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季后的田野开始泛黄，老槐树下的石桌边，村里几个闲人又聚在一起。自打上次张秀莲家的事传开后，这成了最近的热门话题。

季后的田野开始泛黄，老槐树下的石桌边，村里几个闲人又聚在一起。自打上次张秀莲家的事传开后，这成了最近的热门话题。

“你听说没？张秀莲要搬走了。”

“搬哪去？那破屋子能卖几个钱。”

“谁知道呢，可能东屋塌了，住不了了吧。”李婶拿着蒲扇，不紧不慢地摇着。扇面上印着县里废弃多年的塑料厂广告，边缘已经泛黄开裂。

我坐在角落里，啜了一口茶，没搭腔。这些年对张秀莲的闲话，我听得太多了。

张秀莲的丈夫是十五年前死的，那年秀莲才三十五岁，三个孩子最大的十三，最小的才七岁。听说当时他丈夫出车祸，拉砖的拖拉机翻在了三岔路口，人没了，留下她娘儿四个和一屋子债。

村里人都说她命苦，但同情没几天就变了味。

“你看她愁啥？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就是，你看那衣服，丧事过去几天就穿红戴绿。”

“男人没了，难免心思活络，毕竟还年轻着呢。”

石桌旁的闲言碎语越传越难听，有人说看见县城工地上的包工头半夜去她家，有人说她跟镇上卖种子化肥的老板关系暧昧。甚至连她三个孩子都说不准是不是同一个爹的。

我是村委会的会计，跟秀莲接触得多些。她常来问些补贴政策，有时候一坐就是大半天，帮着整理资料。从没见她哭过，只是有时候望着孩子们的照片，眼神会晃一晃，像窗外的杨树叶子，一阵风过就又稳住了。

“听说老张家院子被人看上了，出了高价。”王老六叼着烟卷说。

“哪个疯子买她那地方？后面就是荒坡，前些年闹过山洪的。”

“还不是看上了人。”李婶意味深长地笑。

“少胡说，”我忍不住插嘴，“张秀莲哪年不是早出晚归的，整天在地里、在砖厂，哪有时间跟男人胡混？”

“哟，老刘，你倒是护得紧。”王老六挤眉弄眼。

我一时语塞，拿起茶碗喝水，碗底有个裂纹，刚端起来就漏了一裤子。

“我说事实，别往人家寡妇身上泼脏水。”

村里议论张秀莲最凶的那阵子，正赶上她大女儿考上了县里重点高中。女孩子白净瘦小，眼睛像她妈，清亮又坚定。每天天没亮就骑着破自行车去赶第一班车。

那年冬天特别冷，有天凌晨下了场雪，路上结了冰。女孩摔倒在村口，把腿摔骨折了。秀莲背着女儿去诊所，一脚深一脚浅在雪地里踩出两行脚印。

那时我碰巧去县里送报表，看见她在路边等车，眼睛红肿，但还是一声不吭。我主动搭了她们一段。路上，她一直搂着女儿，半句抱怨都没有。

“没事，上不了学可以在家看书，养好了接着去。”她一遍遍对女儿说，声音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

车里暖气开得很足，窗户上结了一层雾气。女孩用手指在雾上写了三个字：“妈妈好”。

秀莲家的院墙塌了一角，好几年都没修。但她种的石榴树特别旺盛，枝条探出墙外，红彤彤的果子挂满枝头。

每到石榴熟的季节，村里的孩子都爱往她院外转悠。秀莲从来不赶人，还会摘几个给孩子们。她自己舍不得吃，全部留给三个孩子和准备拿到集市上卖。

“你别看她那么寒酸，三个孩子学费生活费，一分不少地供着。”我曾经这样对村里人说。

“那钱哪来的？指定有人罩着她。”李婶阴阳怪气。

我懒得理会，只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最让人惊讶的是张秀莲的二儿子，小时候不爱说话，老师说他有些自闭。村里人又添油加醋：“这孩子肯定知道啥内情，整天愁眉苦脸的。”

可那孩子十四岁时突然开窍了，学习成绩蹭蹭往上涨，后来听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什么计算机专业，村里人都不大懂。

我帮着打印过他的录取通知书，黄色的纸张上，烫金的校徽格外醒目。秀莲抚摸着那张纸，手指有些颤抖。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递给我一块从包里掏出来的水果糖。

糖纸都有些皱了，估计在口袋里放了很久。

“一定很不容易吧？”我问。

她把糖塞回怀里，笑着摇头：“哪有人的日子是容易的。”

那是夏天的一个下午，知了叫得震天响，村部的老电扇”吱呀吱呀”转着，好像随时会散架。她出门时轻轻带上了门，背影单薄得像一阵风就能吹走。

小儿子倒是跟兄姐不同，从小调皮，学习马马虎虎，但手特别巧，能把坏掉的收音机修好，还会做些木工活儿。

有次村里搞广场舞表演，音响突然坏了，急得大家团团转。是他七手八脚地鼓捣了半天，居然修好了。村里人从此对他另眼相看，却还是不忘补一句：“可惜是张秀莲的孩子，不知道随了谁。”

小儿子高中毕业后去了技校，学电气自动化。这个我是清楚的，因为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有学费补助，我帮着办过手续。

