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津的袁文会谈到济南清帮头目柏俊生

摘要：郭德纲的师傅金文声老先生去世后网络上流传不少他说的评书《青红帮》、《袁文会》等。他说的清帮主要是指天津的清帮，袁文会是天津清帮后期的头目。地下的袁文会因此而骄傲，与济南清帮大佬的柏俊生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郭德纲的师傅金文声老先生去世后网络上流传不少他说的评书《青红帮》、《袁文会》等。他说的清帮主要是指天津的清帮，袁文会是天津清帮后期的头目。地下的袁文会因此而骄傲，与济南清帮大佬的柏俊生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袁文会：柏老大，你知道吧。我现在火了。”

柏俊生：“那有啥。我都过气好几回了。”

袁文会：“不就是《大染坊》电视剧把你带火了嘛！剧中的白志生就是映射的你。”

柏俊生：“《津门飞鹰》中的袁文才也是映射你呀。那部电视剧也没带火你。”

袁文会：“咱比比后代。骆玉笙唯一的儿子骆嘉平是我亲生的。”

柏俊生：“王世襄最得意的徒弟是我儿子柏良。”

袁文会：“那咱比师傅。白云生是我师傅，大字辈的厉大森是我师爷。”

柏俊生：“厉大森的清帮来历不正，是扒的桅。他在济南混不下去了，才到天津跑海的。”

袁文会：“就你能，你能得过上海杜月笙吗？”

柏俊生：“这倒是比不过。但咱辈分和杜老板一样都是悟字辈。”

骆玉笙唱大鼓

柏良先生号称济南的王世襄。柏良爱好斗蛐蛐，喂蝈蝈，养鸽子，并记录出书，成了济南有名气的民俗学杂家。《大染坊》热播时，柏良先生已经退休闲赋。济南市井老少爷们讨论剧中的白志生是乐镜宇还是柏俊生时，柏良先生笃定地认证白志生的原型人物就是其父～柏俊生。

有个清帮大佬的父亲，后代在建国后基本都是回避的。在骆玉笙唱《重整河山待后生》时，她和儿子骆嘉平绝口不提袁文会。骆玉笙只说过儿子的生父是旧社会不良人士，解放前就离婚了。

为何柏良不避讳父亲的名字和身份呢？柏良也是没办法，1979年时柏俊生名字火过一小阵子，柏良被迫卷入到其中。1979年，被历史刻意遗忘的柏俊生，名字重新显现在大众面前，与一桩国内重大案件的审判有关系。

请看以下卷宗：

第一份卷宗：

我叫赵福成，又名赵君弼，今年七十一岁，山东巨野县人，家庭地主。

1930年，在国民党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后去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1931年回国，在济南山东警察教练所当教官，1936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同年底，回济南充任警察局东关分局长，总务科长，兼防空司令部总干事。日寇侵占济南后，我曾担任济南市警察局长，章邱县长，曹州道尹，山东省政府宣传处长，汪伪孙良诚部参议等汉奸职务。

1936年，我在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由该校调查统计室主任王泰兴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化名赵用明。回济南后，我的复兴社关系转到济南，由复兴社山东省负责人秦启荣领导，和我一同进行特务活动的复兴社分子有柏俊生等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秦启荣曾委任我为冀鲁边区游击司令部警卫大队长。

我参加复兴社后，回到济南进行特务活动的任务是：了解韩复榘政治动态；刺探日本人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以我家为据点，掩护复兴社在济工作人员和过往人员的活动并保障安全。后来我曾掩护过一些复兴社特务在济南的活动。还掩护过复兴社特务张春桥过往济南混入延安。

1939年9月中旬，我到复兴社特务柏俊生家，柏的大老婆赵氏转给我一封密信，

内有两只密令。

第一只密令写：

着警卫大队长赵福承留在济南，相机打入日伪组织，以资掩护而便工作，另有连［联］络人员去取情报。

冀鲁边区游击司令秦启荣（章）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日第二只密令写：

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此致赵福承

第二份卷宗：

秦启荣（章）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日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张春桥也是复兴社特务。过了一个星期，张春桥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张春桥在济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里住，这是秦启荣安排的，因为山东是韩复榘的地盘，蒋韩有矛盾，韩不允许蒋特活动，住在我家可以掩护他的活动，保障他的安全。

张春桥住在我家期间，不愿谈他的经历和他在济南的活动情况，他总是单独出去活动，从未带别人来过我家，也没有人到我家来找过他，行踪诡秘。他曾向我打听过韩复榘的政治动向，我告诉他，日本松井大将曾来济勾结韩复榘。张春桥还分析日本人来后形势，他说：“日本人对在家礼（青帮）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铲除。”事后，我把张的这些话告诉了柏俊生。

1937年12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延安，我因为知道他是复兴社的人所以对他说：“你去吧，我得留下来干。”张说：“你留下干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了，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再找你。”我听了张春桥这些话以后，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负有任务的。

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时，他说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穿的棉大衣脱给他穿走了。

他还向我说：“我算是从山东走的。”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迷人听闻，掩护其身份。他还托付我关照他父亲，后来我当警察局长时，就提拔他父亲张开益当了庶务主任。

赵福成 1976年11月13日

第三份卷宗：

1950年，赵福成在劳改队曾写下这样的亲笔供词（节录）：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系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将给赵的那封信收下后说：“我交给君弼吧！”然后，柏将秦启荣给他的那封信拆开看，这时，我就把秦嘱附的那些话说了一遍，柏答：“噢，知道了。”关于秦启荣给赵君弼的那封信，是什么内容，我不知道。

胡彰武[124]（原名胡宪文） 1976年12月20日

第四份卷宗：

赵正平也口述了证明材料《秦启荣要我给赵君弼传信的情况》：

1937年秋天，日寇侵入济南前，我为秦启荣转过一封信给君弼。信上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是赵君弼来我家时，我把这封信交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