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口那排老槐树下，总能看见刘大爷忙碌的身影。这两年，那一排排白色的蜂箱成了我们村的新风景。六十多岁的刘大爷穿着防蜂服，手脚麻利地在蜂箱间穿梭，他的新媳妇王阿姨则总是隔着老远，在自家院子里择菜、晒被或是和路过的人闲聊几句。

村口那排老槐树下，总能看见刘大爷忙碌的身影。这两年，那一排排白色的蜂箱成了我们村的新风景。六十多岁的刘大爷穿着防蜂服，手脚麻利地在蜂箱间穿梭，他的新媳妇王阿姨则总是隔着老远，在自家院子里择菜、晒被或是和路过的人闲聊几句。

刘大爷原来的老伴儿五年前因病去世，留下他一人孤零零地守着三间老平房。儿子在县里做小生意，儿媳妇又嫌农村条件差，很少回来。我记得刘大爷那段时间总是坐在村口的石墩上，一坐就是大半天，眼神空洞地看着远处，连平日里最爱的二两小酒都不沾了。

那会儿我刚从城里回到村里，接手了村委会的工作。老支书临退休前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杨啊，多关照关照刘大爷。那老头子要是想不开，咱们村可就背上名声了。”

我也时常去刘大爷家里坐坐，陪他聊聊天。他的院子里种着几棵桃树和李子树，每到果实成熟的季节，总少不了招蜂引蝶。有一回，我正跟刘大爷说着话，一只蜜蜂嗡嗡地飞来，在我们周围打转。我下意识地要赶它，刘大爷却伸手拦住了我。

“别赶，它们不伤人。”刘大爷目光柔和地看着那只蜜蜂，“这小东西忙着采蜜呢。”

就这样一句不经意的话，让我第一次看到了刘大爷眼里闪过一丝光亮。那天回去后，我翻了翻县里的产业扶持政策，第二天就找到刘大爷说起了养蜂的事。

起初，刘大爷只是笑笑：“我这把老骨头，折腾啥啊。”

但种子已经播下。不到半个月，我发现刘大爷开始在院子里鼓捣起一个木箱子。他问我借了本《养蜂入门》，还骑着他那辆掉了漆的二八自行车，去县里农业局打听养蜂的事。

那年秋天，刘大爷院子里出现了第一个蜂箱。

就在刘大爷摸索着养蜂技术的当口，村东头的王阿姨来了。她是县里供销社退休的会计，丈夫早年去世，膝下无儿无女。听说是经人介绍，来我们村相看的。

刘大爷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规规矩矩地站在自家门口，脸上难掩紧张。王阿姨倒是落落大方，眼睛亮晶晶的，一进门就四处打量，看到院子里的蜂箱时愣了一下，但很快又笑了起来。

“老刘啊，手艺人。”她说这话时，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绽放的菊花。

两个月后，王阿姨搬进了刘大爷家。村里人都说刘大爷有福气，六十多岁了还能讨到媳妇。刘大爷更是精神焕发，养蜂的劲头也更足了。他从县里订了几本养蜂的专业书籍，还加入了县养蜂协会，跟年轻人一样，拿着个老年机在微信群里请教问题。

我有时会去刘大爷家帮忙，顺便看看两位老人相处得怎么样。王阿姨把刘大爷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在原本简陋的客厅里添了花布沙发和电视机，还种了几盆绿萝。但有一点很奇怪——王阿姨从不碰那些蜂箱。

“怕，怕得很！”王阿姨端着茶杯，远远地看着院子里忙活的刘大爷，“那玩意儿又脏又吓人，我这辈子就没见过那么多蜜蜂。”

刘大爷在一旁笑：“她呀，城里人，讲究。”

讲究是真讲究。王阿姨的床单被罩每周必换，院子里的石板路天天扫得一尘不染，房前屋后的花草也修剪得整整齐齐。唯独对那些蜂箱，她避之不及。

刘大爷的养蜂规模越来越大，从最初的一个蜂箱发展到五个、十个，去年春天已经有二十多个了。他开始琢磨着把蜂箱搬到村外的果园里去，既解决了王阿姨嫌脏的问题，也能让蜜蜂有更好的采蜜环境。

“蜜蜂跟人一样，”刘大爷常这么说，“得有个舒坦的地方住着，有口甜的吃着，才能安安生生地干活。”

让我没想到的是，王阿姨虽然不碰蜂箱，却开始帮着刘大爷记账算账，还在县里农贸市场找了个卖蜂蜜的地方。她花了两天时间设计了个简单的标签，上面印着”刘家蜂蜜”四个大字，底下是刘大爷的照片，穿着防蜂服站在蜂箱旁，笑得一脸褶子。

