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3世纪的波斯高原上，一个叫摩尼的年轻人创立了一种新宗教。他融合了佛教的轮回、基督教的救赎和拜火教的光明崇拜，提出了“光明终将战胜黑暗”的核心理念。
公元3世纪的波斯高原上，一个叫摩尼的年轻人创立了一种新宗教。他融合了佛教的轮回、基督教的救赎和拜火教的光明崇拜，提出了“光明终将战胜黑暗”的核心理念。
这就是摩尼教，后来传入中国后被称为明教。
694年，一位波斯高僧带着《二宗经》来到唐朝，在武则天的默许下，摩尼教首次在中原扎根。
唐玄宗时期，朝廷认为它“诳惑黎元”，下令禁止汉人信奉，但西域商人仍能秘密传播。
安史之乱后，回鹘人将摩尼教定为国教，甚至帮唐朝收复洛阳，摩尼寺因此遍布江淮。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回鹘汗国崩溃和唐武宗灭佛，摩尼教被彻底打压，信徒只能转入地下，改头换面成了“明教”。
这一时期的明教，像一颗被埋在土里的种子。它表面上与佛寺、道观无异，暗地里却用“光明圣火”的信仰凝聚人心。
宋代文献记载，明教在江南“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甚至方腊起义时，信徒“割肉燃灯，誓死抗宋”。
这种扎根底层的生命力，让它成了统治者眼中的“毒瘤”，却也注定了它日后掀起的惊涛骇浪。
北宋末年，浙江清溪县的漆园里，一个叫方腊的明教首领振臂一呼，短短数月便攻占六州五十二县。
方腊起义军头裹红巾，以“吃菜事魔”为戒律，信徒甚至割自己的肉点燃灯盏，以示对光明的忠诚。
这场起义虽被童贯镇压，却让宋朝元气大伤，国库耗空、漕运断绝，直接加速了靖康之耻的到来。
到了元朝，统治者对宗教的宽松政策让明教死灰复燃。它与白莲教、弥勒教融合，喊出“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口号。
1351年，黄河决堤引发的民变中，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捧出“小明王”韩林儿，红巾军瞬间席卷中原。
这时，一个叫朱元璋的乞丐加入了郭子兴的红巾军。他或许没读过《二宗经》，但一定知道：想要聚拢人心，就必须高举那面绣着火焰的大旗。
历史在这里开了个玩笑。当朱元璋在鄱阳湖歼灭陈友谅时，他借的是明教的势；但1366年廖永忠“意外”淹死韩林儿时，他又亲手掐灭了这团火。
建立大明后，朱元璋一边用“日月重开大宋天”解释国号来源，一边在《大明律》中将明教定为“左道邪术”，信徒“为首者绞，为从者流三千里”。
这种“用完就扔”的权术，比任何刀剑都更致命。
朱元璋的禁教令看似雷霆万钧，却低估了明教的韧性。
在山东，唐赛儿自称“佛母”起兵；在四川，蔡伯贯以“白帝天王”之名造反；甚至连嘉靖年间的宫女刺杀皇帝事件，也被怀疑有明教背景。
更讽刺的是，明朝中后期爆发的数十次民变中，总能看到改良版明教的影子，它们改叫闻香教、罗教、弘阳教，但内核仍是“光明必胜黑暗”。
1594年，徐鸿儒在山东创立闻香教，信徒达二百万人。他们用“石函中出经卷”的神秘仪式，预言“紫微星临凡”；1622年起义时，甚至设计出“红衣大炮轰击兖州城”的战术。这种与时俱进的反抗，让明朝官府焦头烂额。
而在浙江沿海，王直等海盗头目也以明教为纽带，建立起横跨中日朝的海上帝国，当戚继光剿灭倭寇时，缴获的文书里还藏着摩尼教经文。
明教就像一株寄生在王朝肌体上的藤蔓。每当朝廷腐败加剧，它便吸收民怨疯狂生长；而当新王朝建立，它又潜伏下来等待时机。
这种循环在1644年达到高潮，李自成攻入北京时，军师宋献策正是白莲教（明教分支）的术士；张献忠在四川立的“七杀碑”，碑文暗合明教“七曜”信仰。
清朝入关后，明教迎来了最戏剧性的转变。
它先是打出“反清复明”旗号：1674年，福建蔡寅自称“朱三太子”起兵；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时高呼“顺天行道”；甚至1813年的天理教起义，教徒竟能杀进紫禁城，箭矢射中隆宗门匾额。但当西方列强叩关时，明教残余又成了最早反抗洋人的力量，1853年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首领刘丽川的檄文里仍写着“奉天承运大明国”。
这种“逢朝廷必反”的特性，让清廷对其恨之入骨。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发明“连坐法”，发现明教信徒不报者，全村流放。
而最致命的一击来自文化层面，乾隆组织编纂《四库全书》时，将摩尼教典籍列为禁书，连敦煌藏经洞里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都被刻意抹去。
到19世纪末，这个存活了1200年的组织终于油尽灯枯。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当拳民们供奉起关公、孙悟空时，再没人记得“光明圣火”的教义。
只剩下金庸的《倚天屠龙记》，用武侠的浪漫为它续写了最后一笔传奇。
当我们翻开吴晗的《明教与大明帝国》，会发现一个吊诡的结论，明朝国号源自明教，但朱元璋又成了它的掘墓人。
所有民间宗教的宿命，它们既是改朝换代的火药，又是新王朝的隐患。
从方腊到朱元璋，从天理教到小刀会，明教始终在扮演两种角色：对百姓而言，它是绝望中的希望之光；对统治者而言，它却是必须扑灭的野火。
而今天南京灵谷寺的无梁殿、泉州草庵的摩尼光佛雕像，仍在提醒我们：那束从波斯传来的火光，曾怎样灼烧过中国历史的天空。
来源：硬核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