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料显示，1937年6月，南京城有100万人；到11月，就只剩54.7万了，近半数人成功撤离。剩下没走的民众，实在是没办法。背井离乡谈何容易！1937年7月，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在家书中说：“我自己出门的本事不大高明，再带三个小孩、一个老妈，我几乎无此勇气。”闻

南京大屠杀前，老百姓为什么不撤离？说白了就两个字，没钱！有钱的那些大户早就跑得没影了！

史料显示，1937年6月，南京城有100万人；到11月，就只剩54.7万了，近半数人成功撤离。剩下没走的民众，实在是没办法。背井离乡谈何容易！1937年7月，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在家书中说：“我自己出门的本事不大高明，再带三个小孩、一个老妈，我几乎无此勇气。”闻一多经济条件不错都这么顾虑，普通百姓就更难了，他们不仅没勇气，也没足够的钱。

当时，撤离成本高得吓人。曾在南京电话局工作的王正源回忆，11月底前，南京轮船票一票难求，票价涨到原价的4到5倍，就算买到票，还得雇小木船登轮，小木船的费用也被抬得很高。普通百姓哪能承担得起这些费用，徒步逃离又没盘缠。

为啥船票这么贵呢？因为大量船只被国民政府征用，用来送军事和政府人员西迁。南京快沦陷了，百姓要跑，国民政府也要转移。当时，国民政府征用了全市600辆汽车和220只民船。南京市长马超俊提议，希望交通部西迁的船只到了之后，赶紧回南京接难民，可这想法最后成了泡影，大家都知道，南京沦陷时，这些船根本回不来。

国民政府制定了好几个临时疏散方案，却不公开传达，只在民间传些小道消息。那些达官显贵听到消息，都赶紧带着家眷跑了。比如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在回忆录里写：“日军开始轰炸南京时，我的家属已离开南京”；大汉奸周佛海8月6日就把妻儿送去湖南了。

国民政府不组织大规模撤离，是怕引起民众恐慌，可小道消息传播，反而让民众更不安了。11月中旬，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大规模撤离，可已经晚了，这时候普通市民只能坐开往上游的外国轮船，不仅票价贵，而且船少人多。

撤离前，国民政府对西方人士成立的南京安全区给了点支持，有10万英镑、3万袋大米、1万袋面粉和一些食盐，但这点物资对于成千上万的难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那些没撤离的民众，各有各的应对办法。有的家庭急着把女儿嫁出去，当时报纸上全是结婚启事。幸存者丁荣生说，就算家里缺劳动力，家人还是急着把她嫁给店铺伙计，就为了躲日军侵害，可南京城发生了2万多起强奸惨案，说明这样也不安全；有的民众不停地搬家，从城北搬到城南，从城南搬到玄武湖，再搬到乡下，想缓解心里的焦虑，可根本没用；还有一部分人去安全区避难。

但安全区也不是绝对安全，《拉贝日记》里写，南京沦陷初期，日军几乎每天都闯进安全区强奸妇女，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100多个姑娘遭殃。不过，跟安全区外比，这里还算相对安全。20多个有良知的西方人在这儿保护了20多万南京平民，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记录下105分钟的日军暴行，这是目前发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动态影像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不少百姓没去安全区，留在家里避难。一方面，他们低估了日军的残暴，南京沦陷前上海已经沦陷了，但上海没发生大屠杀，政府和民众就心存侥幸；另一方面，上海的难民区有列强支持，日军有所顾忌，南京安全区是民间自发成立的，虽然也得到相关国家支持，但对日军没什么约束力。而且日本在南京搞威慑作战，安全区的存在不符合日军意图。

我们不能只记住南京大屠杀，还要记住：1894年11月21日，旅顺大地惨遭屠戮，2万多鲜活生命消逝；1896年6月20日，台湾云林被血雨腥风笼罩，3万多同胞遇难；1928年5月3日，济南城哭声震天，5000条性命戛然而止；1932年1月28日，上海在 “一・二八” 事变中满目疮痍，12600人不幸丧生；1932年9月16日，平顶山的惨案令人痛心疾首，3100多个生命惨遭杀害；1932年，辽宁新宾县也没能躲过劫难，1万多人倒在血泊之中；1934年，哈尔滨弥漫着死亡的气息，约2万人失去生命；1937年11月26日，无锡遭遇血腥屠戮，14200多人不幸罹难；1937年11月29日，常州沦为人间炼狱，1万人命丧黄泉；1937年12月7日，芜湖也未能幸免，1万人惨遭杀害；1938年2月5日，凤阳被无情屠城，5000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无数家庭的破碎，都是一段无法言说的惨痛。

来源：麻辣涂二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