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滚出去！这是你爸的决定，也是我的决定。＂继母柳淑芳将我那装着几件衣服的帆布包扔到门外，她的眼里含着泪，却又倔强地别过脸去。

归程

＂滚出去！这是你爸的决定，也是我的决定。＂继母柳淑芳将我那装着几件衣服的帆布包扔到门外，她的眼里含着泪，却又倔强地别过脸去。

门外的寒风夹杂着煤炉的气味，刺痛了我的脸。

那是1986年的腊月，我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屋里的煤油灯映照着父亲王德明消瘦的脸庞，他坐在那张陪伴我们家十几年的八仙桌前，木质桌面上的纹路像老人的皱纹。

父亲一言不发地喝着两毛钱一斤的散装白酒，那是厂里老工人的解愁良药。

他眼神游离在炉火与我之间，仿佛点燃的不只是煤炭，还有无法说出口的愧疚。

＂顾毅峰，你这孩子就是倔，一点儿人情世故不懂。＂父亲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厂里的老机器。

我知道，这一切源于昨日我在职工大会上顶撞车间主任的事。

那天，主任宣布国棉七厂要减产节支，可能会分批让部分工人回家待业。我忍不住站起来质问：＂凭什么让老实人吃亏？那些整天溜须拍马的反倒保住了铁饭碗？＂

一句话，得罪了整个厂领导班子。

＂单位领导上门了，说你这样的刺头，厂里容不下。＂父亲叹了口气，酒杯在粗糙的手指间旋转，＂你妈说得对，你需要出去闯闯，磨磨棱角。＂

我仰头望着低矮的天花板，那上面是多年油烟留下的痕迹，黑黄交织，宛如我们这个家庭错综复杂的情感。

母亲去世那年我十岁，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夺走了她。记得那年冬天，院子里的枯叶被积雪覆盖，我和母亲一起包的饺子还放在冰柜里，却再也等不到她起床来煮了。

父亲两年后娶了同厂织布车间的柳淑芳。她比父亲小五岁，是个沉默寡言的女人，手上总有织布机留下的老茧。

柳淑芳待我不差，冬天给我缝棉袄，夏天做冰糖葫芦，可我始终隔着一层。我叫她＂阿姨＂，从不喊＂妈＂。每次看到她和父亲的亲密，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

＂毅峰，拿着。＂继母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三十块钱塞给我，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这是我织布挣的奖金，你拿着应急。＂

我没接，倔强地转身就走。那晚有小雪，我走出单位大院，只听见身后铁门的关闭声，像一声叹息。

就这样，我拎着那个帆布包，踏入了北方冬日的寒风中。单薄的棉袄根本挡不住刺骨的寒意，我的心比风还冷。

我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十五年。

先是住进远郊工友老许家的一间平房，墙上贴着发黄的报纸当壁纸，屋顶漏雨时只能用脸盆接。

老许待我如亲子，常说：＂毅峰啊，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这世道，忍一时风平浪静啊。＂他的话我左耳进右耳出。

后来，我被车间主任老张破例安排进了单位宿舍。那是一栋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筒子楼，八人一间，铺位上下两层，只有炉子旁边才暖和些。

晚上，收音机里播着《新闻联播》，工友们谈论着国企改革、股份制试点、市场经济这些新名词，谁也不知道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1992年，南巡讲话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国棉七厂在新一轮改革中难以为继，先是停发奖金，接着发不出全额工资，最后拿不出买棉花的资金。

当国企改革大潮来临，我和千万下岗工人一样，被推向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那种感觉像是被抽走了脚下的土地。

厂里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和一千二百元的遣散费，我和几个工友相顾无言，手里捏着那薄薄的现金，站在厂门口不知该何去何从。

