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Abstract:This article decodes how Li Shen's simple poemMǐn nóng(悯农) encodes complex historical context, linking agricultural strug

Abstract:This article decodes how Li Shen's simple poem Mǐn nóng (悯农) encodes complex historical context, linking agricultural struggles to the 780 CE tax reforms, bringing the poem to life through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公元799年，在中国为唐贞元十五年，论干支则为己卯，属兔。距离安史之乱结束已经过去了36年，藩镇割据的局面依旧持续，社会的恢复与发展仍在艰难前行。这一年看似平静，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关中地区夏季缺雨有旱情，江南秋季又雨多有水灾，加上北方边境偶有战事，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贞元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本期故事的主人公叫李绅，这一年，28岁的李绅只是一位布衣举子。成为举人后，他并没有出任官职，而是选择继续参加科举，追求进士功名以提高仕途的起点。

在唐朝，科举考试不糊名，主考官阅卷的时候可以看到考生的名字。考试成绩不但取决于卷面分，更要参考考生的社会声誉和以往的作品水平。所以，在考试前，考生往往会向权贵或文坛名流投献诗文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这叫做“行卷”。

不例外，这一年28岁的李绅向当时的集贤殿校书郎吕温行卷了。“集贤殿校书郎”虽然官职不大，相当于是唐代皇家图书馆与学术研究中心研究员，但一定是文学界的名流才能担任。我们熟悉的大文豪白居易、元稹、杜牧均担任过此职。可见当时吕温在文坛和官场中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事是证明，李绅不但找对了人，而且成了事。他写了两首诗拿给吕温看。吕温看过后说：“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就是说李绅这个人有大才啊，日后必能做宰相!这一评价可不得了，使李绅声名鹊起，为他日后的仕途奠定了基础。李绅最终在34岁考中进士，逐步升迁最终官至宰相，印证了吕温的预言。不过这是后话。

话说回来。李绅给吕温看的诗，是什么石破天惊的作品？

一、不同寻常的《悯农》

好巧不巧，小学一年级上学期语文就学了这两首诗其中之一。

悯农诗二首（其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想必每个人都学过这首诗吧，你也只当他是劝人节约粮食的儿歌吗？可是李绅写《悯农二首》不是拿给小孩子读的，而是拿给当时文学界的大佬读的啊！

你可能会说这首诗有什么过人之处啊，我怎么看不出来。

是的，原因在于我们只学《其二》，没学《其一》。

悯农诗二首（其一）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直观感受，《其一》比《其二》写的尖锐多了。既然李绅写这首《悯农二首》是为了获得政治上的抱负，那他肯定不能只是轻描淡写的歌颂节约粮食的美德，多半是要针砭时弊，讽刺某种社会现象甚至是政治制度。

那我们就来重读《悯农二首》。还是从最熟悉的《其二》入手。

第一个问题是“锄禾日当午”里的“锄禾”是什么意思。“锄禾”是固定的农业用语，指为粟地锄草松土，如同插秧、耘田一样，是水稻种植的专用术语。在古代“禾”并非泛指所有农作物，而是特指粟，就是北方的谷子，谷子去壳后就是小米。在古代，粟是我国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说官员俸禄是多少是石，就是说多少石的粟。这一点，都不需要引用考证，看看《新华字典》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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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了，这两首事本质上是一首诗，所以要合在一起读。这样“锄禾日当午”就和“春种一粒粟”连起来了。表达的都是种粟的意思。那为什么“秋收万颗子”却“农夫犹饿死”呢？

实际上李绅与元稹、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悯农》作为新乐府的代表作，以通俗语言揭露社会矛盾，批判的是中唐时期的赋税制度——两税法。

