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0年前，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正式出版，引发全球争论。30年来，全球文明发展凸显两大特征：一是美国等国家以各种形式挑动所谓“文明冲突”，二是中国等国家尽最大努力推动文明交流合作。今天，与特朗普政府明里挑起全球经贸纷争、暗里强化文明优

第四届“中非文明对话大会”、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改革发展论坛”先后举行。

前者聚焦文明互鉴与古代智慧的现代应用，后者侧重中阿改革发展的实践路径与合作机制，集中体现了中国与非洲、阿拉伯世界在文明对话与务实合作层面的同步推进。

在文明交流对话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文明的相互认识和理解尤为重要。2025年1月13日，首届“复旦—阿盟卓越实习项目”在开罗启动。这一项目由复旦大学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共同设立，经过全国选拔，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12名学生到阿盟总部实习，本文作者即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本文基于作者实习和调研的一手见闻书写而成。文章指出：西方通过话语霸权建构了世界秩序的“主流叙事”，将复杂的文明简化为刻板印象。要打破这种文化霸权，需要构建平行于西方标准的知识生产体系。今天，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在逐渐打破西方滤镜、重新认知世界。要推动双方的文明对话，不仅仅在于宏大的历史叙事，更在于普通人之间千万次的触碰、交流与共振——构建文化的情感共同体，往往始于最朴素的瞬间。本文为平衡学会调研纪行系列文章，旨在提供非西方视角的案例参考，并为公众了解和认识阿拉伯世界打开一扇窗。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本文，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沙与海的和鸣：

阿盟之行十二日谈

开罗东郊（图片由作者拍摄提供）

1 契机：重新认识阿拉伯世界

从黄浦江畔到尼罗河岸——

出生在此地的传奇人物塔哈·侯赛因（Taha Hussein）写下，“新的埃及不会凭空出现，它只能从古老的、永恒的埃及孕育而来，我们无意也不可能切断我们与先辈之间的联系。”侯赛因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是埃及现代文学的泰斗；他的作品还在政治界有着非凡的影响，告诉世人“阿拉伯文化是伟大的”，他把只有阿拉伯人才理解的民族主义因素与全人类共同鉴赏的人类因素联系起来。

来到埃及，自己好似正站在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节点，海派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对话在脚下展开。这里对很多国人来说，一直是个神秘且朦胧的地方。而由于落地签容易办理的缘故，也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旅游地点。

本次参访与其说是实习，更像是一次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相互了解。我深知阿拉伯文化被“看见”得不够，或者说被“正确地看见”太少了。这是我第一次前往穆斯林国家，在这之前我也很难承认我对这些地方的看法没有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或许其实很多人长期仍然以西方视角来看待中国之外的世界，被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观所影响。然而不论是阿拉伯世界，还是中国，都是在西方媒体中被扭曲的形象。塑造新旧世界的历史是穆斯林与西方世界共同的历史，这遗憾地并不是普遍的共识。穆斯林在这一进程中甚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西方世界的许多人来说，这一点令人难以接受。意识到阿拉伯文明历史悠久，和中华文明类似，有文明多样性和包容性，这点很重要，它让我们之间更能互相理解包容，求同存异。

2 对话：在阿盟总部感知文明相通

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 of States，简称阿盟）成立于1945年3月22日，是中东和北非地区最早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之一。其创始成员国包括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其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促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维护成员国的独立与主权，并在国际事务中协调立场。

阿盟的诞生与20世纪中叶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在殖民主义逐渐退潮的背景下，阿拉伯国家希望通过联合自强，摆脱外部势力的控制，实现区域自主。埃及作为阿盟的总部所在地，长期以来在组织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尤其是在纳赛尔时期，埃及通过阿盟推动了泛阿拉伯主义的兴起。

