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松坡（1901——1953），名高蔚茂，又名高松山，化名李纯青，章丘县普集镇上皋（今济南市章丘区普集街道上皋村）人。出身地主。1924年章丘县师范讲习所毕业，曾先后在明水镇王白庄、砚池山等村小学任教员。后弃教进入国民党韩复榘政务系统，历任段长(辖10个村)、

作者秦克铸小照

作者简介：秦克铸（1960——），男，汉族，博山区石马镇南沙井村人。退休教师。

高松坡（1901——1953），名高蔚茂，又名高松山，化名李纯青，章丘县普集镇上皋（今济南市章丘区普集街道上皋村）人。出身地主。1924年章丘县师范讲习所毕业，曾先后在明水镇王白庄、砚池山等村小学任教员。后弃教进入国民党韩复榘政务系统，历任段长(辖10个村)、区联庄会副会长、区长。

章丘普集上皋的土地庙（源自网络）

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松坡在章丘东部拉起一支武装，活动在在上皋到普集一带。1937年底，日寇渡过黄河，济南告急，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在章丘的国民党，当官的，携款挈眷潜逃，当兵的，流散劫掠为匪。一时间，章丘境内的豪绅武装、地痞游勇、地方民团纷纷集结为伙，自立山头，打起各式各样的抗日、游击旗帜，到处“司令”，遍地“团长”。混乱中，这些形形色色的游击队很快便被国民党秦启荣部收编。

1938年1月，身兼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执行委员、鲁中区党务指导委员的秦启荣，呈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同意，将旗下的游击队更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自任“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康泽任别动总队总司令），此前被他收编的各路游击队，被整编成数十个梯队，高松坡的游击队被编为第十八梯队。因为高松坡曾是章丘县第六区(普集一带)区长，班底较大，在诸游击司令中，起事早，资历老，年龄长，威望高，故秦启荣任命他为第十八梯队司令。第十八梯队成立时，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为程学通，第二团团长为程次民(名学会，程学通胞弟)，第三团团长为刘士远。三个团长中，除了程学通，程次民、刘士远皆属名不见经传之人。

1939年初，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将国民党所辖地方游击武装统一改编为地方保安部队，高松坡的第十八梯队改番号为山东省第十二专区保安第三十四旅，高松坡由梯队司令转任第三十四旅旅长，王连仲为副旅长。

抗战初期，高松坡打着“抗日”的旗号，占山征粮，踞地逼款，独霸一方。被秦启荣、沈鸿烈收编后，盘踞在章丘南部三县交界地带，狐假虎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1939年2月起，高松坡奉沈鸿烈、秦启荣密令，开始不断在章丘、淄川、莱芜边界山区制造反共摩擦。

抗战时期的章丘县地图（源自网络）

1939年春，孙子元、高松坡部出动2000余人，进攻莱芜抗日根据地，在雪野被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打垮。1939年7月，高松坡屡屡率部窜抵莱芜北部，拉丁派款，骚扰群众，严重影响抗日根据地建设，在四支队和基层党组织支持下，莱北“红旗会”“黄旗会”“黑旗会”数千群众武装，数次联合行动，终将高松坡部逐出莱芜县境。

1939年8月上旬，秦启荣组织旗下高松坡等9个梯队，突然进攻雪野庄八路军四支队后防司令部机关驻地，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二十余人（此即“雪野事件”）。当日下午，八路军组织自卫反击，将来犯之敌彻底击溃，秦启荣败逃双龙峪，高松坡率部狼狈逃回章丘。8月中旬，高松坡率部参与“淄河事件”，配合王葆团、王尚志、翟汝鉴、翟超、杨锡九、田正中、李国麟、赵子中等部，围攻驻防淄河流域的我四支队新编第一营（营长冯毅之）和三支队一部达十余日。下旬，八路军山东纵队调集一、三、四支队主力予以反击，击溃王葆团旅和占领口头、田庄一带的翟超、翟汝鉴等部，毙伤顽军400余人，俘200余人，收复博山东部池上、太河、朱崖等地区，高松坡见势不妙，匆忙率部回到章丘。

1939年12月，日军“扫荡”章丘县抗日根据地，历时7天，垛庄、石匣两村被烧得片瓦无存，日军刚走，高松坡又尾随而至，趁火打劫，这使我抗日根据地雪上加霜，损失更加惨重。

