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农大丨王泽霖：把一生交给科研，把成果留给农大

摘要：从苏州小巷的懵懂少年，到禽病防治领域的泰斗；从5毛钱租凉席睡火车站的科研起步，到亿元捐赠反哺教育的慷慨壮举——王泽霖教授用八十载人生，诠释了何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学家担当，何为“甘为春蚕吐尽丝”的师者情怀。

编者按： 从苏州小巷的懵懂少年，到禽病防治领域的泰斗；从5毛钱租凉席睡火车站的科研起步，到亿元捐赠反哺教育的慷慨壮举——王泽霖教授用八十载人生，诠释了何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学家担当，何为“甘为春蚕吐尽丝”的师者情怀。

在科研的赛道上，他跑出了“中国速度”——打破国外疫苗垄断，让养殖户用上平价高效的国产疫苗。在人生的考场上，他交出了“无我答卷”——亿元捐赠不留名，只为“让事业后继有人”。在物欲喧嚣的时代，他如一棵沉甸甸的麦穗，将毕生积累化作润泽学子的春雨，用最朴素的行动标定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海拔。

今天，让我们走进“我和我的农大”时代故事，聆听那位总说“钱要用到该用的地方”的老人，如何用一生践行“报国兴农”的誓言。字字是朴实，句句是信念，令人动容、催人奋进。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王泽霖，1942年1月出生，江苏苏州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次、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次。2020年，王泽霖将毕生科研转化结余的8200多万元全部捐给学校；2022年，他将个人的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3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学校，用于支持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工作。

“我与农大的故事，是把一生交给科研，把成果留给农大的故事。”

从苏州走来的报国之路

▲王泽霖教授

回顾我这一生，我个人的成长过程跟国家的繁荣昌盛是紧密相连的。1949年，我已经七八岁了。当年4月份，苏州解放了。那时的我年纪小，不明所以，但有一幕至今仍印象深刻。苏州城解放的那一天，早上打开家门，才发现很多解放军怕打扰大家，就睡在路边、屋檐下。然后，很快就有很多老百姓热烈欢迎解放军，庆祝苏州解放。这一幕至今令我印象深刻，也使我下定决心，立志报国。

对我一生直接影响最大的也是军人，那是我的姐夫赵福仁，他14岁参加红军，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我父亲早早失业，生活十分困苦。姐夫1955年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时已经是团政委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他竭尽所能接济和照顾全家人。在我心里，姐夫不仅是老革命、是英雄，更是榜样，他一辈子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艰苦朴素，严于律己，这些都让我深受教育。

就我自己来说，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成为第一届的研究生。有了学习的好机会，才奠定了我从事此项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感谢这个好时代，给了我们个人施展才华的空间，在教学科研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紧密相连的。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世纪80年代初，养殖业兴起，国家还没有集约化的养鸡场，大部分是散户养殖，很多农民都是几只、十几只，最多几百只地养。当时，农民常说的“鸡瘟”等老病频繁爆发，再加上禽流感、法氏囊病等新病相继传入并迅速蔓延，一次发病就会造成惨重损失。由于技术瓶颈的限制，我国种鸡场、蛋鸡场使用的疫苗主要依赖进口，学科建设远落后于生产、科研的需要，禽病防治方面存在众多问题亟待解决。

我也是在和农户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转向疫苗研究，开始的时候肯定艰苦，学院在场地方面已经给了很多帮助，具体做起来还得靠自己。1984年，我初到学校，学校提供了两间实验室，但是科研经费严重不足，仪器设备十分落后，生产、科研难以开展。比如当年我和学生去出差，5毛钱租个凉席就在火车站广场睡一晚上，这就省下好几块钱住宿费，这些钱就能多买一个试管啊。

▲1984年王泽霖教授在实验室

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带领同事自筹资金，摸索出一条服务生产结合的路子。刚开始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到郑州周围的鸡场逐个询问他们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向他们提供帮助。通过走访、讲课、办班这样一种模式，逐渐积累了一些起步资金。也正是在和农户打交道过程中，我将禽病防治的研究重点集中到疫苗研究上。

90年代初，创立禽病研究所，试探性地开了门诊。我一方面给学生上课，下课就赶到门诊进行禽病诊疗，另一方面利用间隙对养殖技术员开展培训。1985年到1995年期间，通过办班、禽病诊疗、化验、为农村养殖户服务等一系列方式，尽管每次只收几块甚至几毛钱诊疗费，禽病所为学校积累资金400多万元，为后续改善研究生培养条件、生产条件和科研教学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5年王泽霖教授在鸡病诊断防治学习班