从阿盟总部大楼俯瞰塔里尔解放广场（图片由作者拍摄提供）

阿盟总部坐落在开罗市中心，旁边有一家埃及人爱去的连锁咖啡餐厅“La Poire”。嘈杂的人潮和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让人神经紧绷，而阿盟总部距离这里仅有两分钟的步行路程。环顾四周，室内装潢和上海的咖啡厅没什么两样，但外面却略显喧嚷，街市繁忙破败。透过窗户望去，纪念碑矗立的地方就是开罗的解放广场，这里是2011年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漩涡中心。当时参与革命的人数估计高达25万人。在拥挤的广场上，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人都参与其中。彼时，当穆斯林祈祷时，基督徒站岗；当基督徒做弥撒时，穆斯林守夜。这种强大的凝聚力让塔里尔解放广场（El-Tahrir Square）成为革命的象征。

阿拉伯海湾与也门事务司位于总部九楼的办公室。总部大楼略显破败，电梯几近年久失修，好在一切都在正常运作。Malek博士——这位来自阿尔及利亚、曾经在柏林和莫斯科都做过大使的外交官——的办公室里有两张茶几，一张沙发，侧面是一张宽大的木质办公桌，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几摞文件和一座台式电脑，上面立着一小面阿尔及利亚的国旗。

Malek不高，总是身着一件浅灰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我本想可以帮他处理阿盟的文件材料，但他似乎对和我们中国学生聊天很感兴趣。考虑到他是阿尔及利亚人，我告诉他自己可以用法语和他进行日常的交流。他听到后很欣喜，由衷地说自己很高兴可以在这样的场合用他的母语讲话。同时，他曾在柏林工作多年，我恰好会一些简单德语，用不同语言与一位来自另一个文化的人沟通，让我感受到语言巴别塔的力量：说着相同的语言会更迅速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阿拉伯语将22个阿盟国家相互联结，以共同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构建起一个命运共同体——语言是文明的基石，是民族团结的粘合剂，但也会是矛盾冲突中的导火索。

大楼内部的一面墙上挂着长城的画布（图片由作者拍摄提供）

在和他聊天的时候，Malek分享了自己撰写的两篇论文，一篇有关阿尔及利亚与俄罗斯——两国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军事联系已扩展到包括经济关系和投资合作，从而在双边关系中形成了新的动态。另外一篇则是《后殖民时期的马格里布》的书评，里面重点分析了当代国际关系学的局限性。我发现这与我曾写过的一篇课程论文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不约而同地都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出发，探讨了西方主流叙事如何通过话语霸权建构如今的世界秩序，如何将复杂的文明简化为刻板印象。Malek特别提到，后殖民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提出了一个“更贴近现实”的国际关系视角，并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摒弃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是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以重新构想、书写和谈论世界的方式，来重新审视国际关系这一领域；换句话说，是基于非西方视角，例如声音、想象、经历、文学文本等来审视国际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这让我想起之前阅读的一篇旅非学者（蒋晖老师）的文章。如今，要全面探讨全球化现象，仍然离不开西方的框架体系。例如，在非洲文学领域，作品往往需要通过诺贝尔文学奖等西方机构的认可，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这反映了西方主导的文化市场格局，即使在非西方国家，非洲文化的叙事也只有在经过西方文化把关者的过滤和市场化处理后，才能被广泛知晓。

说到他的母国，阿尔及利亚文学的多语言特性使得非阿拉伯语、法语、塔马兹盖语和德贾语使用者很难接触到这些作品。数据显示，自1956年以来，只有不到一百部阿尔及利亚作家的小说、回忆录和诗集被翻译成英语出版。正如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对殖民文化压制的批判，被殖民者的文化表达始终受制于“他者化”的认知框架。总体来看，全球文学市场中关于非洲文学的知识生产体系，主要由位于全球北半球的非洲移民作家和知识分子塑造。尽管他们的作品具有无可否认的文学价值，但它们往往迎合西方的审美标准和消费偏好，导致这些作品与许多非洲人的实际生活经历之间产生了脱节。

