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评审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类论文。例如，以美国某一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来看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等等。说实话，这类论文的劳动量很大，全英文的文本整理下来，学生的学术诚意跃然纸上。我通常会给这一类论文通过的分数，但也会禁不住惋惜一下。

如何重建媒体的价值

三月，樱花开了，毕业论文评审季也到了。

我在评审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类论文。例如，以美国某一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来看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等等。说实话，这类论文的劳动量很大，全英文的文本整理下来，学生的学术诚意跃然纸上。我通常会给这一类论文通过的分数，但也会禁不住惋惜一下。

这种论文的逻辑和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大致差不多，皆是以媒体为中心的论证框架。在互联网前时代，这样的逻辑没问题。因为在传统传播体系下，新闻业是以媒体为中心的新闻业，媒体为社会传播网络中枢之所在，媒体与专家、精英可以决定何为真相，进而在此基础上制造共识，媒体的重要性也因此而不言而喻。因此，抓住了媒体这个中心，也就抓住了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成败的关键所在。

但和数字社会相对应的数字新闻业所呈现的却是另外一种传播关系结构：互联网通过技术的赋权，导致大众传播权力资源出现了去中心化的趋势，“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结果，使得多元化的新闻传播行动者所构成的节点网络成了数字新闻业新的实践主体，媒体只是其中相对重要的一个节点，而非数字新闻业的全部，更不会是数字新闻业唯一的中心了。媒体是社会共识达成的关键装置，但在数字社会的新场景下，媒体参与共识构建的既有路径日渐失灵，这导致社会对媒体的关注度大大降低，反映到研究层面，针对媒体的研究也少了甚多。

不过，媒体在中国有其特殊性，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需要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媒体发展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国家战略重大问题解决的成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继之前已经实现了的“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阶段的核心关怀。何为治理？治理是当代政治文明的专属物，即强调多元、平等的主体之间经由对话、协商，达成共识的过程。共识程度越高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越有效；反之，利益一边倒的方案则常常成为社会危机事件的导火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话与沟通能力实际上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一道能力关口，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现实效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框架下，媒体能否获得良性发展，很显然已经不单单是新闻业的问题，而是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得以顺利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媒体的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何重建媒体在数字社会的新价值呢？

窃以为，这一路径创新过程主要体现为三个层次，或曰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要回应的三个“系统问题域”。

其一，宏观层面，媒体如何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使命，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支撑力量？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如何沟通国家与社会？二是如何弥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摩擦与冲突？这是媒体价值重建的政治文明坐标。

其二，中观层面，媒体如何回应数字新闻业的新规训？这需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如何积极参与行动者网络中各节点关注的焦点问题和前沿问题的讨论？二是作为行动者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如何与其他节点之间相互开放，即如何实现新闻生产、评论与传播过程的对等开放？所谓媒体融合，主要解决的就是上述媒体与行动者网络之间的双向奔赴问题。正是基于这一过程，媒体才能有效融入数字新闻业（也可以称为现代传播体系），赢得信任和权威资源，进而回应第三个问题：如何确保在议程设置的竞争中胜出，获得主流地位？

其三，微观层面，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如何实现全媒体传播体系？全媒体传播体系是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一揽子方案和路线图，其中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和全效媒体给出了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四个维度，如何将其演化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在地方案？这是媒体实现共识构建的现实路径所在。

作者：朱春阳

编辑：邓汝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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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融媒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