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像古代和中世纪的学者一样，近代早期的学者经常因为他们的记忆力受到赞扬，人们称赞他们具有非凡的记忆绝技：例如，据说法学家安托万·米雷能按顺序记忆36,000个名字，J.J. 斯卡利杰在二十一天中“记住”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而伊拉斯谟孩提时候就能背诵贺拉
从古代到近代早期，具有广博迅捷的记忆不仅被珍视为智识能力的标志，而且也被看作是道德品质的标志。
正像古代和中世纪的学者一样，近代早期的学者经常因为他们的记忆力受到赞扬，人们称赞他们具有非凡的记忆绝技：例如，据说法学家安托万·米雷能按顺序记忆36,000个名字，J.J. 斯卡利杰在二十一天中“记住”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而伊拉斯谟孩提时候就能背诵贺拉斯和泰伦斯的全部诗作。虽然这些说法可能夸大其词或不足为信，但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在文化价值和记忆训练的影响下，记忆能力随历史背景不同而变化，因此，我们不能基于我们的日常经验认为其不可能就完全不予考虑。虽然还有人表演非凡的记忆绝技（例如，记忆52张洗过的牌的顺序，或者圆周率的位数），但在现代知识体系中，记忆能力已经不再是一个学者具有的最受重视的技能了。到17世纪晚期，人们越来越忧虑（这种忧虑在此前时代偶尔也会听到）记忆可能不利于理解。例如，作为一个笛卡尔主义者，雄辩家尼古拉・马勒伯朗士（1638—1715年）就曾谴责记忆术扰乱和妨碍了清晰的思想，且以在头脑中塞满众多事实为傲。大约同时，罗伯特・胡克认为，“好头脑有坏记忆”的格言“几乎众所周知”，它与胡克对自己糟糕记忆的描述相吻合。贬低记忆是更广泛的对博学和假博学的批评的一个方面，而博学和假博学曾招致了大量对学者的讽刺性描述。记忆再不会回到它在17世纪前所拥有的重要位置了。例如，在20世纪初，一位法国的教师直截了当地指出（甚至是在一个与相比之下更鼓励记忆的教育制度中）：“记忆过多也会对高级理智品质造成损害。”
通过她对古代记忆术的长期接受的开创性研究，弗朗西斯·耶茨最早呼吁把记忆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来加以关注。记忆术是指通过记住引起联想的事物的生动形象来促进回忆的方法，而引起联想的事物常常与一幢建筑中的地点相关。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用西莫尼德斯的故事解释了这一方法的由来。西莫尼德斯通过客人们在宴会桌上所坐的位置回忆起在这次宴会上全部被杀的客人。今天，提高记忆的指南书仍然建议使用通过生动的形象和地点引起联想的记忆方法。耶茨的著作给人的印象是：地点联想记忆是从古代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所使用的主要的回忆方法。我并不否认人们对地点联想记忆的使用，尤其是在短时间之内回忆一次演讲和表演记忆绝技时，然而，我要强调指出，对于长期的信息记忆和积累，笔记是更常用的记忆辅助工具。笔记在古代是有文献可证的（如对普林尼来说），而在中世纪，可推测得知，笔记是编纂集萃著作和大型汇编著作的重要方法。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们就可以通过丰富的传世资料来研究笔记了。在抄本和印刷本中，图像也会作为帮助记忆的工具得到重视，但背诵和抄录是文艺复兴时期教学的基础。
Frances Yates所重构的布鲁诺记忆之轮（图源：瓦尔堡研究院、网络）