秀莲把孩子的学费收据小心翼翼地装在一个塑料文件袋里，袋子都磨出了毛边，但里面的纸张整整齐齐。

“你把这些都留着干啥？”我问。

“等以后给孩子们看，让他们知道，不管多难，咱也没耽误他们念书。”她把文件袋塞进挎包，拉链拉了两次才拉上。包很旧了，边角都磨白了。

去年冬天，村里有了件新鲜事。县里要建一个电子产业园，征了不少地。张秀莲家那块地在征地范围内，补偿款不少。

一时间，闲话又多了起来。

“你们想不想知道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王老六神神秘秘地说。

“还能怎么过？肯定有男人接济。”

“听说她跟县里某个领导…”

我放下茶碗，有些恼火：“你们就不能消停会儿？人家养大三个孩子，供他们上学，容易吗？”

“老刘，你别装了，谁不知道你跟她…”

我一拍桌子站起来：“胡说什么！”

李婶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咱管那么多干啥。”

没想到的是，上个月县里来人视察，说是要把张秀莲评为”自强母亲”，还要拍个短片宣传。消息传开后，村里炸开了锅。

“就她？还自强母亲？”

“谁不知道她背后…”

但更让人意外的是，县长亲自来了，还专门去了张秀莲家。那天村里好多人都去围观，我也在其中。

县长五十来岁，头发已经花白，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儒雅。他一下车就直奔张秀莲家，两人居然像老相识一样握了握手。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以。

村主任赶紧解释：“县长和秀莲认识，她三个孩子的学费基本都是通过县里的’春蕾计划’解决的。她还经常去县里的福利院当志愿者。”

我愣住了，这些年秀莲常说去县城，大家都以为她是去见情人，原来是这么回事。

县长在院子里和秀莲聊了很久，我们只能在外面猜测议论。直到下午，县长出来时，身后跟着几个年轻人，正是秀莲的三个孩子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青年。

“这些就是秀莲培养出来的孩子，”县长对跟来的工作人员说，“大女儿现在是县医院的医生，二儿子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小儿子去年刚毕业，在咱们县的新能源厂当技术员。”

李婶小声嘀咕：“谁不知道是有人帮扶…”

县长似乎听见了，转过头来：“是啊，是有人帮扶。但最大的功劳是秀莲自己。这么多年，她去过多少地方打工，你们知道吗？浙江织袜厂，广东电子厂，县里的砖厂、食品厂，哪个苦差事她没做过？”

我们都沉默了。

县长继续说：“她还自学了中医推拿，周末常去县里的福利院给孤寡老人按摩。这十几年来，她每个月都会拿出一部分钱，资助其他贫困学生。全县像她这样的志愿者没几个。”

现场一片寂静，只有知了依旧不知疲倦地叫着。

故事到这儿本该结束了，但还有个小插曲。

前天，我在村口的小卖部买烟，碰到了张秀莲的大女儿。她已经是县医院的住院医师了，白大褂下穿着一条简单的牛仔裤，清爽干练。

“刘叔，谢谢您这些年对我妈的照顾。”她诚恳地说。

我有些不好意思：“我哪照顾什么了，是你妈不容易。”

她笑了笑：“妈妈常提起您，说村里就您没说过她闲话，还总帮她跑腿办手续。”

我心里一暖，又有些愧疚。其实我也没做什么，最多就是帮着填填表格，有时送点儿水果蔬菜，都是举手之劳的事。

“对了，您记得我小时候摔断腿那次吗？您送我们去医院。那天我才知道，妈妈晚上偷偷在医院旁边的建筑工地搬砖，为的是多挣点钱给我们。”

我一时语塞，回想起那个下雪天，秀莲搂着女儿的情景。

“后来我才明白，妈妈为什么总穿那件工装外套，即使夏天也不脱。那是爸爸生前的衣服，她说穿着有力气。”她顿了顿，“其实我们都知道村里人怎么说她，但妈妈从来不解释，她说做给我们看就够了。”

我点点头，不知该说什么好。

临走时，她送给我一个橘子。是张秀莲新种的那种无籽蜜橘，我剥开时，果肉饱满多汁，酸甜正好。

橘子皮被我随手放在了车前挡板上，回家时，车里满是清新的橘子香。

现如今，从小卖部到老槐树下的石桌，很少再有人提起张秀莲的闲话了。她家的新房子已经封顶，听说是三个孩子一起出钱盖的。

石榴树被移到了新院子里，今年结的果子特别大。有时候经过她家门口，能看见她坐在门廊下择菜，身旁放着一台小收音机，播放着戏曲。

有人问她怎么不搬去县城和孩子们住，她总是笑笑说：“老了，还是喜欢这院子，祖祖辈辈都在这儿。”

其实谁都能看出来，她哪里老了，不过五十出头，身板还硬朗着呢。

我有时猜想，或许在这个住了一辈子的村子里，她经历了太多冷眼和闲言，但也同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骄傲和宁静。那是任何繁华都换不来的。

前几天，村里来了个大学生，说是要写一篇关于农村妇女自强的报道。他采访了好几个人，最后问我：“您觉得张秀莲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我望着远处田野上空飘过的一朵云，想了想说：“她让那些曾经看不起她的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眼光和嘴巴。”

大学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问：“那她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这问题还真把我问住了。回去的路上，我看见一只蚂蚁正费力地搬运着一片比它身体大好几倍的树叶，跌跌撞撞，却始终不放弃。

也许答案就是这么简单：为了活着，为了证明自己，更为了不辜负那些曾经的梦想和未完成的约定。

而这，大概就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最朴素却最坚韧的力量吧。

来源：张富强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