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台湾流传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这里的街头巷尾，曾经是日治时期日本人的家园。在那个时代，许多人来到这片岛屿，带来了他们的文化、语言和血脉。

在台湾流传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这里的街头巷尾，曾经是日治时期日本人的家园。在那个时代，许多人来到这片岛屿，带来了他们的文化、语言和血脉。

今天的台湾，依然有着一些人，他们的祖先来自日本，这些“日本后代”往往生活在我们眼皮底下，却鲜少被提起。

究竟在宝岛上，隐藏着多少这样的人？他们的身份认同、生活习惯，是否与传统的台湾人有所不同？这些后代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根源？

‌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经历快速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日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过剩问题。

为了寻求解决方案，新获得的殖民地台湾进入了日本政府的视野，被视为疏解国内人口压力的潜在目的地之一。

日本殖民当局，即台湾总督府，开始策划并推行一项旨在将日本农民有组织地迁移至台湾垦殖的政策——“官营移民村”计划。

具体的实施地点包括花莲港厅（今花莲县）的吉野村（位于今吉安乡一带）和林田村（位于今凤林镇及光复乡部分区域）等。

记录显示，前后约有850余户，数千名日本农民响应了政府的号召，带着家乡的改良稻种、新式铁犁以及对新生活的憧憬，漂洋过海，踏上了这片南国土地。

这批来自气候相对温和的日本本土，特别是本州、四国、九州等地的移民，很快就发现台湾的自然环境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酷得多。

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高温、潮湿，以及茂密丛林、沼泽地貌中潜藏的各种威胁，都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巨大挑战。

尤其是肆虐的蚊虫以及由此传播的各种热带疾病，如疟疾（日治时期文献中常称为“瘴疠”），成为了悬在这些日本移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许多移民水土不服，染病身亡或丧失劳动能力。根据台湾总督府在1918年（大正七年）进行的一项官方统计调查，结果令人震惊：这些官方组织的农业移民，其存活率竟然不足六成。

严峻的生存现实迫使大多数最初怀抱希望的日本移民最终放弃了在台湾扎根的念头，纷纷选择返回日本故土。

因此，尽管“官营移民村”政策曾一度被寄予厚望，但最终因水土不服、疾病流行等原因而效果不彰，实际通过此途径在台湾成功定居并繁衍后代的日本人数量非常有限，远未能形成一个庞大、稳固的日本移民社群基础，更谈不上对台湾整体人口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在日本占据台湾的早期阶段，殖民统治者基于“内地人”（指日本人）优越于“本岛人”（指台湾人）的种族等级观念，以及维护统治秩序、避免民族融合引发复杂问题的考量。

官方政策上并不鼓励，甚至通过不成文的规定或社会压力来限制日本人与台湾人之间的通婚。

一个被后世反复提及的典型例子，便是台湾中部望族雾峰林家的成员林烈堂迎娶日本女子永岛清子。

这场婚姻在当时被视为打破禁忌之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甚至传闻在婚礼举办时，台北城内的日本警察需要特意到场维持秩序，以防止这场可能触动“内地人与本岛人不得通婚”隐性规则的结合引发不必要的社会骚动或争议。

这类早期联姻往往并非单纯的男女情爱结合，其背后常常伴随着复杂的政治结盟或经济利益交换。

日本海军中将、曾任首任台湾总督的桦山纪资，其侄女嫁入了当时台湾另一大富豪家族——板桥林家。这场联姻带来的“嫁妆”中，据称就包含了利润丰厚的樟脑贸易特许经营权。

这一特权使得板桥林家得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掌控了全台湾近三分之一的樟脑出口业务，极大地巩固了其家族的经济实力。

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入和策略调整，到了1932年，日本当局正式颁布了《日台共婚法》，从法律层面上正式认可了日本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婚姻关系。

根据保存至今的台湾总督府官方户籍档案统计，从1905年有相关记录开始，至1942年的近四十年间，在全台湾范围内，经过合法登记的日台婚姻总共仅有986对。

考虑到婚姻关系的持续时间和生育情况，由这不足一千对的合法婚姻所繁衍的日台混血子女，据后世研究者估算，总数亦不足5000人。

进入193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大，特别是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殖民当局为了更有效地动员台湾的人力物力资源服务于战争，并巩固其在台湾的统治基础，开始强制推行一项影响深远的同化政策——“皇民化运动”（Kominka Movement）。