1940年1月，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将辖区国民党地方武装收归“苏鲁战区”节制，委任张里元为苏鲁战区抗日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厉文礼为第二纵队司令，秦启荣为第三纵队司令，王尚志为第四纵队司令，各纵队下属各旅均改称支队，每个纵队下辖三个支队。

2001年出版的《章丘文史资料选辑》载有尚养海崔昌俊的文章《东岭山上孙迎瓒》，文中说，在这次整编中，高松坡的第三十四旅第一团（程学通团）被编为第三纵队第五支队保安第十团，其余人员随高松坡编入吴化文部。笔者以为，这种说法肯定有误，因为秦启荣的第三纵队只有七八九三个支队，而无第五支队；第五支队隶属第二纵队厉文礼部。

或许是为了表达对自己失去“旅长”一职的不满，高松坡1月刚接到整编命令，2月便率部投降日军，被编为“山东剿共军”（日军根据职能授予辖区伪军“皇协军”“剿共军”“治安军”等不同番号），任司令。此后，高松坡追随日本侵略军不断窜扰章丘周边各抗日根据地，足迹所至，庐舍为墟，抗日群众所受损失难以估算，仅牛、驴、骡、马等大牲畜，即达240余头。高松坡还先后在彩石、小龙堂、相公庄、阎家峪、孙村一带，强拆民房，设据点，建碉堡、炮楼140余座。其间，自设日产步枪30支、机枪2挺、手枪3支、手榴弹200枚，月产迫击炮6门，拥有工人500余名的兵工厂1处。此间，高松坡还以大量武器弹药资助反共游杂和汉奸武装。

章丘造“快枪”（源自网络）

高松坡的叛变投敌，使章丘、莱芜、淄川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严重恶化。

1940年初，日军集中2000余兵力对泰山区进行冬季扫荡。高松坡部勾结日军扫荡，从明水向南部山区进犯，章丘县大队被冲垮，其中1个中队及2个班叛离，其余部队经学习整顿编入主力部队。章丘南部山区抗日环境恶化，县委、县政府被迫撤离到章莱边境甚至一度撤到莱芜境内活动。1940年3月，泰山地委将莱芜北部的三义乡、凤山乡、茶叶镇划归章丘，作为开展抗日活动的根据地，高松坡部六十余人突然袭击我章丘六区区政府，魏平业、阎义德被杀害，张汝泽、法继荣被捕，军分区派一个营救出张汝泽，后攻打阎家峪，击毙敌八中队队长庄子彦，俘虏敌数人。

1940年6月，中共泰山地委、泰山专员公署和泰山军分区指示淄川县委、县政府领导机关迁往淄川西部山区，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淄西是高松坡部盘踞的地方，他们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和压迫，限制人民抗日活动，人民生活困难，广大群众日夜盼望共产党和八路军来领导他们抗日救国。

淄川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在淄西山区开展宣传抗日活动，得到淄西山区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不到一个月，各级抗日组织，特别是民兵组织相继建立，并开展工作，淄西山区已为我抗日民主政府所控制。这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重视，尤其是高松坡部的仇恨。据赵一川同志回忆，仅这年的7月份，日军和高松坡部就5次闯进淄西山区，有时突然闯到镇门峪，围剿金寨山周围的村庄；有时分几路合击，梦想消灭我们，敌人还乘春节期间，夜间偷袭，捕去了淄川县妇救会干事张秀英(原名肖玉珍)和赵一川同志的通讯员小高，还有两名同志负了伤。

赵一川同志和边一峰书记，是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才冲出包围圈，抢上牛角西山，脱离险境。

1940年12月，章丘六区 (原胡山公社一带，今大部分归官庄街道)区中队遭敌袭击。六区区长兼区中队长景沂率区中队战士20人准备在常三行村（今属官庄街道）召开全区村长会议，为防不测，夜间到敌占区了解敌情，拂晓在法家峪（今属官庄街道）遭高松坡部2个连的袭击，区中队战士于仁浩牺牲，2名战士被捕，损失长枪3支，其余战士脱险。

中共泰安市委党史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中共泰安历史大事记（第1卷）》（1925.8-1949.9）记载，1941年，伪暂编一旅高松坡部（此为高松坡被释放投吴化文以后的部队番号，但1941年夏高松坡还没投吴化文。笔者注）驻章莱边一带，伪暂编二旅陈三坎部驻新莱边、新泰西部、莱芜四区和大王庄、水北一带，莱芜“硬拳道”武装伪暂编第三旅亓象德部驻莱芜八区、十区，在莱东、蒙阴、沂水边区一带发展起来的“中央道”武装伪保安九旅张文正、沈洪增部驻莱芜二区、五区，伪万金山部驻徂徕山周围，伪阎继光部驻莱芜三区一带，顽固派王连仲、程学通等部驻章丘南部，翟毓蔚等部驻淄西一带，吴化文部驻临胞五井、博山池上以南和莱东瓦泉以东以南麻、悦庄为中心的鲁山山区。