正如耶茨本人指出的，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的教师和学者对地点联想记忆法感到越来越不满。尽管承认地点联想有帮助，但伊拉斯谟坚持“最好的记忆首先是基于下列三种方法的：理解、系统和关注。”自然史家乌利西·阿尔德罗万迪（1522—1605年）抱怨道，获悉地点之间的条理所需的投入远大于其回报，而加布里埃尔·诺代（1600—1653年）将地点联想记忆看作绝对有害的东西，因为“假的记忆损坏和歪曲了自然的[记忆]。”在德国学术界，巴托洛梅乌斯·凯克尔曼（1571—1608年）认为记忆术“在哲学上是混乱的，在神学上则是渎神的。”上述几位以及别的追随人文主义的教师都主张做笔记，将其描述为帮助记忆的最佳工具。
笔记指南和关于记忆术的专论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彼此都不明确地提及对方。然而，做笔记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不依赖图像或直观因素来作为辅助记忆工具。例如，做了大量笔记的康拉德·格斯纳就用手形图示来帮助记忆五种拉丁语词形变化，手形图示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帮助记忆的图示，使用手形图示并不涉及复杂的地点记忆。成抄本和印刷本中的页面编排也有助于通过页面外观来回忆页面上所印的内容。当时的人们几乎从不评论这些考虑，然而，18世纪的伊扎克·沃茨（1674—1748年）对直观线索在辅助回忆中的作用有一些明确的评论：“在有直观线索的情况下，你可以通过内容抄写或印刷于其上的页边和页面来追求位置记忆或所读的内容的记忆。”沃茨还建议印刷商在书籍新版中模仿更早版本的页面编排，以便帮助读者熟悉旧版本：“印刷商在新版的文法、诗篇、新旧约全书等书中应该在从前版本页面的同一地方印刷每一章节、段落或诗行，他们应该看到这也会带来极大的方便，对那些发现甚至感受到位置记忆的好处的年轻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沃茨的“位置记忆”的概念与耶茨论及的地点联想记忆截然不同，它是要根据所记内容在页面中位置来达到记忆的目的（更像卡拉瑟斯所描述的对中世纪抄本的记忆）。我们今天仍然会在阅读纸本读物时体验到这种记忆方法，然而，由于屏幕和电脑打印的页面编排变动不居，所以对于电子媒介来说这种记忆方法常常没什么效果。今天，这种方法的效果也为教材出版者故意破坏了，他们在不同版本使用不同的页面编排和页码，旧印本的销售减少，因为教师都指定最新版本，而学生却设法严格遵循教师的指定。
近代早期的教师一般都同意做笔记的理论，尽管他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我将集中讨论耶稣会士弗朗切斯科·萨基尼和耶雷米亚斯·德雷克塞尔的手册。从1614年、1638年直到19世纪早期的俗语译本和节略本，它们都是被广泛重印的这种类型的著作。对于萨基尼和德雷克塞尔，做笔记在两个方面有助于记忆。首先，抄写文本段落本身的过程就有助于记住抄录的内容。萨基尼建议把每个文本段落抄写两遍：先在一个笔记本上按阅读时遇见的顺序抄录各文本段落，然后在一个单独的笔记上按摘录条目来分类抄写各段落。德雷克塞尔建议只按照阅读时遇见的顺序抄录一遍文本段落，然后根据摘录条目为抄录内容作索引。他们两位都同意“抄录的内容会记得更牢”：特别是做笔记能防止阅读时的匆忙，因而有助于记忆和理解。萨基尼还援引德摩斯梯尼和圣哲罗姆作为榜样，据说德摩斯梯尼把修昔底德抄了八遍，而圣哲罗姆亲手抄录许多书籍，“不是由于他的藏书不足，而是他希望从抄录书籍中得益。”做笔记还通过提供一个可以检索和研究的资料辑录来帮助记忆。“经过一段时间后[你将拥有]一卷简明的辑录来代替图书馆藏书，在书籍本身不可得时它就近在你手边，你可以携带它到任何地方。”由于笔记本的大小便于携带，萨基尼建议人们将它随处携带，在由于太热、太冷、太疲劳而不能做更严肃的研究时，或者在旅途、就餐和等候的零碎时间都可以随时用它学习。这样，笔记本在两个方面防止了懒惰的毛病：做笔记需要勤奋和坚持（就像蚂蚁和蜜蜂那样）；同时，做笔记提供了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做研究的机会。不那么苛求的教师建议至少经常阅读分类目录，“以便刺激和振奋我们冷淡而疲弱的记忆”。
