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要：高语罕的《九死一生记》中关于中山舰事件至1927年底那段时期的回忆，否定了胡允恭关于陈延年牺牲的故事，即陈延年被捕后，敌人一开始并没有认出他，陈延年写信给汪孟邹，汪孟邹主动想营救，于是去找胡适，但胡适将此信送给了吴稚晖，吴稚晖立即报告蒋介石，陈延年由此暴

提要：高语罕的《九死一生记》中关于中山舰事件至1927年底那段时期的回忆，否定了胡允恭关于陈延年牺牲的故事，即陈延年被捕后，敌人一开始并没有认出他，陈延年写信给汪孟邹，汪孟邹主动想营救，于是去找胡适，但胡适将此信送给了吴稚晖，吴稚晖立即报告蒋介石，陈延年由此暴露身份被杨虎杀害。胡允恭说此事是他在武汉时从高语罕的爱人王丽立处听来的，可根据《九死一生记》，王丽立当时根本没去武汉。

《觉醒年代》热播后，提到陈延年牺牲，人们习惯引用上述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胡允恭的回忆。其回忆如下：

陈延年

“一九二七年七月初，我奉党中央的命令，退出了国民革命军，住在武昌。一天上午，我和同乡高语罕乘小船过江，在船上，高突然对我说：‘陈延年同志在上海牺牲了。’我听了惊愕不能置答。及至登岸，到高语罕所常住旅馆中，看到刚从上海来的他的爱人王丽立，不问便知，陈延年同志牺牲的凶信，准是王丽立带来的。”“据王丽立说：陈延年同志于一九二七年春调任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同年夏初的一天被捕。但他的身份蒋家特务并不了解。陈延年同志被捕的具体经过和日期地下党当时也不清楚，曾派人到亚东图书馆打听，了解延年同志从哪日起没有再来亚东。因此，汪孟邹也时常关心此事。过了一段时间，汪孟邹突然接到从上海市公安局寄来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几行字，大致说：我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拘押市公安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下面的署名是化名，但汪老从字迹上立即认出是延年同志写的。汪孟邹收到这封信，非常高兴！他决心把延年同志营救出来，衫裤也来不及代买，即乘火车到了南京。他的愿望虽好，可是昏庸糊涂。他行前不和任何人商量，到南京后径到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访问胡适。见面后他把陈延年同志的信，急急忙忙交给胡适看。胡适认不出延年同志的笔迹，问汪孟邹：‘这是什么人？你知道我生平不讲假话，你必须说出姓名，我方可以营救他。’汪即刻告诉胡适：‘这就是陈延年。’胡适当面表示很好，说：‘我一定营救他。’……在总政治部门口，他要汪孟邹先回上海，等候消息，自己则钻进小汽车，直到吴稚晖家中，并把信交给吴稚晖。吴老狗……立即跳起来，狂笑不已，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吴老狗狂笑一阵，拿起电话报告蒋介石。”此文写于1980年6月，标题为《陈延年同志牺牲经过》，1981年6月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

这种说法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蔡鸿源、孙必有在《学术月刊》1983年第1期根据有关史料认定陈延年牺牲在7月2日前，后对史料进一步挖掘后，于《学术月刊》1985年第8期再次发文，认定陈延年等人在6月30日即已被杀害。依据是6月30日杨虎、陈群给蒋介石的电报：“国急。南京总司令蒋钧鉴：新呈密。本月廿五、六两日续连破获江苏伪省党部机关数处，计获重要逆要九名，内有陈延年，为陈独秀之子，充任伪省党部秘书，张力系伪农民部特派员，朱盘畴系伪农民部秘书，黄竞西系伪商民部长，姚振系伪交通主任，均经审明处死，余犯尚在严讯中，省党部已完全扑灭，请释念。职杨虎、陈群叩。陷。印。”根据国民政府使用的日期电报代码，“陷”即30日。从内容看，杨虎无疑是在向蒋介石汇报此案的处置情况，此时陈延年等同志已经被他们杀害。由此判定，陈延年等人牺牲的日期应该确定为1927年6月30日，而不是根据吴稚晖那封没有日期却登在7月5日《申报》上的信推断出来的7月4日。既然如此，时间如此之短，汪孟邹去找胡适，胡适再找吴稚晖，来得及吗？此观点也得到了同一时期由上海烈士陵园编辑出版的《上海烈士书简》中收入的和陈延年一同牺牲的黄竞西书信的证实。信内点出了叛徒姓名束炳树，其绝笔信署名之后是“六·二九夜深席地写于上海交署”。

《觉醒年代》播出后，专家开始对有关史实进行再梳理，同时从有关档案馆找出原件比对，终于确认陈延年是由于叛徒束炳树出卖，在29日夜深之后与30日早晨之间被害。新的史证显示，26日抓捕了陈延年等人后，杨虎等人立即向蒋介石汇报邀功。蒋介石于29日回电：“二十六军政治部鉴：二十六日电悉，擒获巨憝，足证忠诚为党，搜索精勤，使叛徒终入法网，民众益安，深感嘉许，仍仰切实讯明为要。蒋中正 艳。”（1927年7月7日《申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杨虎等人立即杀害了陈延年等共产党人，30日的那封电报实际上是落实命令后的汇报。

胡允恭（1902年－1991年），1923年在上海大学读大二时由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后，被中共派到广东工作，一去即受到时任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接见，之后的工作也得到陈延年的支持。1926年4月，被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担任政治指导员，也是来自陈延年的批准。胡允恭与陈延年应该是相当熟悉的，对陈延年也是相当敬佩的。高语罕（1887年－1947年），曾积极参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的撰稿。在日本留学时，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神州学会活动，后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秘书长的高语罕和贺龙、叶挺、叶剑英、廖乾吾等人在九江较早密谋策划了后来的南昌起义。他在广州时，同陈延年也很熟悉。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将他和邓演达、张治中、严三立等人视为“黄埔四凶”并下令逮捕，正是陈延年通知他转移。

《九死一生记》是高语罕的长篇连载。最早刊于1945年8月16日成都《新民报》，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作。次年在上海《新民报》重新刊载，完整记述了他从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到1937年自香港回内地抗战这段时期的经历。根据此书记载，高语罕一直跟随南昌起义部队转战。到了汕头后，被周恩来派往香港进行联络工作，后又从香港转到澳门潜伏。这个时候，他给恋人王丽立写信报告平安，“她因为学校刚要毕业，毕业后就要到医院实习，不能遽然离开学校，遂未到武汉，已经有好几个月未通信了。”1927年6月，王丽立即将在一家医院附设的产科学校毕业，正在准备实习。两个星期后，高语罕接到王丽立的回信，开头说：“六月间……当时行李都准备好就要去买船票，有人说，上游轮船不通，恐怕路途多阻……所以我只得怅惘地作罢了！”信末时间是1927年9月24日。从高语罕的回忆和王丽立的信看，1927年6月底，陈延年被捕牺牲那段时间，王丽立因故没去武汉。既然没去，何来胡允恭所说在武汉见到王丽立，听王丽立说陈延年牺牲的事呢？

作者：徐天一，李传玺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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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