“我就说嘛，审美这块还得看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王阿姨得意洋洋地向我展示那个标签，“这一看就比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真实。”

刘大爷则在一旁不好意思地搓着手：“哪用得着弄我的照片，怪不好看的。”

“就是要真实！”王阿姨斩钉截铁地说，“现在人都爱这个，土蜂蜜，老农民，最受城里人欢迎。”

王阿姨说得没错。刘大爷的蜂蜜在县里很快有了名气。城里人周末开车来村里，专门找”刘家蜂蜜”买。有时候一大早就有人敲门，刘大爷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王阿姨已经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泡上一杯自家的茶叶，再拿出一小碟蜂蜜让客人尝尝。

“我家老刘养蜂有讲究，”王阿姨总是这么向客人介绍，仿佛她参与了全部的养蜂过程，“蜂箱选的是杉木，天然无污染；蜜源都在深山老林，没有农药化肥；取蜜的时候轻手轻脚，从不伤害蜜蜂…”

每当这时，刘大爷就站在一旁，嘴角噙着笑，不时点点头。

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去刘大爷家送一份养殖补贴申请表，隔着院墙就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的。推门一看，王阿姨正气得脸通红，指着满地的蜂蜜罐子数落刘大爷。

“你说你！非要在家里灌蜜，你看看这地多脏！”王阿姨捂着鼻子，一脸嫌弃，“明明可以在地里弄完了再带回来，非得往家里搬！这蜂蜜粘到哪儿都是，鞋底都黏糊糊的，床单被罩全得洗！”

刘大爷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这不是怕日头太晒嘛，灌完了好往县里送…”

我赶紧打了个圆场，帮着收拾起来。王阿姨还在气头上，拎着水桶和拖把，边擦地边嘟囔：“就知道折腾，六十多岁的人了，不能安安生生地在家享福…”

那天晚上，我刚到家没多久，就见刘大爷来了，手里提着两罐蜂蜜。他站在我家门口，欲言又止。

“大爷，进来坐。”我招呼道。

刘大爷摆摆手：“不坐了。这两罐蜜你尝尝，今年的槐花蜜，甜得很。”

说着，他叹了口气：“王家的媳妇儿，是真嫌我这养蜂的事儿脏…”

我接过蜂蜜，不知该如何安慰他。刘大爷又说：“你说，我是不是该收手了？”

这话问得我一愣。收手？刘大爷这两年多亏了养蜂，整个人都有了精气神，村里人都夸他是老来俏。再说，养蜂也成了他的一项事业，哪能说收就收？

“大爷，您别听嫂子的气话。她那是关心您，怕您太累。”我斟酌着措辞，“您看您这养蜂挺好的，有收入，也有事做，身体也硬朗了不少。”

刘大爷搓了搓手，眼睛里闪过一丝犹豫：“可是…”

“再说了，”我打断他，“嫂子不是也帮您卖蜂蜜吗？她心里还是支持您的。”

刘大爷不说话了，只是望着远处发呆。过了一会儿，他拍拍我的肩膀：“行，我再想想。”

第二天一早，我正准备去乡里开会，远远就看见刘大爷背着个木箱子往山上去。那背影有些佝偻，却走得很坚定。

一周后，刘大爷在村外的山坡上搭了个简易的工作棚，专门用来处理蜂蜜。我去看的时候，他正在棚子里忙活。棚子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蜂箱整齐地排列在周围，工具也分门别类地挂在墙上。

“这下好了，”刘大爷笑呵呵地说，“不往家里带，媳妇儿高兴，我也清净。”

我注意到工作棚的角落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一个保温饭盒、一个暖水瓶和一双干净的布鞋。问起来，刘大爷有些不好意思：“那是她放的。说怕我饿着冻着…”

没多久，村子里传开了刘大爷的蜂蜜销路有多好的消息。一开始大家还不信，直到有次王阿姨在供销社老同事的婚礼上，当着众人的面说漏了嘴：“去年光蜂蜜就卖了十八万！比我在供销社干了一辈子挣得都多！”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村里人一传十，十传百，都说刘大爷成了”蜂蜜大王”，养老不成问题了。更有甚者说，王阿姨当初就是冲着刘大爷的”财产”来的，不然怎么会嫁给一个农村老头？

这些闲言碎语自然传到了刘大爷夫妻俩耳朵里。一天下午，我去刘大爷的工作棚送一份县里举办的农产品展销会邀请函，远远就听见有人在说话。

“你看看你弄的好事！”是刘大爷的声音，“到处跟人说什么十八万，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了！”

我悄悄走近，看见王阿姨坐在工作棚外的小凳子上，刘大爷站在一旁，脸色不太好看。

“我这不是高兴嘛，”王阿姨小声辩解，“谁知道他们…”

