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宇辉卖书被骂“文学耻”，流量时代到底谁在拯救文学？

摘要：“董宇辉获人民文学奖”的标题党争议，本质是一场关于文学神圣性与流量实用主义的认知错位，就像把米其林三星厨师颁给菜市场里吆喝卖力的摊主——有人觉得亵渎了美食艺术，也有人认为他让更多人吃上了好食材

如果你觉得董宇辉不配谈文学，请先写出比他卖得更好的书。

如果你担心流量会玷污文学，先去找到一种，比直播间更为有效的传播方式。

“董宇辉获人民文学奖”的标题党争议，本质是一场关于文学神圣性与流量实用主义的认知错位，就像把米其林三星厨师颁给菜市场里吆喝卖力的摊主——有人觉得亵渎了美食艺术，也有人认为他让更多人吃上了好食材

《人民文学》为董宇辉颁发“传播贡献奖”的颁奖词表达得非常清楚：他“把文学一次次地送到了读者面前”。可是有些媒体却故意略去了“传播贡献”这四个字，生生地把“卖书功劳奖”扭曲成了“文学创作奖”，这激发了文化圈的共同焦虑。这种情况真的和当年的“方舟子大战韩寒”十分相似——人们争论的焦点早已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双方对“文学资格”的各种假设。

《人民文学》在董宇辉直播间，仅用4小时便售出992万册，销量相当于过往一年的发行量，实际上，数据背后潜藏着严峻的现实：严肃文学杂志的读者，正以每年大概10%的速率持续减少；并且直播间里70万同时在线的人数，或许是《人民文学》创刊75年以来庞大的单场曝光吧。

反对者高呼“文学向流量下跪”，其实是选择性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得到传播的文学，就如同无人认领的遗产一样，即便再珍贵，也只能被锁在保险箱里慢慢发霉。如果说卡夫卡的手稿真的被他的挚友给烧毁了，今天的世界文学史或许就得重新书写了。

某些批评者的逻辑，如同“厨师歧视外卖员”一样，他们暗自认定，文学传播链存在着阶级之别：作家是“创“作者”，编辑属于“加工者”，读者为“消费者”，而像董宇辉这种“卖货的”，根本就不配迈入神圣的文学圣殿。可要是翻开文学史，《红楼梦》能够流传至今，恰恰是凭借程伟元、高鹗的整理与传播；新华书店的销售员，或许比起作协会会员还接触过更多的读者呢。

当香港金像奖把“专业精神奖”颁给茶水阿姨时，人们纷纷夸赞蕴含的人文温度；而轮到董宇辉凭借卖书获得奖项时，却被视为“文学之耻”。这种双重标准的背后，其实只是一些知识分子对流量经济所怀有的酸葡萄心理：“我读了一辈子的书，竟然还没有你一场直播赚取的多。”

董宇辉在直播的时候，把“苏轼”说成了“苏东坡”，接着就遭到了“文化素养不够”的批评。这样的标准实在是太苛刻了，就好像要求天气预报主持人得拿到大气物理学的博士学位一样。实际上他的身份定位根本就不是文学评论家，更像是一个“可以当书用的工具”。他通过“玉米梗”来解读《平凡的世界》，凭借“鲥鱼多刺”来阐述人生的遗憾，这种跨领域的巧妙结合，在传播方面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董宇辉刺痛文人的地方，或许在于他证实了“读书能够赚钱”。在传统的语境里，“文化人清贫”被视作一种美德，而“知识实现价值变现”却被当成是堕落。不过说真的，当他讲出“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时，观众下单的并非鳕鱼，而是对那种诗意生活的想象。这种商业与文化的共生关系，比起某些作家一面骂着流量，一面偷偷去购买热搜，其实要体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