这两本手册通过驳斥教师们看来很普遍的反对观点来为做笔记辩护。在德雷克塞尔写的一段对话中，桀鹫不驯的学生福斯蒂努斯问道：“我不想写书……我还需要做摘录吗？”教师奥洛吉乌斯（这一名字的意思就是“优雅的言谈”）答道，笔记不仅是著书所必需，而且对于言谈和任何作文都是必需的。“做笔记绝不是浪费时间，相反读书不做笔记才是浪费时间……除非你阅读托马斯·阿·肯皮斯或同类作家的书籍。即便如此，我还是欣赏那种要做某种笔记的阅读。”因此，虔诚的阅读，尤其是阅读《效仿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也需要做某种笔记，尽管德雷克塞尔从没有对虔诚的阅读与他所描述的为书中事实和引证而阅读的区别作详细说明。萨基尼把那些甚至在闲暇时间读书都不想记住任何东西或抄录任何东西的人斥为懒惰。耶稣会的教师们根本不赞成阅读时不动笔抄录，亦即不做笔记（excerpendum est）。
最严厉的反对意见认为做笔记损坏了记忆。德雷克塞尔和萨基尼讨论了认为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的信徒和高卢的巫师因写作不利于记忆而在其教导中回避写作的主张。萨基尼承认柏拉图对写作的批评，但他指出，印刷术带来了更多的损害，它使那些（毫无根据地）声称拥有智慧的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真正贤明者的数量。萨基尼的解决办法是强调笔记本中的内容是为了记忆的，因此学生们不仅要充实笔记本，而且要充实头脑。德雷克塞尔通过质疑关于古人的智慧（prisca sapientia）靠口头传承的说法，对反对意见发起了更深入的挑战：“那么他们的著作是如何传给我们的呢？”古人在各种书写材料上写作，如“蜡板、木板、树皮、树叶、铅、兽皮和铜牌”，非常不方便，花费极大。相比之下，德雷克塞尔称赞纸张、印刷商和“非常自在”的书写方法带来的便利。
最后，萨基尼和德雷克塞尔都对笔记容易因火灾、水患、窃贼、蠹虫、蟑螂，甚至狗（狗偷走了某人的著作的老话可能源于此！）而造成遗失和毁坏的反对意见做出了回应。力苏格拉底的门徒安提斯泰尼在回答一位对丢失了笔记感到惋惜的学生时说过一句妙语：“你最好把它们记在心上，而不是记在纸上。”萨基尼用这句话首先对上述反对意见做出了回应。这样萨基尼就重申了他自己所强调的笔记不仅要记在笔记本上，而且要记入活的记忆中的观点。他还更直接地回应了这一反对意见，认为世间事利弊相伴随。正如萨基尼一样，德雷克塞尔也不向反对意见作任何退让，他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所有东西都会遗失和损毁，但这不成其为不拥有它们的理由。他们两人都告诫人们不要把记忆才能的特例作为培养自己能力的榜样。相反，他们强调人类记忆能力的不可靠，认为记忆力狭隘、短暂、不准确，非依靠辅助工具不可，记得太多就容易出错，而且衰老和疾病都会导致遗忘。
虽然二人的观点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是，萨基尼和德雷克塞尔在阅读和笔记的范围，以及对记忆与检索方法的相应的强调方面都有不同看法。萨基尼建议精读几本书，把精选出来的部分抄写两遍，第一遍按阅读顺序抄录在笔记本上，第二遍按摘录条目分类抄录，然后在不懈的研究过程中记忆第二个笔记本上的内容。相比之下，德雷克塞尔则自豪地声称一天之内能对100个，甚至600个作者的著作做笔记，这意味着（甚至考虑到某种夸大）一种与萨基尼所倡导的慢速精细阅读不同的阅读方法。德雷克塞尔建议至少要有三个四开大小的笔记本，一个用来记书目参考资料，一个记修辞上值得注意的段落，第三个记历史范例，然后在一个更小的单独的笔记本上为三个笔记分别编制按字母排序的索引。德雷克塞尔还建议为每本笔记编制两个索引，以便把世俗的和神圣的主题区分开来，而且，不同的学科领域包括医学、法律、数学、哲学或神学要有专门的笔记本。对于摘录有成百位作者的著作的多卷本笔记来说，索引在有效的“记忆”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德雷克塞尔的方法少了一次抄录（牺牲了另外一次记忆的机会），它依靠索引而不是对笔记的记忆来检索有用的内容。