＂走一步看一步吧。＂老张拍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一支大前门香烟。

那是1994年，我二十八岁，却像迷路的孩子。

卖过盒饭，站在工厂门口，风里雨里，赚的钱刚够房租和一日三餐。

当过搬运工，每天扛着二百斤的大米，跑十几趟，晚上睡觉时浑身像散了架。

开过黑出租，那辆破旧的夏利车是几个下岗工人凑钱买的，四个人轮班开，一个月到手不过几百块。有次差点被运管扣车，吓得我一周没敢上路。

那几年，县城里到处是下岗职工开的小摊小店，有的卖糖葫芦，有的修自行车，有的摆地摊卖旧货。大家互相打听着谁家日子过得好些，谁又因为还不上债被逼得跳了楼。

我算幸运的，机缘巧合下，跟着师傅老刘学了修车技术。老刘是国企退休工人，一辈子在汽修厂当技师，手艺精湛。他见我肯学，把看家本领毫不保留地教给了我。

凭着这门手艺，我在县城慢慢站稳了脚跟，先是在别人的修车铺打工，后来自己租了个小门面。

店铺不大，但闹市区人来人往。我起早贪黑，手上总是沾满机油，却也有了固定的客源。日子虽苦，但我活得硬气，再没回去求过父母。

每年春节，我都会寄一些钱回家，信封上只写父亲的名字，从不附上只言片语。不知父母收到后作何感想，我也从未收到回信。

偶尔，夜深人静时，我会想起家里的那盏煤油灯，想起继母蒸的发面馒头，还有父亲教我下象棋的情景。这些回忆像是隔了一层纱，模糊而温暖。

父亲的病逝是我没料到的。电报是厂里的老工友拍来的，简短得让人心寒：＂德明走了，速回。＂

电报传来时，我正在修理厂里为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换机油。那一刻，扳手从我手中滑落，砸在油污的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原来父亲患肺气肿已久，常年在织布车间吸入的棉絮伤了肺。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就像当年夺走我母亲的那场病一样，不声不响地带走了他。

我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赶回家乡，车厢里挤满了回家过年的民工，空气中弥漫着汗臭和烟味。车窗外是黑黢黢的夜色，像我压抑的心情。

我赶回去时，只见到殡仪馆冰冷的遗体，和同样冰冷的继母。父亲的脸色灰白，嘴角却带着一丝释然的笑意，仿佛卸下了生前的所有重担。

＂他走得安详，没遭罪。＂柳淑芳只对我说了这一句话，然后便是漫长的沉默。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身体比我记忆中瘦了一大圈。

葬礼很简单，来的大多是厂里的老工友。改制后的国棉七厂已经改名换姓，成了私人企业，新老板没来，只派了个办公室主任送了花圈。

送走宾客后，屋子里只剩下我和继母。她执意要守灵七天，按照老家的规矩。那几天，她寡言少语，只是不停地收拾父亲的遗物，仿佛这样能留住什么。

我收拾父亲的遗物时，在一个旧皮箱底找到一封未拆的信。那是个做工精致的蓝色信封，已经泛黄，上面写着＂毅峰亲启＂，是父亲龙飞凤舞的字迹。

信纸是那种老式的方格稿纸，有些发脆，小心翼翼地打开后，我看到了父亲颤抖的笔迹：

＂孩子，当你看到这封信，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想告诉你，当年让你离家，是我和你继母一起决定的。厂里已经走下坡路，我们这些老工人看不到希望，只能苦熬到退休。但你年轻，该去闯一闯，在新时代寻找出路。

这些年，你继母其实一直念叨你，偷偷地打听你的消息。知道你在县城开了修车铺，她比谁都高兴。她对你，比亲生的还亲。记得你上高中时，她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只为了给你补身体；你下夜班回来，她总是熬着粥等你；你生病时，她三更半夜跑去请医生......＂

信的末尾，父亲写道：＂儿子，如果可能，请你原谅我们当年的决定，也请你接纳你的继母。她余生无依，只盼能看你一面。＂

我放下信，心如刀绞。透过窗户望向外面的老住宅区，那些灰暗的筒子楼，见证了一代人的苦乐。此时的天空阴沉沉的，仿佛随时会下雨。

我这才注意到，父亲家的家具还是我离家时那些，只是更加陈旧。电视机是八十年代的牡丹牌，已经不知道修了多少次；木柜上的搪瓷缸子擦得锃亮，却掉了漆；墙上挂着的全家福，是我高中毕业时照的，颜色已经褪得看不清面容。

邻居老杨提着保温壶来串门，看到我时愣了一下，然后说：＂毅峰回来了？你爸走得突然，前两天还在楼下跟我下象棋呢。＂

他告诉我，父亲去世后，继母一个人住在这套六十年代的老房子里，拒绝了亲戚的接济。＂她就靠那点退休金过日子，一个月不到五百块，冬天都舍不得开暖气，穿着你爸的旧棉袄。

最让人心疼的是，每到初一十五，她都要去街口望着南边站一会儿，那是你可能回来的方向。逢年过节，她会做你爱吃的菜，自己却只吃一点点，剩下的总是倒掉，说是不想浪费，其实哪里舍得倒，都馊了才扔。＂

听着老杨的话，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想起了我第一次下夜班回家，继母给我准备的热水和馒头；想起她偷偷把自己碗里的肉夹到我碗里，还以为我没发现；想起她笨拙地为我缝补衣服，针扎破手指也不吭一声。

