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冯小刚执导的新作[向阳·花]体现出了人文关怀，聚焦边缘人群中的弱势群体，展现刑满释放后底层女性的生存处境。

冯小刚执导的新作[向阳·花]体现出了人文关怀，聚焦边缘人群中的弱势群体，展现刑满释放后底层女性的生存处境。

然而，影片的叙事不像主题那样强调真实，反而陷入了堆砌苦难的疯狂自证。

无法选择的悲惨遭遇确实可以引发同情，但是过度渲染的戏剧性只会导致故事失真，脱离现实，使人物不再具有说服力。

冯小刚新作[向阳·花]有一种割裂的拧巴感，就像一个想要描摹残酷现实的人，大笔一挥，写了一出传奇。

片名来自于故事中参与文艺演出的女犯组合名，监狱管教起这个名字，是希望女犯即使身在逆境，也要向往光明，自强不息。

这也是本片主旨，呈现逆境，以及逆境中女性的坚韧不拔。

故事围绕着白狐狸与黑妹展开，前者为了给聋哑女儿安装人工耳蜗，当了裸聊女主播；

后者是在贼窝里长大的孤儿，不会说话，以偷盗为生，二人因为手语在狱中结识，出狱后，同是天涯沦落人，又一起挣扎于社会底层。

着眼于刑满释放人员中的底层女性，[向阳·花]立的主脑没问题，撑的骨架也没问题，但在填充血肉和描绘纹理时，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造成了一种失真的恐怖谷效应。

苦难成灾

小人物的故事本身是冯小刚的拿手戏。

他用平实的镜头语言，塑造过许多活灵活现的角色，把底层故事讲得有滋有味儿。

在[没完没了]中，给小芸打针紧张到没注射就拔出来的韩冬，抱着“路易十三”入睡、吐都不舍得吐的阮大伟，各有各的可爱之处。

一句充满了京味儿幽默的“人民内部矛盾”，点明了老百姓的生活里本来就没有大是大非，但其中映照出来的小小弧光已经足够打动人心。

人物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在[向阳·花]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事件、台词、情绪的堆砌。

白狐狸集底层女性苦难于一身，为了残障弟弟娶媳妇，就嫁给了弟妹的残障哥哥，随后生下了女儿又遭到嫌弃，女儿还得了脑膜炎，丧失了听力……

这些苦难仅仅是故事的开端，整部电影都是对苦难的延续。

然而，苦难的数量并不能代替力度，堆砌事件只能体现出叙事的不自信。

在以往京味儿作品中，冯小刚能够寥寥几笔勾勒出小人物神韵，因为足够熟悉北京的市民阶层和文化土壤，知道面包和爱情对老百姓而言孰重孰轻。

所以韩冬追的是自己被拖走的车，而不是小芸。

反观[向阳·花]，连珠炮般出现的苦难，如同充满焦虑地圆谎、自证一样，使得影片与现实的间距欲盖弥彰，其中遍布对底层女性苦难的失真想象，依赖建构性别、阶层的二元对立，制造戏剧冲突。

