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国汉堡新研究所研究员。曾在罗格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于2014—2021年担任过《变革者》（Shifter）杂志的联合主编。出版过三部作品，其文章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万古》（Aeon）等报刊、杂志。
作者｜阿夫拉姆·阿尔珀特（Avram Alpert）
德国汉堡新研究所研究员。曾在罗格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于2014—2021年担任过《变革者》（Shifter）杂志的联合主编。出版过三部作品，其文章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万古》（Aeon）等报刊、杂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时间进步经济学似乎已经赢得了理念之争的胜利。1974年时，新当选的英国保守党党魁玛格丽特·撒切尔发现，就连她的保守党同事们都痴迷于波兰尼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思想家开出的左倾药方。在与保守党研究部门的某次会议上发生了著名的一幕：她从包里抽出一本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并把它摔在桌子上。“我们信仰的是这个!”据说她大叫道。十年前,美国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曾不自量力地以极右翼立场向总统职位发起挑战。他那主张小政府、低税收、经济优先的竞选纲领“深受”哈耶克较早的一本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的影响。尽管戈德华特在196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遭遇了惨败，但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活动的联合主席、前好莱坞明星罗纳德·里根，将于1980年登上总统宝座。和撒切尔一样，里根也深受哈耶克的影响。
《反卷社会》
[美] 阿夫拉姆·阿尔珀特 著
李岩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年4月
哈耶克的理念绝非注定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在《通往奴役之路》刚出版时，其核心论点——政府对本可由私人市场予以控制的经济领域的任何干预,都必然导致暴政——同时遭到了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凯恩斯虽然曾写信给哈耶克,对其有关自由的道德愿景表示赞同,但他认为哈耶克有关政府干预的论点危险、未经证明且愚蠢。就连同属右派的同事,例如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也认为哈耶克的论证过于简单化了,且并未得出确切结论。尽管如此,这本书在当时还是获得了广泛关注,乔治·奥威尔为其写下了褒贬参半的书评,《纽约时报书评》则对其大加赞扬。然后到了1945年,这本书交了好运:其浓缩版被发表在订阅量接近900万的《读者文摘》上。
不过,尽管《通往奴役之路》成了一本畅销书,还使得哈耶克名声大噪,但这本书并未提升他的学术声誉。就连保守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都不愿聘请他。不过他最终还是在该校的社会思想委员会获得了一个职位。哈耶克急需一份退休金(他不善于理财是出了名的),便先后转投弗赖堡大学和萨尔茨堡大学,于是在某些学术圈里依然声名不显。当他于1974年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据说许多大经济学家都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这一点或许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因为正如阿夫纳·奥弗(Avner Offer)和加布里埃尔·瑟德贝里(Gabriel Söderberg)近来详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瑞典央行的新自由主义者于1969年设立的,这一举动是其向社会民主主义发起进攻的部分内容。尽管该奖项起初也曾被颁发给某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更经常获奖的还是抨击这一在当时被广泛接受的经济模式的思想家。至少,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在名声显赫之时得奖的。哈耶克却是第一个因获奖而声名鹊起、引用率急剧提升的得主。
