去年11月的气氛，当时“中国突然出兵朝鲜，联合国大军溃败”。“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塞瓦雷德回忆道，“整个自由世界的结构即将崩溃......我们开始陷入心理上的螺旋式下降，斯大林肯定欣喜若狂。”然而，塞瓦雷德宣称，现在“在首都，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谈话，都充满了自信——关于朝鲜、欧洲、联合国和西方联盟，以及美国的军事生产。除了朝鲜，除了美国，，塞瓦雷德没有理会亚洲的意见，

但他的分析抓住了尼赫鲁、里德和许多联合国代表所忽略的一个关键现实。自年底以来，国际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即使不能为世界和平带来希望，也肯定能避免一场扩大的战争。从11月下旬到1月第二周的事件，使世界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全球冲突。现在，国际政治恢复了稳定，这种稳定在中国在朝鲜半岛推进的过程中几乎消失。这种稳定部分源于朝鲜半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平衡。到2月初，联合国地面部队距离首尔不到10英里，国外的外交官更多地考虑的是当他们到达三八线时会发生什么，而不是当他们撤离时会发生什么。朝鲜半岛的局势不再那么危急，美国国内要求扩大对华战争的呼声暂时平息。艾森豪威尔将军访问欧洲，并于1月底返回美国，加上法国总理勒内·普雷文于同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也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

他们仍然决心利用联合国来试图遏制和结束朝鲜战争。因此，对于美国来说，这个国际组织在朝鲜扮演的角色与最初设想的大相径庭。由于美国对于和解的可接受条款往往不像西欧和阿拉伯-亚洲集团那样灵活，因此，联合国的角色在美国的政策制定中可能既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资产。即使对于不偏不倚的观察者来说，联合国的外交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大会中公开表现出的不团结鼓励了苏联和中国将其优势发挥到极致。这也使共产主义世界以外的公众更加意识到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分歧，从而增加了各国政府坚持不妥协立场的压力。然而，公众的不团结不是西方内部和西方与阿拉伯世界之间分歧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亚洲集团。鉴于他们的意识形态观点，强国无论如何都容易高估自己集团之外的冲突。可以说，为密集的多国互动提供了一个环境，

有助于形成包含差异和避免混乱的妥协。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和英国这四个英联邦大国之间的四方关系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人中有美国最亲密的两个盟友（加拿大和英国）、一个即将成为盟友的国家（澳大利亚）和一个对西方怀有强烈怀疑的中立国（印度）。虽然印度最终在侵略者决议上与其他三个国家分裂，但联合国和英联邦的形式在谈判五项原则和减弱美国对中国方面证明是有用的。在整个过程中，加拿大的皮尔逊扮演了娴熟的调解人角色。当伦敦的英联邦首相在朝鲜停火原则上危险地远离美国的立场时，是来自纽约的皮尔逊通过圣洛朗说服了他们（尼赫鲁，特别是加拿大人没有像英国人或澳大利亚人那样，对黑皮肤的人民表现出帝国主义的过去或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与印第安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超过了其他西方人的关系。

加拿大这样做并没有损害其与盟友的关系。尽管美国国务院偶尔对皮尔逊在其背后耍手腕感到恼火，但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从未陷入危机，从而证明了皮尔逊在追求独立路线方面能走多远。1月27日，驻华盛顿的弗兰克大使向加拿大外交部长提出了一个罕见的恭维，当时他向英国外交部建议，“对于什么会对英美关系造成严重损害，什么不会，这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初步粗略检查，看看加拿大是和我们在一起，还是和美国在一起。如果是前者，情况几乎总是处于控制之下；如果是后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澳大利亚的作用虽然较小，但仍然很重要。虽然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倾向于追随英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领导，但外交部长珀西·斯彭德才是澳大利亚政策的真正设计师。斯潘德怀疑英国的力量和利益是否足以保护澳大利亚的安全需要。他希望与美国建立独立的关系。

在决议的危机中，斯潘德努力工作——并最终成功地阻止了孟席斯与华盛顿决裂。同时，澳大利亚代表密切注视着美国决议的修改。当英国和加拿大要求一项在集体措施委员会考虑制裁之前，斡旋委员会将寻求谈判一段时间的条款时，他变得特别担心指出，为寻求谈判设置时间限制实际上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也就是说，美国的盟友希望尽可能推迟制裁——甚至推迟正式考虑制裁——这一目标与其在某个特定时刻宣布谈判失败，不如把与中国的谈判作为一种持续的可能性来对待，这样会更好。在杰布看来，这一点很有道理，它有助于缩小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的分歧，尤其是在第一委员会中的奥斯汀承诺美国将寻求与中国谈判之后。因此，对中国反攻开始后的十周进行回顾性评估，可以发现联合国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未来有理由进行谨慎乐观，

这在当时被许多观察家所忽视。如果1951年2月初，朝鲜战争仍然是世界舞台上一个危险现象，那么通往世界末日之路比过去两个月要长得多。一个年轻且备受非议的国际组织在逐渐从悬崖边退却的过程中发挥了令人钦佩、或许至关重要的作用。请继续关注-第五部

来源：国际战略对策研究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