德雷克塞尔赞许地引证萨基尼的著作，并不强调它们之间的分歧，他认为他的方法是要激发记忆，而不是要支撑记忆：“没有人有这样好的记忆，能把所读之书全部囊括，并记住全部内容。因此，人们必须要寻求摘录的帮助，这不是为了更少使用记忆，而是为了使记忆能更愉快地胜任。没有一个做附有索引的摘录的人不想使用其记忆，只做摘录而又不记住你所摘录的东西是不够的。”。尽管德雷克塞尔重申了这种要记住笔记内容的观点，但他预见到笔记会被大量产生和存储，以至于需要索引来帮助人们检索自己可能不再记得的笔记内容。一般说来，萨基尼强调记忆，提倡精读少数经典，代表了传统教师的主张，而德雷克塞尔贬低记忆和有助于产生各种笔记的抄录，则迎合了更如饥似渴的“泛读”读者的兴趣。如果我们说德雷克塞尔的方法是“近代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他的方法不是近代所倡导和实践的唯一的方法。萨基尼的著作直到19世纪还在印刷，他提倡的集中深入的阅读和研究到现在还有值得尊重的拥护者。德雷克塞尔的书同样长寿。首先他的广泛阅读和摘录的方法是许多人共同使用的方法，是他们使这一方法取得了优势。约翰・洛克在1686年介绍了一种为自己的笔记做索引的方法，他对该方法的描述在整个18世纪被经常使用和广泛重印，其中至少有一个例子是与德雷克塞尔的手册相关的。
John Locke, A New Method of Making Common-Place-Books(London: J. greenwood, 1706) （图源：Internet Archive）
德雷克塞尔并没有抛弃人们应该记忆自己的笔记的观点，但后来的作者时常把笔记看作省去记忆的途径，因为笔记保存了信息，提供了系统的检索方法，所以就不需要记忆了。有一个被埃德加·爱伦·坡认为是来自18世纪的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绝妙看法：“记在纸上的东西已从我记忆中取出，我不再记得它了。”今天，笔记也常常被看作减轻记忆负担的途径，因为信息已存储在书面或电子媒介中了。这样，当笔记可能有用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记住检索笔记或检索方法的问题。据当今的个人信息管理专家说，办公室工作人员与其说常常致力于直接记住他们所拥有的资料和文件，还不如说是在集中精力记住获取所存储的材料的方法和路径。尽管媒介和记忆内容的类型发生了变化，人类记忆仍然是知识生产的一个关键因素，它常常依赖于长期保存在各种媒介上的内容的检索。近代早期的教师和学者的成就之一是对笔记的第一次批量保存，以及他们进行的使笔记便于使用的分类和检索的大量实验。
作为写作辅助工具的笔记
在鼓励他的读者用多个编有索引的笔记本来积累笔记的时候，耶雷米亚斯・德雷克塞尔宣称摘录有助于写作，坚持所有著述宏富的作家都仰仗他们多年阅读中收集的摘录。古代的多产作家如坚强者狄蒂马斯，以及所有最著名的作家，包括维吉尔、普林尼和阿奎那，还有许多新近的作者都必定要做摘录。德雷克塞尔没有提供实证证据来支撑他关于过去作家们的主张，而是使用了合理的推论——如果他们不仰仗摘录，他们怎么会那么高产呢？与德雷克塞尔的主张相反，许多近代早期以前和近代早期之中的多产作家或许可能并不利用长期积累的笔记来写作，而是利用短期记忆（有的要用，有的不用临时笔记）和阅读图书的好机会来写作。相反，近代早期的一些笔记量很大的人完全没有利用他们积累的笔记出版任何东西。因此，尽管近代早期的教师有理由认为笔记有助于写作，大量的笔记与多产的著作实际上并不总是相伴随的。有两个案例为近代早期以前在著述方法上的差异幅度提供了充分的例证。普林尼是大量做笔记的典型代表，但他的笔记全部都没有传下来，我们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他侄儿的描述才知道他的写作方法。另一方面，与常见的中世纪作家的情况相对，由于手稿和口授稿的保存，我们可以更详细地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工作方法，他似乎没有依靠大量笔记来写作。