其实，引入非西方视角不仅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补充，更是一种根本性的重构。要打破这种文化霸权，需要构建平行于西方标准的知识生产体系。我意识到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或许，我们需要创造更多新的文化传播路径，将更多非西方作品引入中文世界。在政治学领域也是如此，通过关注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经验，国际关系学可以摆脱单一的西方叙事，展现出更加丰富和多元的面貌。非西方国家的多边合作不仅打破了西方主导的经济与政治秩序，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阿拉伯谚语有言：“在咖啡和茶之间，故事被讲述。”阿拉伯人的生活节奏很悠闲，很多真正的交流往往发生在非正式的场合，人们在享用茶或咖啡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分享故事、建立情感联系。总部大楼内部有专门送茶水果汁的工作女性。在办公室里我们总是被热情款待，他们喜欢喝橙汁、番石榴汁，或者咖啡和加了许多糖的红茶。工作间隙常常被邀请享用埃及国民早餐法拉费（Falafel），是用饼裹着炸好的豆丸子和腌菜。

我在这里的“走廊外交”的密度超乎想象。我总是能在办公室外认识别的同事，来自吉布提的专员会用法语和我打招呼、黎巴嫩的专员给我看他在上海外滩的照片、伊拉克的朋友在结束之际送了我们每人两大盒椰枣。在Malek办公室隔壁，我还和一位在非洲之角部门的叙利亚大使聊天。他的办公室书柜的顶部摆着一张2001年的红绸封面证书，上面写着汉字，是当时他在北京外交学院交流项目的结业证书。提到这段经历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说，那时的他和我现在年纪相仿，还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但在中国的20天成了他人生中最难忘的记忆——那一年，中国刚刚“入世”。从那以后，他一直把那张证书放在柜子的最显眼位置。

阿盟总部二楼图书馆有中国相关图书（图片由作者拍摄提供）

我的切实感受是，这里的人都对中国怀有极大的热情。阿拉伯人的这份情感，它并非只是源自他们与中国在思想上和历史文化上的联系，以及他们内心对两极世界秩序的反感，而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为阿拉伯人解决长期困扰他们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范例。并且，他们的话里都充满了对中国的信任。在和另一个安全事务司的专员提问时，他告诉我中国撮合沙伊和解是对阿拉伯世界颠覆性的大动作，无论这种和解的切实影响如何、是临时性的，也是在挑战美国中东地区的霸权。现在，埃及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中国人。这是因为在这个时代，阿拉伯人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都在变化。归根结底，我们双方都在逐渐打破西方滤镜、重新认知世界。

这位叙利亚大使摩挲着双手对我说，他希望能尽快再去一次中国，因为他非常看好中国的未来和中国对新国际秩序的影响。我回应说，我对阿拉伯世界也有了新的认识，我想我们携手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他笑了笑说，其实你是在谦虚，我们都默认只有中国才能拯救如今的国际社会，创造更好的未来。这不是客套话，而是阿拉伯人从多年战乱中得出的政治直觉。

3 行走：从埃及街头看“混乱中的平衡”

（一）开罗的现代治理困境与社会适应机制

埃及当地人也对中国人普遍友好，到哪里都有人主动打招呼、甚至特意跑过来击掌，落在身上的目光没停下过，让我心里疑惑是否因为华人面孔在这里太少了？某天晚上在解放广场旁边遇见一群同龄人，对方看到我们后竟走过来用中文和我们打招呼，原来他们是从苏丹来在开罗大学学习中文的学生。聊了一会，一个女生从包里掏出中文考卷来，竟然是一篇王毅针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表态，要求他们译成阿拉伯文。原文实在是很复杂，翻译成英文都要仔细斟酌，可想而知他们的学习难度，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不仅如此，在各种景点也有会说流利中文的当地讲解员，汉语似乎在这里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家想要去学习的语言。