和斯密一样,哈耶克的关键论点也有几分向追求伟大作出不情愿让步的意味。他告诉我们,自己的主要目标在于阻止权力聚集在少数人手中。《通往奴役之路》攻击的目标是崛起的极权主义国家。他的论点则是,避免极权主义国家崛起的最佳方式在于阻止它们获得对于经济的掌控权。我需要说明的是,哈耶克认可通过中央计划来粉碎大公司的权势这一想法背后的冲动。例如,他曾以同情的语气引用罗素的自由社会主义观点,还终其一生与凯恩斯保持着一定的友情。然而,他声称罗素的论点是建立在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让中央政府掌握权力来“消灭权力”这一“可悲的幻觉”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恰恰相反,与最强大的大公司掌握的权力相比,这样做会将更多权力交到中央计划委员会这个单一机构手中。理论上,要避免中央计划,就需要削弱任何人施加于其他任何人的一般权力。“要拆分权力或令其去中心化,”哈耶克继续表示,“就需要减少权力的绝对总量。能够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将人施加于其他人的权力最小化的唯一制度,就是竞争制度。”哈耶克发表了许多关于必然性的言论,还声称自己提出的制度是“唯一”一种能够抵御法西斯主义的制度。但只要加以仔细审视,其逻辑链条就几乎总是会发生动摇。就连经济自由主义者(就这个词的传统意义而言)、坚决拥护资本主义市场的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和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等人,都指出了这一点：极权主义并非源自社会福利计划，将权力交给企业也并不会令社会更加自由。
《通往奴役之路》不仅是反对社义的长篇大论，还是反对某些自由主义者“死板地坚持”“自由放任原则”的坚决努力。哈耶克并非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的拥趸。事实上,他并不认为企业应该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营。与之相反,他认为政府应该为企业的相互竞争创造条件。需要制订计划,但这应该是“促进竞争的计划”,而不是“反对竞争的计划”。依旧是在理论上,只有竞争才能确保没有哪个单一行为方会掌握过大的权力。引人注目并且或许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哈耶克因此并不反对拆分垄断企业、禁止使用某些有毒物质、规定最长工作时限、制定安全监管措施、建立“广泛的社会服务体系”、对专利予以监管,或是就保护环境、限制污染、减少噪音制定强有力的标准。
不过,哈耶克一以贯之地反对非市场行为方之处,以及他对于现代生活产生了最深远影响之处,在于他主张打造一套追求伟大的制度。归根结底,哈耶克在乎的并不是制度是否自由,而是精英阶层能否得到保留。看看《自由宪章》里的某些论点,就能发现这一点。他认为——在我看来,作为出发点,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人类永远不可能了解全部信息。接下来,由于不得而知,我们便别无选择,只能设计出这样的社会:个人能够“自由自在地”追求在自己看来适当的任何计划——当然要受到平等施加于所有人的基本法律约束。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确保进步与经济增长惠及社会所有成员。在此,哈耶克相当紧密地追随着斯密的步伐。
他继续表示,试图限制或削减奖励,或是试图主张社会里的所有人都理应享有相同的生活标准,将葬送实现这种进步的可能。例如,如果今天我们决定所有人都应该能够连上宽带,这将意味着个人创造力被征调,以实现这一目的;而原本这些创造力可能催生比宽带更好的技术。在哈耶克看来,社会在实现下一次重大进步之前就表示,我们需要先保证所有人都能用上某种东西,这种做法事实上将导致下一次进步永远无法实现。
正是从这一基础出发,哈耶克将不平等当作一件有利于所有人的好事加以捍卫。通过允许某些人先于其他人拥有更好的东西,我们确保了人人最终都将拥有这些更好的东西:“我们预期的快速经济增长,看上去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不平等的结果;而且若没有这种不平等,就不可能发生。如此迅速的进步不可能步调一致地展开,而只能阶梯式地展开,某些人会遥遥领先于其他人。” 即使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我一会儿就会详细谈谈它为何并不正确——我们也应该停下来考虑一下,哈耶克的这番言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或许最令人恼火的是,他要以此为由,为继承而来的巨额财富正名。根据他的论证,总体而言,富有的父母能够生出更优秀的子女,这些子女又会促成更了不起的进步,这些进步则将惠及社会里的其他人。按照哈耶克的逻辑，通过某种方式，少数人对伟大的追求将为我们其他人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哪怕这一世界惊人地不公正,哪怕这一世界并不关心被视为伟大者实际才能如何。和他的追随者不同，哈耶克从未声称过他的经济学主张能够实现“机会平等”。至少就这种经济制度意味着什么而言,哈耶克还是诚实的。