8月，敌人大“扫荡”前后，阎继光在南冶、颜庄一带，刘伯戈依附伪军亓象德部在鲁西、寨里一带，张文正在口镇、山口一带，高松坡在茶叶、抬头一带大肆推行“自首”政策，抓捕共产党员、区村干部，诱骗胁迫我党员干部向其具结悔过“自首”，以“点天灯”、“大开花”、活埋、开水浇顶等各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残害党员干部和抗日群众，对我党组织造成极大破坏。至年底，章丘六区（胡山）、莱芜镇里区基层党组织几被全部破坏，莱北县党支部被破坏46个。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泰山区减少党员达2400余人。

天寒地冻的章丘（源自网络）

1941年春，章丘的日、伪军加紧封锁泰山区抗日根据地，高松坡派迁一个中队的兵力进驻埠村镇修碉堡设据点，为害甚剧。山东省档案局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的《打开尘封的记忆（细说档案里的故事）》记载，国民党土顽高松坡、刘福伦的残余投靠日军后，“在章丘一带组成了暗杀团。专门杀害我地下党员、八路军伤病员和抗日群众，群众恨透了他们。

为平民愤，保护抗日力量，中茶业游击队承担起了上级下达的消灭这一反动组织的任务。在李念林的带领下，游击队员们积极搞侦破，动员群众揭发检举，镇压了几个罪大恶极的主犯，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还挖出了本村的汉奸特务，教育和鼓舞了群众。”王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的《王芳回忆录》记载，这年春，日军对我根据地加紧分割封锁，我军活动困难，又时值春荒，被服供应困难，弹药及医药品奇缺。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分散推进边沿区和敌占区，机动灵活地打击日伪势力，支持地方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2月中旬，二团主力分别向博（山）莱（芜）章（丘）边沿区打击伪军高松坡部，首次使用炸药爆破围墙，攻克张家栏子，后又攻克莱芜县的见马庄、山草峪、吴家洼、徐家楼等日伪据点。在一个月内，一、二团进行了大小战斗40余次，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孔献之著,海天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的《王介福传奇》记载，1941年3月5日，日寇对蒙山“扫荡”一周，增设十七个据点，建立了环蒙（山）封锁线。

八路军一军分区部队针锋相对，先于徂徕山南麓发动攻势，连克天宝寨、阎庄等十余处伪据点，沉重打击了伪军万金山部，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则向章（丘）博（山）莱（芜）边挺进，克马庄、阎马峪等据点，沉重打击了高松坡部及反动道会门武装，并在博山甘泉庙伏击日军一个小队，歼敌三十余人。

1941年9月18日，日、伪军1000余人，从王村、章丘、普集、博山、莱芜向淄川县委、县政府驻地峪口村包围。在阻击战中，县大队副政委许光汉等30余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日军侵占五股泉村后，对附近的东、西牛角村和镇门峪、珠宝峪、峪口、黄连峪、吴家宅子等村进行7昼夜残酷的烧杀掳掠，共杀死和掳去干部、村民100多人，并将11个村庄抢劫一空，焚烧殆尽。其中，镇门峪乡30多名老弱群众躲藏在村东后峪山崖上的毕家洞，多被日军瓦斯毒死。

自此至翌年春，日、伪军及国民党军高松坡部对该地区连续进行20余次“扫荡”和袭击，致使西山根据地只剩“十里之长、一沟之宽”的活动范围。“扫荡”期间，淄博矿区工会特务队副队长翟干臣到牛角村找县委时，不幸被日、伪军包围，他和通讯员小鲁在突围中牺牲。

日伪“扫荡”抗日根据地（源自网络）

还是在1941年9月，泰山军分区医院第二卫生所三百余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住在刘白杨村外的山洞里。21日， 日伪军为搜查我伤病员，包围了刘白杨村。敌人把群众统统赶到村外训话，用刺刀对着群众的胸膛，逼问他们伤病员在什么地方，村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敌人见训话不成，便开枪打死了刘俊圣的两个弟弟刘俊青、刘俊明，接着用刺刀逼向年仅13岁的刘俊芳。