社会治安方面，埃及比想象中的安全很多：走在街上，感觉无需过于担心。行前本来做了功课，由于汇率暴跌，埃及人民的日子并不太好过，但实际上也没碰上什么抢钱的人。唯一需要小心的是当地的交通，这里的车无视交通规则，不仅闯红灯还不沿马路线行驶。行人和车辆以一种无法理喻的秩序在运行着，待几天习惯了就会轻车熟路地一只手伸出来示意在汽车中穿梭。由于没什么人守交通规则，塞车是家常便饭，车辆行驶普遍速度低于40码。同时，城市像是一个巨大的旧货市场，在街道上很少能看见漂亮的新车，也很难在这里找到一栋干净的大楼，在满大街的尾气与二手烟下几乎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夜晚的开罗街区（图片由作者拍摄提供）

这种“混乱中的平衡”终究需要代价。埃及政府每年因交通拥堵损失GDP的4%，远高于世界其他城市。2023年埃及人的平均月工资是160到320美元左右，当时埃镑与美元的汇率还是30:1，现在已经跌到50:1，一年内贬值了三分之一。和酒店里的服务生聊，他们每月只能拿到400元人民币等值的薪水。路上常有小孩子前来要钱，在热闹的哈利利市场街边能看到无家可归的人。亡者城、垃圾城和绿树环绕的富人区异常割裂——十几公里外的新开罗是另一番景象，一片祥和热闹，那里有非洲大陆最大的商场Citystars，里面到处是气派的圣诞装饰。

这里说到底是个历史复杂的地方，不仅包括悠久的古埃及历史，更有近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挣扎。这种挣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历史路径的延续。从纳赛尔时期泛阿拉伯主义的雄心，到萨达特转向亲美政策后的区域地位下降，再到军人政权的回归，埃及的困境本质上是泛阿拉伯理想与现实主义外交的撕裂。

行走在开罗街头，看着那些混杂着伊斯兰几何纹饰、奥斯曼拱门、法国新古典主义立柱与英国和意大利风格的建筑群，构成了一部沉浸式殖民史。第三世界国家的都市景观总在重复某种悖论：人们用殖民者的建筑语言书写自己的现代性叙事。就像法租界和外滩的建筑群，既是全球化早期的见证者，也是权力的载体。这种空间政治学上的共生，远比书上的殖民编年史更令人心悸。我想着，这是我们共同分享的伤疤，更让我怀疑我们是否仍在用“他者”的尺规丈量自身文明的价值。

我在这里体验到某种矛盾的双重性：一方面，所幸体会不到欧洲隐晦的种族主义审视，埃及人的热情消解了他者的边界；但另一方面，当与街头小贩或出租车司机对话时，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是否怀有任何可能的傲慢与偏见，甚至陷入某种向下的凝视，它深植于现代知识生产的结构性缺陷。我在埃及常常思考，旅游业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事实，或许恰是这种困境的缩影。包装精致的古文明体验，或许是将殖民时代的资源掠夺转化为文化消费。在莎草纸博物馆前兜售猫型木雕的商贩，在吉萨金字塔区提供骆驼骑行服务的贝都因人，他们的生存策略也是在与西方游客的东方主义想象和鸣吗？这种经济模式创造了一种诡异的和谐：游客消费异域情调，而本地人则扮演着他们期待中的古文明后裔。这不是简单的贫富差距问题，而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应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时面临的普遍困境。

吉萨金字塔旁边的贝都因人和骆驼（图片由作者拍摄提供）

在尼罗河游船看日落时，我突然理解了这个国家的隐喻。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或许正是所有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经的阵痛。我们曾经被迫用他者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又不得不永恒地在全球化浪潮里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坐标。我非常希望，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不要再使用长久以来被西方制定的规则。

在这里，街头卖烤饼的小贩身后是希腊罗马时期的石柱遗址，巴士和摩托穿过奥斯曼风格的老楼与海湾新建的大楼：阿拉伯人似乎不刻意区分时代。说到底，想到他们的祖先连希腊神和埃及神都能合成塞拉皮斯，这好像也不算什么。毕竟传统和现代结合在一起本来就是美的，不同的文化包容在一起也是能美美与共的。