和斯密一样，哈耶克也并不认为这一切是尽善尽美的。他只是坚持认为,既然“人类本性就是如此”,我们的社会世界也就没有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了。他一再表达对社会主义观点的同情,他的这一态度看上去也是真诚的。在某次采访中,他甚至表示在青年时代,自己“会被描述为一名费边派社会主义者”。那么,如果他真的认为促进平等这一冲动是正确的,但任何致力于此的尝试都将扼杀进步与经济增长,那么显然就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证据表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从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专家,越来越多当代经济学家认为,历史经验表明,哈耶克其实是经济学界的托勒密(Ptolemy)。他导致一切都倒退了。实际上,目前可以获得的经济数据显示,事实与他所声称的恰恰相反;阻碍经济增长的,正是不平等。数据是一目了然的。例如,正像皮凯蒂所展示的,1950年至199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2%;1990年至2020年,这一数字为1.1%。转折点发生在1980年代。在这一时期,里根(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其继任者老布什和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72%降到了35%。而1990年至2020年,美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12%上升到了18%。在富人变得更富的同时,经济增长却放缓了。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证明了,高度不平等社会的经济增长往往会以衰退和萧条告终。
为什么会这样?目前在拜登政府中供职的经济学家希瑟·博希(Heather Boushey)列出了一些关键点。首先,不平等构成了“阻碍”,因为它妨碍了大多数人为经济贡献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其次,不平等导致过大的权力掌握在富人手中,从而“破坏”了有助于促使人人参与的公共流程。最后,不平等显得人人都在获益,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获得了回报,由此“扭曲”了经济。例如,某项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显示,尽管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过去四十年间不断提高,但工资却处于停滞状态。总体而言,工资更高的工人积极性更高,消费力更强,在政治上产生被剥夺感、进而支持会对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稳定产生造成威胁的倒退政策的可能性也较低。(这甚至还没有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否是衡量经济或社会进步的良好指标这一问题考虑在内,毕竟该指标并不直接反映个人福祉或其生活所依赖的环境的状况。） 这表明在如何思考经济问题方面,我们需要一场哥白尼式革命:告别头重脚轻,转而由下及上。这种做法不仅在道德上更优越,在逻辑上同样如此。
在此,问题还不仅仅在于经济增长。哈耶克声称竞争性企业制度能够推动创新进步同样存在问题。要弄明白为什么,只需要回到投入更多社会资源以扩大宽带普及面这个例子。从各种自传的叙述中我们得知,硅谷企业的大多数技术进步之所以能问世,正是得益于其早期创始人利用自己的特权,早早用上了电脑。哈耶克可能会认为,这正体现了其观点的逻辑性:享有特权者能较早使用某种技术,因此能够开发出软硬件,令其他人从中获益。然而,让我们设想一个不同的场景:电脑与互联网——主要是由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出来的——从一开始就被视作一项公共资源,并非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早早接触这些技术,而是每个感兴趣的大学生都能用上它们。这样一来,我们便可能早早培养出数千名、甚至更多极其出色的人才。将其才华汇总起来,谁知道他们可能取得多少了不起的进步呢?同样重要的是,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高科技行业中权力集中这一灾难是否可能因此得以避免呢?此外,由于这些技术被视作公共资源,其利润也将归公共所有,这将被用于投入更多研发,而不是被支付给股东,再藏匿在海外免税账户里。高科技行业的格言是:“我们将攀登到所有其他人的上方,再将你们推下一级台阶。祝你好运,帮扶自己,努力追赶。”或许该行业应该改用成立于1896年的全国有色人种妇女协会的格言：我们需要“既攀登，又帮扶”。