尽管只有少量古代文本的实物样本留存下来，古典学者成功地详细描述了以普林尼为例证的公元1世纪的学术研究方法。普林尼在阅读或听别人朗读时，都要通过口授或自己动笔对重要段落作标记（annotationes）。这些段落一般通过口授让奴隶抄写人（notarius）迅速地抄录到蜡板（pugillares）上。抄录下来的这些段落（excerpta）随后要被更工整地、更持久地抄到各条目的纸草卷上。这些分类笔记叫作Commentarii, 它们可能成为了普林尼编纂其著作时的资料。老普林尼无疑是一位非凡的人物。据说他把所有可能的时间都用在研究上，睡得很少，就餐、旅行或沐浴时都要安排人为他读书。他读的每一本书都要做笔记，传给他的侄儿160本Commentarii,或大量分类笔记，“字迹很小，记在纸的两面，使其字数容量真正翻倍。”
普林尼做了大量笔记，其著述也宏富，不仅有37卷《自然史》（仅仅是传世部分），而且，据他的侄子记述，还有六部共计65卷的其他著作。我们不清楚普林尼是否完全使用了他的笔记。他的Commentarii可能有分类条目，或者在页边带有条目注释。对其著作本身的研究发现，普林尼在使用某些文献资料的地方将各段落按照其在原文献的顺序来安排，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他又把来自一个资料的各段落编入不同的章节，这说明他能够根据资料和论题来进行编写。
普林尼是极端勤奋的实例，因此小普林尼评论了他叔叔的工作方法。然而，普林尼的基本工作方法可能是古代多数学术工作的真实写照。虽然向一位秘书或奴隶口授是古代和古代晚期常见的写作方法，但也有人亲自执笔写论著，如波弗利称他的老师、公元3世纪的异教哲学家普洛提诺就是如此。同时，也有许多人抱怨口授的隐患。同样，在古代高声朗读与默读是并存的，二者之间的比重是当前专家们的争论问题。总之，朗读和口授写作并没有妨碍作家做笔记和根据积累的笔记来写作，普林尼的实例就说明了这一点。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曾自夸摘录了所有作家著作中最好的段落，而普鲁塔克（50—120年）做的摘录（hypomnemata）可能对其著作中的众多引语至关重要。从西塞罗到普鲁塔克，古代作家都把所做的摘录用于自己的著述中。对迪奥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的分析表明，像普林尼一样，他也是依靠来自不同资料源的重要论题的笔记来写作的。
虽然对根据笔记来著述的方法缺乏研究，但是，我们至少有两部著作声称是笔记或笔记汇编。奥卢斯·盖利乌斯称自己的《阿提卡之夜》（AtticNights, 发表于约公元180年）为commentarii，汇集了他最初的笔记（annotationes），这些笔记得自他所阅读的书籍，或所耳闻的似乎值得记忆的东西。“我常常信手记下让我着迷的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一定的顺序或计划；我会把这类笔记留下来作为备忘录，就像文学宝库一样。”不管人们是否完全接受这些声言，盖利乌斯所说的至少表明，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一个作家要编纂一部长达20卷的逸闻趣事以及关于语言和习惯的评述的笔记著作似乎是可能的。古代晚期的许多文学杂集表明，做笔记在其作者中，多半也在其读者中，都是常见之事。161年至180年的罗马帝国皇帝是马可·奥勒留，从他的《沉思录》（Meditations）中，我们得到了一套直到他死后很久才流传开来（或许是在公元4世纪）的个人笔记。马可·奥勒留汇集个人思考、格言和道德规劝，既有原创的，也有摘抄自他人著作的，这说明了笔记（commentary或hypomnemata）所涵盖的内容。尽管它们能流传至今是一个例外，但做这些笔记在当时或许并不是例外。