这些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淹没了我心中那道长久的坚冰。我突然明白，我对继母的隔阂，不过是年少固执的偏见。

当晚，我和继母面对面坐着吃饭，桌上只有几个简单的家常菜。她的筷子在碗边缘敲打着，似乎有话要说又开不了口。

＂阿姨...＂我迟疑地开口。

＂叫我什么都行。＂她低着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这些年，您和爸过得怎么样？＂我问。

她慢慢抬起头，眼睛湿润：＂自从厂里改制，你爸被迫内退，每月只有几百块钱补贴。好在房子是单位分的，没有房租压力。只是你爸这些年老念叨你，说对不起你，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哽咽了：＂是我不懂事，让您和爸操心了。＂

＂不怪你，＂她摇摇头，＂那时候是我和你爸商量着让你走的。厂里已经不行了，我们不想你也被拖累。现在想想，或许方式不对，伤了你的心。＂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填补了十五年的空白。我才知道，我寄回来的每一分钱，她都存了起来，原封不动地放在一个铁皮盒子里，说是要等我需要时再用。

接下来的日子，我留在老家处理父亲的后事，也常去看望继母，但她总是把我往外推：＂你有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别管我。你爸的丧事已经够你破费的了。＂她的倔强和骄傲，像极了北方的老杨树，宁折不弯。

一次，我给她买了一件新棉袄，她却坚决不肯穿：＂浪费钱！你爸的棉袄还能穿好几年呢。＂

我打量着这个瘦小的女人，想起父亲信中提到的一切。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却从不求回报。我突然为自己多年的冷漠感到羞愧。

回县城前，我邀请继母和我一起走：＂阿姨，这房子太老了，冬天又冷又潮，跟我去县城住吧。＂

她断然拒绝：＂这里有你爸的回忆，我哪也不去。＂

我没有强求，回到县城后，每个月都会寄钱回去，还经常打电话询问她的情况。电话那头，她总是简短地回答：＂挺好的，你别担心。＂

一年后的冬天，一场大雪封了山路。我接到老杨的电话，说继母病了，高烧不退，但拒绝去医院。

我连夜开车赶回去，山路湿滑，好几次差点翻车。到家时已是凌晨，屋里黑漆漆的，只有一盏小台灯亮着。

继母蜷缩在床上，面色苍白，额头滚烫。见到我，她有气无力地说：＂大冷天的，你来干什么？我自己能行。＂

我二话不说，背起她就往医院赶。她轻得像片羽毛，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

医院检查发现她患了严重的肺炎，需要住院治疗。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亲生母亲，也是因为肺炎离开的。一种恐惧攫住了我的心：我不能再失去一位母亲了。

在医院的日子里，我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边。她醒来时，总是催我回去工作：＂修车铺没人看着怎么行？＂

我告诉她，铺子交给了徒弟打理，现在最重要的是她的健康。

一天深夜，以为我睡着了，她轻轻地抚摸我的头发，小声说：＂孩子，妈对不起你。＂

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下。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自称＂妈＂。

出院后，我决定不再让她一个人生活。我带她去看了县城的新房子，那是我多年打拼的成果，三室一厅，阳光充足。

＂以后您就住这间朝南的卧室，冬天暖和，夏天凉快。阳台上可以种花，我记得您爱养花。＂我轻声说。

她的眼眶红了，但还是摇头：＂不用了，不用了...我不能打扰你的生活。＂

＂您不是打扰，您是我妈啊。＂我恳切地说。

她愣住了，然后泪如雨下。

那天，我们一起回到老房子收拾行李。我看到了她窗台上一排整齐的花盆，里面种着长寿花，盆侧贴着我小时候的照片，还有我每年寄回来的全家福。

床头柜上放着我的结婚照，已经有些褪色，相框擦得一尘不染。橱柜里整整齐齐地放着我从小到大的成绩单和奖状，甚至还有我离家时穿的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衬衫。

我突然明白，在这个女人的心里，我从未缺席过。只是我自己，封闭了心门太久。

雨下得更大了，打在老旧的屋檐上，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们站在房门前，环顾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墙角的老式缝纫机，是继母年轻时的嫁妆；墙上的搪瓷脸盆，已经用了二十多年；灶台上的铁锅，锅底都磨薄了。