话没说完，她突然看见了我，赶紧站起来：“小杨来了啊，快进来坐！”

刘大爷转过身，看见是我，脸色缓和了些：“来得正好，给评评理。”

我只好走进去，把邀请函递给刘大爷，然后坐下来听他们的”家务事”。

刘大爷说，自从王阿姨说漏了嘴，村里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有的隔三差五地来借钱，说刘大爷有钱了应该帮衬乡亲；有的半夜三更在他家周围转悠，弄得他睡不踏实；更有甚者，直接跑到工作棚来，问他要不要合伙扩大规模…

“你说这不都是麻烦事吗？”刘大爷叹气道。

王阿姨在一旁垂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我哪知道会这样…”

看着两位老人忧心忡忡的样子，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想了想，提议道：“要不，咱们再做个标牌？就写上’刘家蜂蜜合作社’，显得正规些。再请县里农业局的人来看看，给个证明什么的。这样，大家就知道您这是正经生意，也不好意思来瞎掺和了。”

刘大爷眼睛一亮：“这主意好！你看，王桂英，咱就按小杨说的办！”

王阿姨也连连点头：“对对对，合作社好，听着就体面。”

就这样，在我的帮助下，刘大爷注册了村里第一个家庭农业合作社。开业那天，县电视台还来做了报道，刘大爷穿着新买的中山装，王阿姨则戴了顶鲜艳的红帽子，两人站在蜂箱前，笑得合不拢嘴。

让我意外的是，王阿姨居然开始学着处理蜂蜜了。虽然还是不敢靠近活蜂，但她会在工作棚里帮刘大爷灌装、贴标签、整理账目。有一次，我去送文件，正好看见王阿姨戴着口罩和手套，小心翼翼地用勺子舀蜂蜜。

“不怕了？”我笑着问。

王阿姨头也不抬：“习惯了呗。再说了，这可是’摇钱树’，怎么能怕？”

刘大爷在一旁笑得见牙不见眼：“这不，城里媳妇儿也成了半个庄稼人。”

王阿姨白了他一眼，但嘴角的笑意藏不住。

去年冬天，刘大爷的蜂蜜获得了县里农产品评比的金奖。颁奖典礼在县政府大礼堂举行，刘大爷和王阿姨坐在前排，接过奖牌时，两位老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王阿姨甚至抹了眼泪，在众目睽睽之下，握住了刘大爷的手。

回村的路上，我开车送他们。后视镜里，看见刘大爷一直拿着那个金灿灿的奖牌，不时擦一擦。王阿姨则靠在他肩上，小声说着什么。

车开到村口，我突然听见刘大爷说：“明年，咱们扩大规模，养五十箱！”

王阿姨没有反对，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一刻，夕阳的余晖洒在这对老人身上，金灿灿的，像是蜂蜜的颜色。

今年春天，刘大爷的蜂箱果然增加到了五十多个。每天清晨，他都早早起床，哼着小曲去照料他的”宝贝”。王阿姨则把家里收拾得更加井井有条，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排向日葵，说是给蜜蜂多提供些花粉。

前几天，我去刘大爷家送一份文件，刚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欢声笑语。推门一看，原来刘大爷的儿子儿媳回来了，还带着他们刚上小学的孙子。

“爷爷，”那小男孩指着院子里的蜂箱，兴奋地问，“这里面真的有蜜蜂吗？能看看吗？”

刘大爷笑得合不拢嘴：“那当然！不过得穿上防护服，蜜蜂凶着呢！”

王阿姨则在厨房里忙活，不时探出头来：“小心点啊，别让孩子被蜇了！”

儿媳妇告诉我，他们准备在县里开个蜂产品专卖店，专门卖刘大爷的蜂蜜和其他蜂产品。

“爸这两年不一样了，”儿媳妇感慨道，“有干劲，有精神，王阿姨也挺好的，把爸照顾得不错。”

我点点头：“是啊，老两口挺和谐的。”

听着院子里刘大爷耐心地向孙子讲解蜜蜂的习性，看着厨房里王阿姨忙碌的身影，我想起了五年前那个孤独地坐在村口石墩上的老人。

生活就像蜂蜜，有时候甜，有时候也会粘手。但只要用心去酿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就像刘大爷和他的蜜蜂，像那对看似不搭却相依为命的老夫妻，在平凡的日子里，一点一滴地积攒着自己的幸福。

村口的槐花又开了，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甜香。刘大爷站在蜂箱旁，眯着眼睛看远处的山，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恍惚间又回到了年轻时的模样。

我转身离开，没有惊动他。这样的时刻，只属于他和他的蜜蜂，还有他迟来的、却恰到好处的幸福。

来源：玮玮的农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