这场运动自1936年左右启动，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

有人可能会误将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视为促使日本人及其后代在台数量增加的一个因素，甚至将其影响等同于血缘上的融合，但这实际上是对“皇民化运动”本质的一种根本性误解。

“皇民化运动”的核心目标并非鼓励或促进日本人与台湾人之间的血缘混合，而是旨在从文化、精神和国家认同层面，彻底改造台湾人，使其放弃固有的中华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转而效忠日本天皇，成为“忠良的帝国臣民”（即所谓“皇民”）。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殖民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深入到台湾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例如，在语言上，强制推广日语，限制甚至禁止汉语（包括闽南语、客家语等）在公共场合和学校教育中的使用；在姓名上，推动“改姓名运动”，鼓励甚至强迫台湾人将传统的汉式姓名改为日式姓名；

在宗教信仰上，强制参拜日本神道教的神社，压制台湾传统的民间信仰和祭祖习俗，要求家庭供奉神道的神龛（神棚）取代原有的祖先牌位；在生活习俗上，推广日式服装、节日和礼仪，试图全面改造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文化改造，虽然在表面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官方统计到1944年，全台湾的日语普及率已达到71%之高，但这并未能真正磨灭根植于台湾社会深层的中华文化底蕴和民族情感。

文化上的抵抗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存在着。就在“皇民化”运动甚嚣尘上之时，许多台湾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仍在以自己的方式坚守传统。

例如，出身于雾峰林家的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林幼春，作为台南地区的私塾先生，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依然冒险带着学生偷偷传抄和学习《三字经》等中华传统蒙学经典。

有研究指出，直到战争末期，仍有高达80%的台湾家庭在每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除夕夜，会关起门来，偷偷地祭拜自己的祖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战后初期进行的身份登记和统计，当时在台湾岛内居住的、具有日本国籍的人口总数约为30.8万人。

战后，根据同盟国的安排，主要由中华民国政府负责接收台湾，并与美方合作，共同执行将在台日本人遣返回日本本土的任务。

从1945年底开始至1946年间，绝大多数在台的日本人及其家属，都被分批次、有组织地从基隆、高雄等港口遣送回日本。

明治时期，日本人与台湾人通婚或非婚生下的后代。由于其双重血缘背景，在战后的身份选择和归属问题上面临着尤为复杂的处境。

当时被确认身份的日台混血儿女大约有2.3万人，在面临是随日籍父/母返回日本，还是留在母亲/父亲的故乡台湾的选择时，绝大多数混血儿女最终离开了台湾。

最终选择放弃日本国籍、登记并获准留在台湾、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日台混血儿女，仅有1233人。

在战后混乱时期设立于台北桥下的私生子收容所里，曾有一个名叫田中正男的7岁男孩。他的日本生母在即将被遣返前，无奈将他遗弃在此。

临别前，母亲在他颈间挂上了一个写有“请交给艋舺林本源家”字样的木牌，显然是寄希望于台湾的大家族能够出于人道或某种渊源收留这个孩子。

在战后初期，国民政府为了维持台湾社会经济的运转和技术的平稳过渡，曾短暂地决定留用一部分具有专门技能的日籍技术人员，总数约有一万多名。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台湾社会局势动荡，出于稳定秩序、消除潜在隐患以及政治上的考量，国民政府改变了之前的政策，决定将这些留用的日本技师也基本上全部遣返回日本。

至此，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外，日籍人口基本从台湾社会绝迹。

综合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官方移民的失败、有限的合法通婚数量，还是战后绝大多数日本人及混血后代的离台，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在台湾的日本后裔数量，远非传言中的“数百万”级别。

学者黄智贤曾引用史料明确反驳了“台湾有600万日台混血”以及将其与特定政治立场联系的说法，认为其不符合史实。她的论据主要有三点：

第一，日本殖民者普遍抱有种族优越感，视台湾人为“低等人”，大规模且平等的通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缺乏现实基础。

第二，战后彻底的遣返工作，将在台日本人（包括大部分混血后代）几乎全部送回日本，仅留下极少数人。

第三，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台湾建立了极为严格和完善的户籍制度（户口簿制度），台湾光复时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户籍档案保存完整。

这些官方档案中，并未记载存在大量具有日本血统的后裔。

参考资料：

1、朱时宇.中华民族史观视域下的日据台湾史研究——驳“皇民”史观[J].台湾历史研究,2025(1):12-19

2、台湾真有600万日本人后裔吗？ 环球网 2017-01/09

来源：古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