埃及第二大城市和最大港口——亚历山大（图片由作者拍摄提供）

在此次旅程中，我认识了两位巴勒斯坦人，一位是在阿盟工作的朋友，他们的家人仍生活在故土。他们笑着解释巴勒斯坦人对中国一直怀有好感，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始终站在正确的历史一边。另外一个年轻人用手机给我看他妹妹的TikTok账号。在加沙还能去上学时，她在学校里拍摄了许多视频，意在展示加沙学生的日常。他们似乎对危险习以为常，课桌、黑板和书包与背景中突如其来的炮击声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数字抵抗”早已成为加沙人的生存策略。被困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在用手机镜头记录战况。在冲突初期，加沙人的许多帖子迅速在互联网上走红，因为传统新闻媒体机构难以派记者进入被封锁的加沙地带。然而，社交媒体也已经变成一个公开的刑场：充斥着被炸毁的房屋，充斥着嚎叫的孩子。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遗忘等同于背叛：不能忘记自己的根以及文化的一切。流亡是强加于一个人和其故土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加沙的离散者身份，是一个关于联结的问题：感觉与自己的故土，与语言，与世界各地的族人的联系有多紧密。如今像他的妹妹一样，许多年轻的加沙人正通过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在长达一年的战乱中，他们是如何维持日常生活节奏的。后来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几个与中东相关的账号，前些天恰好在“阿拉伯诗歌与哲学”里读到民族诗人达尔维什的这句：

“我的国家不是手提箱/而我不是旅人。”

我在想的是，当家乡被剥夺实体性，连身体本身好像都成了移动的牢笼。

4 余思：真正的文化理解来自千万次的触碰

在吉萨金字塔旁边，他们给我起了一个阿拉伯语名字：Warda（وردة），是玫瑰的意思。我立刻想到大马士革玫瑰，想到叙利亚，想到他们的民族诗人阿多尼斯。临走的那天，阿盟培训司的部长在拍完合影后拉着我聊了许久的天，像邻家老人般絮叨：“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很好。应该多让你们来，不是吗？你可以多和我联系，更新你的生活。埃及欢迎你下次来，最好是这个夏天。夏天是玫瑰开得最好的时候。”

两周里，我学会了在句末说“Inshallah”，意为听凭天意，体现了阿拉伯人的处世哲学。在埃及的时候，正逢“TikTok难民事件”，小红书首页出现大量外国内容，从付猫税到蹩脚的翻译内容，各种语言讨论着中国的美食、文化和生活。这些内容并非来自官方的宣传，而是普通人的真实记录，很多外国网友说“这才是真实的中国，我们的媒体对我们说了谎”。在这个时间节点亲眼目睹中国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交流或许不够宏大，却足够真实。它让我意识到，真正的文化理解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灌输，而是由千万次这样的触碰互动组成的。

当地人会在城堡举行结婚典礼（图片由作者拍摄提供）

在开罗城的撒拉丁城堡，了解到这座结合奥斯曼和巴洛克风情的城堡以这位库尔德英雄命名。他攻占耶路撒冷后，将圣地向所有宗教开放。他使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这里的争夺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俯瞰山下泛黄发旧的街道吞吐车流，城市照常运作。忽然觉得，我们眼里的这些磅礴的东西在当地市民眼里可能很少和那些伟大的事物联系起来。人们的日子一如既往度过，历史遗迹和它伟不伟大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首先应该是美的，然后才会伟大。文明的对话，应当也不只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由无数个这样具体而微的共振拼成。每每与人交流，无论是同外交官还是街头游客，都让我意识到，构建文化的情感共同体，往往始于最朴素的瞬间。这些瞬间像大马士革玫瑰的香韵，无形而稳固地渗入文明的肌理。

从撒拉丁城堡俯瞰开罗城（图片由作者拍摄提供）

*文章转自平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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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