为富不仁和性别剥削随处可见，财大气粗的客人肆意栽赃，当场搜身；

推销保健品的小老板，克扣工钱，见色起意；连停车场的保安，都要在无家可归的黑妹身上，捞一笔钱。

[向阳·花]存在诸多类似堆砌苦难的、似是而非的努力，比如运用了地方口音，却有着浅白的台词设计。

保留方言，是许多现实题材影片的常用手法，贾樟柯、李睿珺等导演经常在作品中使用，能够表达出原生态的现实感。

但是，[向阳·花]却不断让角色点破不言自明的事情，许多可以运用影像、剪辑等更电影语言讲述出来的内容，都借台词直接说出来，这是电影表达上的本末倒置，买椟还珠。

“人”的缺席

[向阳·花]中，立场大过一切，故事只是立场外套的壳子，核心是在讲社会现象、道理，是刑满释放人员及底层女性所面临的种种不公、困难，是女性互助。

在此基础上，叙事沦为了立场的传声筒，影片对苦难的想象流于表面，对人物的塑造如同新时代的样板戏——深度不足，情绪有余。

[向阳·花]的“花”不止白狐狸、黑妹，还有管教邓虹、狱友胡萍、社会上认识的郭爱美，把人物组成群像的是“女性互助”命题。

冯小刚导演以前拍摄过很多“男性互助”的故事，一个人出事儿，一群人跟着，喝酒打架都不在话下，不需要解释。

在本片中，女性互助的发生要复杂很多，要铺垫很久，并且一定会用剧情说得明明白白。

比如胡萍帮助白狐狸，是为了还人情；

白狐狸想要帮助黑妹，是看到了女儿的影子；

管教帮助犯人的原因更加离奇......叙事的啰嗦同样体现出了不自信。

在女性互助故事中，唯一一个塑造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物，竟然是男性配角黄毛——着墨不多，但有神韵，有弧光。

影片堆砌了女性苦难，却没有描写出女性的境遇，人在其中如叙事工具般存在。

作为现实题材作品，[向阳·花]必然要还原社会底层面临的困境，但更根本的是，如何表现困境中的人物，展开其中属于人的部分，引起观看者感同身受的审美体验，这才是艺术有别于道德说教的地方。

在[一九四二]里，瞎鹿为了一口肉被打进热锅里，争斗戛然而止，生命骤然而逝，却给画外的观看者留下了内心震荡。

而[向阳·花]里戏剧冲突接连出现，白狐狸刚入狱就被霸凌，重返社会又遭到冤枉和歧视，紧接着又是性骚扰。

填鸭式的悲惨叙事，没有给观看者任何的回味余地，无法调动其想象力及感受力，反倒适得其反，削弱了故事与人物的真实性。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于现实题材的影片来说，角色塑造至关重要，一个鲜活的小人物，往往比宏大事件更能拨动心弦。

白狐狸的故事在影史上有母题，她与[神女]中阮玲玉所饰演的暗娼命运相似，都为了生活、孩子不得已出卖色相。

比较来看，[神女]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表现主人公白天的温柔慈爱、夜间的轻浮不堪，节奏不紧不慢，叙事从容不迫。

不用借助繁复的剧情，阮玲玉的一个冷笑、一个抽烟的姿势，就能将观看者带入那个身不由己的夜晚，对人物产生更深层的理解。

而[向阳·花]总是在制造戏剧冲突，所有情节的伏笔都并不高明，像在完成“闭环”任务，如同法制节目的“情景再现”一样，不去深挖人物的内在，只是想要说明其命运的某种先验必然性，导致角色缺乏深度，止步于叙事环节。

在此基础上，人物更像是具有叙事功能的工具人，只管释放推动故事所需要的情绪。

影片似乎还存在着越偏激、越暴躁，人物就越生动的误区，这以更丰富细腻的生命表现为代价——

白狐狸一遇到事情就歇斯底里、失去理智，黑妹则是一直保持在愤世嫉俗的状态，动辄打人，没有成长。

失语的艺术

[向阳·花]结合了当下的两个热门主题，现实主义和女性主义，前者有现象级的[我不是药神]，后者有[热辣滚烫][好东西]，都是无论商业还是口碑都取得了成功的作品。

就这两个主题而言，冯小刚都不是开拓者，在他以往的作品中，有过女性群像（[芳华]），也涉及过重男轻女现象（[唐山大地震]）。

但侧重点分别是一代人的青春以及天灾中的个体命运，没有反映社会中特定群体的生存境遇——这正是[向阳·花]的主旨。

鲁迅说过，文艺作品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此意义上，本片虽然在艺术表达上乏善可陈，但确实也反映出了社会现象，可以为弱势群体争取一些话语权。

只是电影终归是艺术，要在想象和表达上有自信，不能借政治正确来壮胆。

来源：看电影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