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8年，辽沈战役进入决定性阶段，随着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平原遭遇覆灭，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最后希望转向了营口港这个生命线，蒋中正多次电令刘玉章，希望对方能够从营口率领52军突围南撤，以保存东北战场仅剩的嫡系精锐。

1948年，辽沈战役进入决定性阶段，随着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平原遭遇覆灭，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最后希望转向了营口港这个生命线，蒋中正多次电令刘玉章，希望对方能够从营口率领52军突围南撤，以保存东北战场仅剩的嫡系精锐。

廖耀湘（右）

然而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撤退行动中刘玉章忽然出奇兵，不但反其道而行之不撤反进，而且还大胆的下令让25师调转方向对9纵25师的指挥部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一时间25师猝不及防之下竟被刘玉章的52军俘虏了1000多人...那么刘玉章当时是怎么做的，东野在营口的调兵遣将为何没有兜住52军？

战役初始阶段，东野将战略重心放在围歼廖耀湘主力部队上，致使营口港区防御出现明显漏洞，起初仅派遣了地处最近的独立二师前往切断国民党可能的南逃路线。

这支七千余人的部队虽驻扎在盘山要地，控制着辽南交通枢纽，但仅能称作"半主力"。尽管如此，独立二师凭借其出色的夜战技能以及苏静带来的105毫米口径重炮连，曾一度对廖耀湘兵团侧翼构成有效威胁。

然而，局势在黑山阻击战爆发后发生转折，东野判断廖耀湘无力突破设下的重重防线，因此在10月24日作出了一个关键决策：命令独立二师北撤至新民，参与对廖兵团主力的围剿行动。

这一战略调整直接导致营口防线形成真空地带，刘玉章见状开始谋划突围。

身为老练指挥官的刘玉章，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战场缝隙，他指挥第52军从辽阳开始南下行动，沿途仅遭遇地方部队微弱抵抗。

仅仅一天之后，刘部便在傍晚时分占领了营口，随即展开一系列紧急部署：迅速构筑防御工事，同时牢牢控制港口设施，为即将到来的海上撤退做足准备。

营口失守的消息传来后引发了一连串紧急调度，最先响应的是驻扎在公主岭的第十二纵队，然而因铁路线已遭破坏，钟伟只能率部徒步疾行。

最终这支部队直至10月30日才抵达铁岭地区，已错过了最佳战机。

与此同时，从围攻廖兵团的主力中紧急抽调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独立二师南下营口。其中，九纵作为先头部队，采取了强行军渡过辽河的冒险行动，但由于浮桥架设延误，重型武器装备未能及时跟进，削弱了其作战能力。

当时的战场态势已经逐渐明显：国民党"五大主力"已基本被歼灭，而第52军却以其特殊身份突显出来。这支部队自抗日战争初期便是中央军的精锐力量，属于黄埔系统，此时更配备了美式装备，战斗力不容小觑。

军长刘玉章素有"光头军长"之称，其指挥风格以果断彪悍著称于军中。

52军的历史可追溯至1930年代初，其组成融合了中央军嫡系与地方部队的双重基因，最初源自徐庭瑶的第17军分化而来。

1933年，为应对长城抗战需要，国民党将教导第2师改编为第4师，后与第25师合并组建第17军，这支队伍在抗战前期的不断整合中逐渐锋芒毕露。

1937年"七七事变"后，原第17军体系下的第2师与第25师被重新编组为第52军，首任军长关麟征以"能打硬仗"闻名，该部队因此被纳入第一战区作战序列。

52军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混血"特性：既有黄埔系军官的先进战术素养，又吸收了孙传芳旧部等地方武装的丰富经验。

第2师的前身包含了五省联军改编的第54师成分，而第25师则脱胎于唐生智的旧部。

这种多元背景虽然使52军长期未能跻身于国民党"五大主力"之列，却也塑造了其灵活机动的独特作战风格。抗战初期，这支部队辗转于华北、华中战场，先后参与了保定会战、漳河阻击战等多次重要战役，积累了实战经验。

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成为52军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时任第2师营长的刘玉章在激烈战斗中两度负伤却仍坚守岗位指挥作战。

他独创的"短距离集中火力"战术有效延缓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速度，为友军合围赢得了宝贵时间。此役之后，刘玉章因战功卓著晋升为团长，而52军整体也被誉为"能啃硬骨头"的劲旅。

随后一段时期，为防范日军可能从越南北上威胁云南，国民党将这支部队调往滇南地区驻防，使其在此后的战局中扮演了新的角色。

这一时期，52军依托其半美械化装备在滇南建立起层层递进的纵深防御体系，与盘踞北越的日军形成了长达数年的战略对峙。

军中已晋升为第2师师长的刘玉章，其治军之道在军内外声名远播，素以"铁血严苛"著称于世。

在刘玉章的军营里，训练强度令人咋舌。每名士兵不仅要完成日常军事演练，还必须参与近乎苛刻的体能锻炼：

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那不可思议的万米跑指标：要求士兵们必须在18分钟内完成，这在当时的军事训练标准中几乎堪称"天方夜谭"。许多新兵初听此令时都以为是耳朵出了问题。

然而，正是这种近乎残酷的训练，让52军的作战意志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当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这支看似身处边陲的部队，实则成为了中国西南防线上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让日军对云南的觊觎始终未能得逞。