刘俊芳目睹两位兄长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顿时怒火万丈，猛扑上去奋力与敌搏斗，但终因年小力单，也遭到敌人杀害。群众见此情景，个个义愤填膺，怒目而视。敌人见仍无人开口，便将刘俊圣等十几人脱去上衣，推跪在地，扬言不说实话要全部杀掉，说着就刺死了一名村民。这时，愤怒已极、忍无可忍的刘俊圣蓦地跳起，大喝一声：“拼了吧！”群众按捺已久的满腔怒火顿时爆发了出来，大家赤手空拳和敌人展开了搏斗。

刘白杨村群众为掩护八路军伤病员，三十二人惨遭日寇杀害，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刘白杨惨案”。配合日军包围泰山军分区附属二所驻地刘白杨村的就是伪军陈三坎、高松坡部(1947年10月，国际法庭在东北审判日本侵华战犯时，风山乡乡长李作琴出庭控诉了日军这一血腥罪行）。

高松坡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高松坡部先后残杀抗日军民100余人。

虽然高松坡对日本人忠心耿耿，但并不为日本人所完全信任。常连霆主编，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的《中共山东编年史（第4卷）》记载，1942年4月下旬，日军五十三旅团认为，伪军高松坡部队里有中共工作人员和谋反征象，便以警备司令官检阅为借口，欺骗高部800名官兵集合在章丘及其周边，解除武装，收缴枪支及大量被服，将他们送往伪满州国当劳工。

伪军被鬼子解除武装（源自网络）

高松坡部什么时间被日军缴械，多少人被送往伪满州国当劳工，各种材料说法差距很大。按《中共山东编年史（第4卷）》的说法是1942年4月下旬，约800名官兵被解除武装送往东北当劳工。杨积清主编，章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济南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的《章丘县志》“历史罪人”部分关于“高松坡”的记载却是，“1941年夏，高松坡因与日本侵略军发生冲突，所部被日军缴械，高松坡本人也被拘留，士兵4000余人被押送东北当劳工。”《章丘文史资料（第九辑）》“乱世枭雄”则说，“1942年日本当局见其豢养的这支武装已不堪使用，遂于三月二日，将其残部集中在章丘城，收了枪支，4千与众被押上火车，送去东北做劳工。”

同样的一件事，被押送东北当劳工的人数竟然差了5倍，时间也差了将近一年。综合各种史志资料，笔者以为，《章丘县志》的记载真的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高松坡被日本人缴械的时间，《章丘县志》的记载就明显是有问题的。如前所述，1941年9月下旬，高松坡还参与制造了“刘白杨惨案”，他怎么可能在1941年夏就被日本人拘留了呢？高松坡部到被解除武装前满打满算不过1700人（详见“个人图书馆”收录的“山东地区伪军”1942年数据），怎么可能会有4000余“士兵”被押送东北当劳工呢？退一步说，高松坡部确实有4000余士兵，按二战时每节闷罐装一个排30人、每列闷罐车20节，一车也只能拉600人，这4000人也得拉6-7火车！这可能吗？

笔者以为，就时间而言，《章丘文史资料（第九辑）》“乱世枭雄”说的1942年三月二日（公历1942年4月16日）与《中共山东编年史（第4卷）》说的1942年4月下旬比较接近，即1942年中下旬；就人数而言，几百人的说法应该更可信一些。2015年8月，中央档案馆曾公布了一批侵华日军战犯的笔供材料，其中，原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2军团第59师团高级副官、战俘、日军步兵大队长、陆军中佐广濑三郎的笔供（涉及“细菌战”“慰安妇”“虐待俘虏”“抓捕劳役”，及代拟章丘作战方案等罪行，也涉及解除章丘地方武装等行动）似可以作为笔者观点的旁证。

广濑三郎笔供其中两页（源自网络）

广濑三郎在他的笔供（详见王繁荣著，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章丘文史拾遗》第27页“从一份日本战俘的自供状看章丘抗战时期的一个历史事件”）中称:

1942年5月上旬，我在山东省章丘县参加了一次解除地方武装的活动，这是我的一件罪行。

在章丘周围地区，有一支中国人的武装团体，原来是与日军合作的，后来逐渐出现了脱离日军、与抗日军合流的倾向。在第59师（团）参谋长关谷顺（中佐，笔者注）的策划下，决定由独立步兵第43大队的山内大佐大队长率领部队去解决这个问题。山内大佐以接受该团体投降并改编为道（相当于市，编者注）及县的伪警察队为诱饵，把该团体诱骗到章丘县城外日军事先布置好的包围圈里，没放一枪便一举解除了他们的全部武装。然后，日军发给他们一点“武装购买费”和“旅费”，就把他们遣散回乡了。就这样，日军解除了这个武装团体的武装，夺取了他们数百条枪支。我参与了这一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并随同师（团）长（柳川悌中将，笔者注）到章丘的步兵第43大队本部去进行作战部署。这是以欺骗手段犯下的罪行。

这段笔供，并没有点到高松坡的名字，但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日军部队番号、前因后果、事情发生的经过分析，说的应该就是高松坡部被解除武装这件事。

首先，《中共山东编年史（第4卷）》中记载的“五十三旅团”正是广濑三郎任职的日军“第59师团”所辖53、54两个旅团之一，广濑三郎笔供中说的“独立步兵43大队”隶属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每个旅团辖4个独立步兵大队，53旅团下辖41、42、43、44独立步兵大队，54旅团下辖45、109、110、111独立步兵大队）。这说明，广濑三郎笔供中说的这件事与《中共山东编年史（第4卷）》记载的高松坡部被解除武装这件事，是同一件事。

其次，《中共山东编年史（第4卷）》记载的时间“4月下旬”与广濑三郎笔供的时间“5月上旬”虽然看起来不一致，但并非什么大问题。两者都是大致时间，并不确指哪一天。比如，4月30日（晚上上半夜）可以说是“4月下旬”，5月1日（凌晨）就可以说是“5月上旬”，这两个日期实在谈不上有多少差别。《章丘文史资料（第九辑）》“乱世枭雄”说的时间虽然具体到几月几日，看起来很具体，似乎更可信一些，但与《中共山东编年史（第4卷）》的记载和广濑三郎的笔供差别就大了些。当然，“三月二日（4月16日）”与“4月下旬”也是很接近的。据此，可以大致确定，高松坡部被解除武装的时间是1942年4月中下旬到5月上旬之间的某一天，而绝不会是《章丘县志》记载的“1941年夏”。

另外，广濑三郎在笔供中还交代，经他之手送往日本做劳役的战俘共有两批，每批约300名，共计600多名。考虑到广濑三郎参与制定了解除高松坡部武装的行动方案，那段时间，送往日本做劳工的文件又须经广濑三郎阅览、签署（详见插图笔供第18页），如果高松坡部的士兵确实被送往东北或日本做劳工的话，从时间上分析，恐必经广濑三郎之手，广濑三郎应该会在笔供中有所交代。假定广濑三郎笔供中两批中的一批，系高松坡部被解除武装的士兵，那么，被送往东北或日本当劳工的“士兵”顶多也就是几百人，不太可能有4000人之众。当然，几百人也是滔天的罪恶！

笔者曾注意到，微信公众号“淄水河畔”2024年7月5日发布的《卧虎山不会忘记--父辈们和“邵大娘”的那些往事（30）》（作者“青山多妩媚”），抖音号“@章丘知县”2023年4月12日发布的《章丘民国风云人物高松坡》，均引述了广濑三郎的这份笔供资料。不同的是，前者在加了引号的文字中点了高松坡的名字，还增加了一些（传说中的）细节，不知道的人会误认为这就是广濑三郎的原始笔供，而后者“@章丘知县”抖音号主播王繁荣同志则是作为一种“推测”来引用这则资料的，这显然比前者更严谨些。

伪军被送往伪满洲国做劳工（源自网络）

高松坡被日军缴械的原因有各种说法。除了上面说的“通共”“谋反”“逐渐脱离”“有与抗日军合流倾向”以外，还有的说是“因高松坡向国民党暗中传递日军军事机密，与日军发生冲突”“内讧”。笔者以为，真实的原因很可能是高松坡自以为自己是“地头蛇”，投降日军后在“剿共”方面又“劳苦功高”，因此他有点“飘”了，不知天高地厚了，不愿再像过去那样“任人摆布”了，这让日本人觉得他似乎有点“尾大不掉”。可想而知，日本人是根本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的。狗就是狗，谁也甭想与主人平起平坐。你想了，就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了。

（待续）

致谢:在本文写作、编排过程中，曾得到著名文史专家、济南市章丘区明水街道王繁荣同志的指导与帮助，谨表谢意！

来源：夕阳红似火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