因此我们能够从古代开始重建各种有助于著述的笔记的案例。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羊皮纸更经久耐用，从中世纪起我们却没有与普林尼那样长达160卷的笔记相当的大型笔记汇编的清晰记录。有的中古抄本或许是为著述做准备的笔记（包括搜集于杂录或集萃中的文献或摘录，还有索引或其他检索工具），而我们现在没有把中世纪的著作与这类抄本关联起来的研究。然而，我们在一个实例中得到了一系列非常好的关于一位经院哲学家的著述方法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他的亲笔手稿和口授稿，以及同时代人对其著述方法的描述。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在他的时代及其后世的崇高形象使我们不仅能够从保存下来的东西，而且可以从没有保存下来的东西中得出似乎有理的论点。德雷克塞尔是把阿奎那算在“必定做有摘录”的作家中的。然而，对其传世抄本（四本早年的亲笔手稿和较晚时候的口授稿）的仔细分析，以及其同时代人对其著述方法的记述表明，阿奎那著述时并不像普林尼那样依靠笔记积累，确切地说，他是依靠记忆和直接参考书籍。
阿奎那的最初著作是写自己的，而且他的手稿（在当时被认为是晦涩难懂的或不可读的）读起来非常困难，以至于根据其手稿抄写的副本都有错误。阿奎那根据其手稿口授了这些著作的最终版本，此后他便直接通过口授来写作了。根据口授来写作的论点是以没有他成熟期手稿传世为依据的。例如，考虑到人们对阿奎那其他不太重要的著作的传世手稿的重视，《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的任何手稿都很可能被保存下来了。然而，即便其他著作的手稿被仔细收藏，视为圣物一般，其中的一些部分还是散落出来。这些部分现在分别收藏于不同地方（这也就增加了我们知道它们存在的机会）。假如阿奎那根据羊皮纸上的笔记来写作，那么，人们就可以期望那些笔记也可能被保存下来——至少有片断传世。而安托万·东丹对阿奎那著述方法的重建表明，他写作时要参考必需的书籍，要依靠不止一位随时在身边的秘书。阿奎那能够就不同论题向三四个秘书同时进行口授，虽然这在当时被视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温斯顿・丘吉尔也被认为有这种能力。阿奎那只要一准备好了就可以写作，包括在午夜时分，他曾经在半夜叫醒同伴雷纳德起来为他记录。阿奎那工作时身边总有许多书籍——他的秘书主要负责抄录他需要的文献。
像普林尼一样，阿奎那在著作质量和数量，以及在其成熟时期对秘书的帮助的依赖上都与常人不同。他是一位非凡的例外人物。然而，从其他的阿奎那著作抄本所得到的重视可以推断，他没有长期积累的供著述时用的个人笔记。在这一点上他不大可能是一个特例。虽然经院哲学家的工作方法没有得到全面研究，但开始于13世纪的工具书的激增表明，著述条件最好的学者们会参考他们需要的书籍，使用各种工具书（语词索引、主题索引，或者像格罗西特斯特那样，使用符号注释方法）来查找到他们寻找的段落，来编制引文列表。除了编纂集萃著作和其他布道者的工具书外，中世纪学者显然并不像普林尼和如此多的近代早期学者那样经常做大量的摘录。
相比之下，从15世纪开始，尤其是在此之后，被保留下来的笔记数量空前未有。然而，即便在这时，也不是所有多产作家都做笔记。某些情况下，积累笔记是年轻人做的事，因教师的压力以及不带有明确写作目的的阅读所引发。一旦笔记者变成作者，他也就不再做笔记了。这样的一个实例就是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年），尽管他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个例外。在其文学生涯的早期，他就给书籍作注释。在抄写卢克莱修的著作时，他在抄本中留有笔记，那时他三十一岁。后来他在为自己的《随笔》（Essays）修订版做准备时，也在自己著作的抄本中留下了笔记，然而，他没有独立的笔记传世。