细究刘玉章的军旅生涯，堪称国民党军官晋升体系的一个缩影：充满了机遇、政治角力与战场表现的复杂交织。

作为黄埔第四期的毕业生，刘玉章的早期仕途可谓坎坷多舛。当同期的胡琏等人已身居要职之时，他仍然只是一名营长，在军中默默无闻。

然而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41年：原52军军长赵公武因与高层产生严重矛盾被迫调离，关麟征系统出身的张耀明继任军长一职。此时，已在部队中建立了相当威信的刘玉章受到提拔，荣升第2师师长，由此踏入军队核心决策层。

真正让刘玉章走上军权巅峰的契机，却源于抗战结束后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52军作为第一批接收东北的国民党部队进驻沈阳，却在随后的四平保卫战、安东战役等多次作战中遭受重创，损失惨重。

到了1947年，军长赵公武因"指挥不力"被撤职查办。在东北局势日趋恶化的危急关头，国民党迫切需要一位既能有效统御军心的将领“挑起大梁“。

而刘玉章此人，自1942年起便随52军转战滇南、越南等地，对部队上下的人事关系了如指掌。与此同时，他那"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优先"的用兵思路，正好契合了国民党军队日渐保守的整体战略取向。

1948年刘玉章正式晋升为中将军衔，成为52军的第六任军长，掌握了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权。

10月30日午后，东野九纵先头部队第25师终于抵达营口外围的石桥子地区，与52军前沿阵地展开了初次交火。刘玉章敏锐地察觉到对手长途奔袭后疲态尽显，当机立断下令发动反击。缺乏重火力支援的九纵部队被迫退守大石桥一线未能如愿突破52军的防线。

这次小规模的遭遇战，充分暴露了东野南下部队的疲惫状态：官兵们连日强行军，后勤补给线已然断裂，战斗力大打折扣；而52军则凭借"以逸待劳"的有利态势，依托港口区域炮舰的火力支援，暂时稳固了自己的防御阵脚。

刘玉章深谙"未雨绸缪"之道。他立即任命军参谋长廖传枢兼任临时市长，指挥民工在辽河口至牛庄一带紧急构筑三道防线：

前沿阵地部署密集雷区与反坦克壕沟，城区内则充分利用日伪时期遗留下的混凝土工事设置交叉火力点，码头区域更是囤积了大量沙包建造掩体工事。

为防海路生变，他特意保留了30个机动排哨，每个哨所都配备了电话与卡车，形成了一套反应灵敏的弹性防御体系。

此时的东野司令部仍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役上，只能临时抽调独立第2师约7000人前往营口增援。这支轻装部队在辽中地区遭遇了大批溃散兵的洪流阻碍，虽然凭借重炮炮火轰出了一条通道，却还是错失了关键的拦截良机。

10月28日，刚刚结束锦州战役的东野第9纵队接到了一道紧急军令。纵队司令员詹才芳立即率部队开始了昼夜不停的行军。为了防止疲惫的战士们掉队，许多连队甚至用绳索将人连成一串，相互支撑前行。

这八天的强行军让大多数官兵都处于边走边打瞌睡的恍惚状态。29日部队行至海城时，詹才芳乘坐的吉普车不幸触雷炸翻，导致指挥系统一度陷入瘫痪。

当第9纵队的先头部队于30日抵达营口外围地区时，官兵们的疲惫已经到了极限。第25师仅以轻装急进至前石桥子村，面对52军一个营的阻击竟久攻不下。

入夜后，许多筋疲力尽的战士倒地便进入了深度睡眠，结果遭受敌军两个营的夜间袭击，造成700余人伤亡，还有一千多人被俘虏。这个意外的战果让刘玉章发现对手已是强弩之末，随即命令第25师师长李运成组织五个团发动反扑，一度攻破了九纵的师部指挥所。

战场上出现了诡异的逆转局面：本应仓皇逃命的52军竟然主动出击，而连战连捷的东野部队却因轻敌冒进陷入了被动挨打的窘境。

九纵政委李中权在战后的报告中痛心地陈述："部队自锦州出发后日均行军八十里，战士们体力透支严重，甚至有人在冲锋时站着就能入睡。"

11月1日清晨，灰蒙蒙的海平面上泛起鱼肚白。由桂永清派遣的六艘登陆舰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却因潮水退落无法靠近岸边。刘玉章孤立无援地站在码头上，听着远处越来越密集的枪炮声，不得不下令炸毁所有无法携带的重型装备，甚至连军部的机密文件都被浇上汽油付之一炬。

此时的52军已处于绝境：第25师正在城郊与九纵的主力部队缠斗不休，第2师死守着最后的码头阵地，而港内仅剩的三艘可用船只显然无法容纳全军。

就在当晚，第2师的官兵们在争抢登船时，船只底舱残留的汽油被不慎点燃的烛火引爆，导致三千余人葬身火海。

在冲天的火光映照下，刘玉章强令自己的嫡系部队第25师担任殿后掩护任务，自己则率领军部少数人员乘坐小艇冒险出海。

52军的最后一批船只趁着涨潮离开了营口港，而当九纵部队于7时攻入码头区域时，只看到船只还在燃烧...当杜聿明在葫芦岛见到刘玉章时，刘玉章更是潸然泪下哽咽着说："每一个能活下来的弟兄，都是从阎王殿前走过三遭！"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