另有证据反驳哈耶克就竞争性企业与进步之间关系作出的根本性假定。更好的说法或许是:并无充分的证据表明,竞争是推动进步的最佳方式。当所有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一道努力时,发展的速度会更快。毕竟,竞争会令知识变得分散,催生不恰当的激励机制(试图赚钱而不是解决问题),并令潜在的集体能量变得支离破碎,从而导致取得科学发现的速度变慢。合作能够推动知识共享,能够促使人们专注于计划本身而非利润,并且能够催生一种有助于增进知识的集体动态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帮助美国军方,科学家曾合作进行合成橡胶的研发。正如他们所言,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一支资金充沛的工业化学家小分队取得的上千个小发现汇集起来的结果”。在这些科学家的记忆里,那段岁月宛如黄金年代,“此前为不同公司效力、处于敌对关系的人们,可以怀着共同的使命感展开合作了”。
新冠疫情初期,看上去许多人似乎领会到了这一历史教训。围绕着全球经济和如何尽可能快地开发出安全的疫苗等问题,我们形成了全球合作的感觉。科学家和各国政府似乎受到了这种可能性的鞭策:假如提前展开全球合作的话,我们甚至可能彻底避免这场灾难。正如传染病预防专家彼得·达沙克(Peter Daszak)向科技记者珍妮弗·卡恩(Jennifer Kahn)所讲述的:“问题不在于不可能做到预防……这一点是很可能做到的。然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政府认为太昂贵了,制药公司则要追求利润。”卡恩补充道:“总体而言,世界卫生组织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权力,无法开展对于扭转[这种缺乏动力的局面而言]所必需的大规模全球合作。”鉴于这一失败,人们承诺要开展新的合作。
然而,竞争的感觉很快又再次出现。各国纷纷将本国公民的健康置于优先地位,争相率先研制出疫苗。各公司则专注于从出售疫苗中赚取经济回报。从科学角度出发,这种做法并无太大意义,因为这会阻碍信息共享。从实际角度出发,这种做法同样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忽视了全球的相互依赖性。就已发生并传播开来的病毒变异而言,是如此;鉴于在相互联系的世界，各国经济复苏需要全球经济复苏，亦是如此。从道德角度出发，这种争当第一的竞赛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将导致脆弱人群、而非仅仅是富裕国家的脆弱人群率先接种疫苗的可能性降低。从政治角度出发，这种做法可能有点意义,因为疫苗竞赛的胜者可能成为该国的民族英雄，但哪怕这一理由也可能无法成立，尤其是如果因为过于匆忙而导致产品有危险时。
不过,竞争精神并未完全压倒疫苗计划。世界卫生组织还是成功地组织起了150个国家,以保障疫苗的全球可及性,尽管对于较贫穷国家的许多人来说,这些疫苗运抵得还是不够快。而且为什么疫苗一开始就会成为一个与国民财富相关的问题呢?事实上,赫尔辛基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研究者在疫情初期就研制出了廉价疫苗,但与私人公司合作的决定—就牛津大学而言,据说是受到了来自盖茨基金会的压力—意味着利润考量压倒了公共卫生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制药公司从公共资助的研究计划成果中收割利润。专利法则阻碍了疫苗被更加迅速地发放至各地,令全球经济面临继续遭受破坏的风险,并可能导致危险的变种数量激增。这些因素甚至都还未触及这一问题的表层:对于私人经济增长的关注是如何导致公共领域的状况在数十年间不断恶化的?回过头来,这种情况又导致虚假信息泛滥,从而在疫苗供给充足的国家也阻碍了接种工作的进行。
可见，这是围绕着追求在经济领域做到拔尖制订的计划,如何破坏其承诺要兑现的价值的又一个例子。他们承诺要推动进步,事实上却阻碍了进步。他们承诺要让所有人都过上最美好的生活,却只为少数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承诺要建立促进和平与繁荣的社会秩序,事实上却导致了威权主义和战争。更加不幸的是,尽管人们一再声称并非如此,但我们实际上拥有以其他方式设计我们的生活与社会的出色模板。就这一具体案例而言,就在哈耶克那本对追求伟大予以确认的热门畅销书出版的同一年,波兰尼也在《大转型》一书中对这一模板作出了强有力的表述。尽管其标题中出现了“大”这个词,但这本书实际上是对足够好的生活的一曲赞歌。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