这一切都承载着一个家的记忆，喜怒哀乐，风风雨雨。

＂要不，我们带上缝纫机和照片吧，其他的...＂我轻声建议。

她点点头，用颤抖的手抚摸着缝纫机的轮子：＂这是我陪嫁的，跟了我大半辈子。＂

那台缝纫机见证了她为这个家付出的点点滴滴。从我上学时的校服，到父亲的工作服，再到她自己的衣裳，哪一件不是从这台机器下诞生的。

两天后，我带着妻子杨丽和儿子小峰一起来接她。她已经收拾好了简单的行李，站在楼道口等我们。

苍老的脸上带着犹豫和期待，手里紧握着那个装有几件衣服的帆布包——那是十五年前我被赶出门时用的同一个包。

我一眼就认出了它，喉头一阵哽咽。

＂妈，我来晚了。＂我接过她的包，声音发紧。

她轻轻拉住我的手，眼里有泪光闪烁：＂孩子，你没有晚。能看到你过得好，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

妻子上前搀扶着她，亲切地叫着＂妈＂。儿子小峰也牵着她的手，喊着＂奶奶＂。她笑了，那笑容像是冬日里的一抹阳光，温暖而珍贵。

＂你媳妇真漂亮，孙子也壮实。＂她摸着小峰的头，眼里满是慈爱，＂像你小时候一样机灵。＂

归程的路上，小峰缠着奶奶讲故事，她讲起了我小时候的趣事——第一次骑自行车摔进水沟，期末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名，厂里运动会上获得跳高冠军......

我这才知道，她记得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即使我们分离了十五年。

车窗外，冬日的阳光洒在雪后的田野上，闪闪发光。

＂妈，以后咱们有空了，我带您去旅游。您想去哪？北京、上海，还是桂林？＂我兴致勃勃地问。

＂哪儿都不去。＂她摇摇头，＂能和你们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旅行。＂

回到县城的新家，我和妻子带着继母参观每个房间。当她走进为她准备的卧室时，惊讶地捂住了嘴：＂这...这和咱们老家的摆设一模一样。＂

是的，我特意按照她在老家卧室的布置，置办了同样的家具——老式木床、雕花衣柜、缝纫机专用桌，还有她喜欢的山水画。窗台上摆放着几盆新买的长寿花，阳光透过纱帘洒在花瓣上，映着她满是皱纹的脸。

她坐在床边，抚摸着新被褥，眼泪止不住地流：＂孩子，你真孝顺......＂

晚饭后，我们坐在一起看电视，她怯生生地问：＂我能帮你们做点什么？洗衣服、带孩子，我都行......＂

妻子杨丽笑着握住她的手：＂妈，您养大了毅峰，已经付出太多了。现在该您享清福了。＂

听到这话，她眼圈又红了。

那天晚上，我在她房门口听到低低的啜泣声。推门进去，看见她坐在床边，手里捧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那是我十岁时，母亲去世前不久拍的。

＂我对不起你亲妈，＂她哽咽着说，＂我没能让你一直幸福。＂

我在她身边坐下：＂您做得很好。我亲妈在天上，一定很感谢您照顾我和爸这么多年。＂

她抬头看我，眼里满是不确定：＂真的吗？你不怨我？＂

＂从没怨过，＂我握紧她的手，＂只是自己太固执，不懂得珍惜。＂

在那个安静的夜晚，我们翻开了尘封的记忆相册，讲述着彼此错过的十五年。

春节那天，我们全家去祭拜父亲和我的亲生母亲。两块墓碑并排而立，周围是盛开的腊梅，清香淡雅。

继母跪在墓前，轻声说：＂老王，你看到了吗？毅峰回来了，还接我去县城住。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的。＂

回家路上，她突然问我：＂孩子，你为什么能原谅我？＂

我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轻声说：＂因为我终于明白，当年您赶我走，是用最痛的方式，给我最大的爱。＂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你小时候最淘气，现在倒是懂事了。＂

岁月如梭，转眼又是三年。继母在我们家安享晚年，每天和邻居大妈们一起跳广场舞，照顾小区里的花园，教小峰写毛笔字。她的脸上有了笑容，整个人也年轻了许多。

修车铺的生意越来越好，我又开了一家分店。每当有人问起我的成功秘诀，我总会说：＂因为有家人的支持。＂

人生有许多错过，但只要我们愿意，回家的路永远不会迟到。

我曾以为，家是一个地方。后来才明白，家是一种心情，是无论走到哪里，都牵挂着的那个港湾。

在那个十五年前的冬夜里，继母含泪把我赶出家门。那时我不懂，看似无情的决定下，是一个继母最深沉的爱。

如今，每当夕阳西下，我陪着继母在小区花园散步，听她讲述那些往事，看她脸上安详的笑容，我都会在心中默默感谢命运，让我有机会弥补那些错过的岁月。

因为在生命的旅途中，能够重逢，本身就是一种恩典。

来源：一辉是只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