他把自己描绘为书籍浏览者，从不一口气阅读一小时以上，他在自己的书斋中写作，周围全是书（据他说，他有大约一千册藏书）。蒙田强调他几乎不依赖摘录，并且蔑视那些用摘录拼凑“陈词滥调的汇编”的作者。虽然蒙田的自述不见得靠得住，但是，学者同意蒙田确实以全新的，而且常常是出人意料的方式重新改造了他所阅读的东西。瓦莱推测，在最初写作时，以及后来对《随笔》进行增订时，蒙田都依赖于对最近阅读书籍的短期记忆，而不是丰富的笔记。卡斯帕·巴尔蒂乌斯（1587—1658年）是一位晚期人文主义者，以同时代人的话来说，他发表的东西可用“车载斗量”来形容，其中包括一部多卷本的《札记》（Adversaria）。他同样以凭借记忆写作而自傲，他不做摘录，对书稿不改动或不修订。在讲述这些主张时，皮埃尔·培尔还批评巴尔蒂乌斯不尊重读者，因为他公然承认这些可鄙的工作方法。
德雷克塞尔声称，所有多产作家都依赖摘录，考虑到阿奎那、蒙田和巴尔蒂乌斯等人的相反事例，这一观点作为一个对更早的或同时代的著述方法的历史评估是站不住脚的，但它是德雷克塞尔关于做笔记的看法的一个重要标示。德雷克塞尔提倡长期记忆，主张把积累的笔记作为一个宝库，写作者可以据此就某一论点写许多东西。做笔记时，人们甚至无需在心中有一个明确的主题。索引可以使读者检索所需内容。例如，德雷克塞尔非常自豪地把能从自己的笔记中检索到长达六页的关于眼泪这一主题的资料，以及较短的关于酒神节和舞蹈艺术的条目作为积累笔记以备不时之需的例证。德雷克塞尔俏皮地说：“你不可能在任何［印刷的］索引中查找到那一条目！”德雷克塞尔还为自己由于有笔记，所以能每年写两本任何主题的书而感到骄傲。
人文主义者和晚期人文主义者在修辞和学术方面都很珍视左右逢源、旁征博引的能力，因而保存有趣的资料是有用的，尽管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完全用不着它们。同样，中世纪的布道工具书的目的就更为狭隘，它们辑录可用来写作布道词的各种主题的文献段落，无需任何深入阅读。然而，与中世纪的辅助性工具书，以及萨基尼倡导阅读的那些少数精选典籍不同，德雷克塞尔预见到了大规模的笔记的出现，它们超越了教学或宗教经典文献的范围。德雷克塞尔的选择原则是要避免那些“显而易见的、普通的、非常陈腐的和反复重复的”东西。德雷克塞尔和萨基尼两人都告诫人们要防止盲目过度积累的危险——“不适当的勤奋就是搜集那些永远不会有用处的琐碎而愚蠢的东西。”正如盖利乌斯嘲笑一位朋友带来的一大本笔记仅仅是古董，德雷克塞尔也同样嘲笑托马斯·哈泽尔巴赫曾经花了二十年时间来评注《以赛亚书》第一卷：这是“博学而无用的东西，是无益的勤奋”。萨基尼不清楚摘录太多或摘录太少哪一个更糟，为求中庸之道，他建议笔记量要与作家的品质相当，因而偏重信得过的权威经典，但他也提到，要略去人人都引用的名人格言。相对于完全不做摘录来说，德雷克塞尔更喜欢多做摘录，不过他也提倡要有判断取舍。德雷克塞尔还承认，做笔记的人可以有他们自己个人的笔记方法，而不用顾及他的意见：“假如这些做笔记的方法和规则都不能使你满意，那就为自己制定别的规则吧，规则不宜多，不宜长，要适合你的学习，只要你做笔记就好。”许多做笔记的人确实制定了他们自己管理大量笔记的方法。
安·布莱尔，生于瑞士，1985年获剑桥大学科学史与哲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从事前近代欧洲文化史和知识史、书籍史、科学史等领域的研究。著有《自然的殿堂：博丹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1997）等，并撰写《剑桥科学史》的“自然史”部分、《剑桥基督教史》的“科学与宗教”部分。
徐波，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14-18世纪欧洲史、西方史学史。著有《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译有《探寻欧洲文艺复兴文明》。
部分节选自《工具书的诞生》一书
来源：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