说起“两税法”，它可是站在我国历史税法制度的拐点，具有划时代的有意义。但要说清“两税法”，还得从他的前身“均田制”说起。

二、“耕者有其田”的始末

北魏至唐朝初期，国家连番历经了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隋末农民起义等大战乱。战争导致人口锐减，从隋朝的6200万人减少到初唐时期的2000万人，并且土地大量荒芜。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好不容易乱平息，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恢复经济才能巩固政权。这都要求统治者增加人口，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于是“均田制”应运而生，均田制就是将这些无主荒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均田制将土地分给农民，与之配套的税收制度就是“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租是农民需要交纳的粟米，庸是应服的劳役，调是需要交纳的绢棉布麻。

唐朝初期，按“一夫授田百亩”的原则把土地分配给老百姓，你家的人丁越多，你家的地就越多。租庸调是定额征收的，农民按每人丁每年缴纳定额的租（粟二石）、庸（服徭役二十天）和调（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因为赋税是定额的，农民也有稳定的心理预期，可以自由安排全年的生产劳动。假使20天的劳役也不想出，成，可以“输庸代役”：农民可以通过缴纳绢或布来代替劳役。这样更加避免了因长期服役而影响农业生产，减轻了劳役对农民生活的干扰。

当时京畿乡村一户小农家庭一年农耕可以得到粟约50石；种桑树50株可以产绢约约50丈。按照租庸调制的规定，每丁每年需交纳粟二石、绢二丈，而且再多交六丈绢就可以免了劳役了。这是非常轻徭薄赋了。唐朝初期，凭借这样的赋税制度迅速恢复农业，人口快速增长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人多了，制度不变，问题就来了。人口越来越多，人们分得的土地就越来越少，租庸调制的税收却维持不变，农民交税就越来越困难。这时候再遇上自然灾害、生老病死，农民只能出卖土地抵债。可是失去土地，就更没法生活了。就这样，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了逃亡生活。社会变得不稳定，税收也难以为继。

三、精心的改革，糟糕的成果

安史之乱后，国家遭受重创，财政更加困难，税法制度改革迫在眉睫。公元780年，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替代租庸调制。两税法不再按人丁收税，而是以人的资产收税，分夏秋两次征收，所以叫两税法。那具体征多少税呢，两税法的原则是“量出制入”，就是计算唐帝国财政需要多少，就向民间征收多少。

这么一改，很合理吧。那为什么李绅描写的社会现在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呢？其实，每一项制度实施的背后，都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机构。你想想看，两税法按资产收税，那首要的问题就是搞清楚农民有多少资产。每个人的地不同，每块地的产量不同，每种农作物的价值不同，况且资产还包括土地以外的财产，房产、牲畜、手工业品都算资产。可想而知，在当时，想要统计每个人的资产，其实非常困难。

再加上两税法要量出制入，把帝国的财政需要用钱币数统计，收税的时候又把钱币数折算成实物缴纳。可是唐王朝开采铜矿的能力有限，铸造钱币的能力也有限，导致铜钱流通量不足，钱重物轻。

再说执行税法的官吏，他们面对这样一本糊涂账，还要完成税收任务，怎么能保证他们不硬性摊派呢？两税法实施后期，农民上缴同样的税款，甚至需要多缴纳4倍的粮食才行。实际上的两税法变成了不问农民资产多少，用价值杠杆对农民的剥削工具了。

情况愈演愈烈，贫苦农民交不起税钱，只能变卖土地；富商豪绅又趁机兼并土地，通过隐匿资产、贿赂官吏的手段把税负转嫁在贫农身上。唐朝中期的两税法并没有解决租庸调制的问题，反而加剧了土地兼并，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了。

四、两税法的进步意义

前面说过，《悯农二首》讽刺的税法制度是站在了历史的拐点。事实上按资产征税的两税法是比按人丁收税的租庸调制更进步的。这一次改革后，中国历史上再无朝代主张按人丁征税了。唐朝的两税法是这项税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作为正统税收的首次实践，稚嫩它缺少的是科学的统计手段和制衡的权力结构的加持。

看来，学《悯农》，不但要学节约粮食的传统美德，更要学其中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知识啊。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正中午最热的时候锄禾呢，为什么不清晨或傍晚凉快些时候锄禾，大家可以想想/

来源：正大光明叶子U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