提升养殖水平，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打疫苗，可进口疫苗很贵，不如自己研发。于是成立农业类研究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用科研成果促进生产，再用生产收益支持科研，靠这样的方式，我们开始自筹资金搞研发。

1995年禽病所正式挂牌成立，我和学校签订了租赁协议，禽病所经济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每年给学校交20万元。

一个新药研发没个五年、十年是拿不下来的，这是需要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定力的。在去北京提交申报材料的那段时间，工作时间紧张，出差说走就走，那个时候火车也不发达，坐票难买，卧铺票又太贵，为了省钱、方便，我当时坐火车会随身携带一个马扎。当然，那个时候年轻，体质也好，不算什么。

材料审议以后，会下来十条、八条的意见，回来之后要根据这些意见进行补充实验，每个实验又要花费很长时间，在这之后又要经过反复的资料审查。防病疫苗研究的整个过程历时很长，需要不懈地坚持。当初不搞这项研究，不来河南农大，很难取得这些成果。

河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闫诺潜是我带的第一名研究生。他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老师们一个月才几十块钱工资，但我为了让他好好做试验，当即买了价值1.6万元的基因扩增仪（PCR）供他使用，是整个学校的第一台。

2002年至2015年期间，我先后获得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其中，2002年到2003年一次性获得新兽药证书5个。

▲获奖团队合影

心系农大，倾囊捐赠

2020年，王泽霖 教授将毕生科研成果转化费8208万元全部捐给了学校，助力科研建设，消息一出，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2022年7月，80岁的他又将自己所得的3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学校，用于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工作，令无数人肃然起敬。

▲王泽霖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采访

我是个普通老师，我的觉悟跟大家也差不多。人生很短暂，在有限的人生中要做成几件事不容易。而我尤其高兴的是，这些年通过新技术的研发，打破了国外家禽疫苗的市场垄断，降低了我们国家相关产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了产品效率，算是为国家发展作出了自己的一点贡献。

我都这个岁数了，我和老伴儿两个都有工资，我孩子也有自己的事业。我从事科研一辈子，知道科研事业的需要。2004年以后，如果没有一定的实验室条件，我们不可能来搞生物制品的研究，更不能搞生物制品的生产，我们出了一些成果，这个事业我们希望后继有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搞产学研，推动我们农大的发展。

我们牧医学院（现动物医学院）有这个需求，我跟张改平校长（时任）一拍即合。不能因为我到时候走掉了而后继无人，我捐的时候很简单，没有太多的想法，这就是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使然。

谢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王泽霖教授在办公室

对于我做的一切，老伴王五梅和一对儿女都非常理解支持，五梅出身干部家庭，条件比我好。我们结婚后，一开始生活很紧张。我在禽病所工作时，她一直在生活上照顾我，工作上扶持我，是我的坚强后盾。要把全部转化积累捐赠给学校做P3实验室这件事情，我们夫妇可谓是一拍即合。我提出这个想法后，我夫人也十分同意。我们都是从困难时期一路走过来的，明白艰苦奋斗的价值，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了红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挥自身潜力的舞台，我们都很感恩，也很振奋。能把钱用到最需要的科研上，看到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让河南农业大学再上一个新台阶，让我们的科研成果解决更多生产实践中的问题，为老百姓带来更多的福祉，我们很欣慰，也很高兴。

对于我的一对儿女，我先要说一句“谢谢”，更要说一句“对不起”。谢谢我的孩子们，好好长大，都很争气，有自己热爱的事业，好好工作。我对不起孩子们，因为工作太忙，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缺席了太多。他们小时候，为了锻炼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少给他们零用钱。甚至有一次，我们夫妇出差，读初中的女儿在家，自己煮了一锅浓稠又糊了的粥当晚餐。正是因为儿女的独立和事业有成，我后来一次次的捐赠没有后顾之忧而且还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在科研上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能去做自己想做的公益，多亏了我的家人。谢谢他们。

期待更多年轻老师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简单说，禽病防治要为生产服务，与生产结合，走产学研道路。老师要走出校门，企业要欢迎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来进行研究，研究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实验室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企业临场研究和实验场地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