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秉炀，四川省威远县新场人，曾化名韩玉、三思、文裕、崇实、建础。1921年1月5日出生在贡井东岳庙染业商人韩子安家，未满周岁，父亲就病死了。不久，家庭经济破产，他母亲只好带着全家迁回威远新场老家居住。

韩秉炀，四川省威远县新场人，曾化名韩玉、三思、文裕、崇实、建础。1921年1月5日出生在贡井东岳庙染业商人韩子安家，未满周岁，父亲就病死了。不久，家庭经济破产，他母亲只好带着全家迁回威远新场老家居住。

解放前，地处山区的新场，交通不便，文化落后，经济凋敝。韩秉炀一家回新场后，家境更加清贫。为了养家糊口，拉扯孩子成人，他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忍气吞声地帮人洗衣、缝补。幼小年纪的韩秉炀就在母亲长年辛苦劳累的艰苦环境里渐渐懂事了。在封建闭塞的乡村小镇，象韩秉炀这种社会地位极低的家庭，经常受到有钱人家的欺凌。一次，在军阀刘湘那里任少将参谋的当地恶霸唐光晋耀武扬威回家后，突然闯进韩家，指手划脚大骂韩秉炀的母亲，说韩母曾咒骂了他的儿子，秉炀母亲不及申辨，唐就凶狠地将她踢倒在地，扬长而去。韩秉炀放学回家，知道此事后气得跑到厨房，拿起菜刀要去跟唐光晋拼命，邻里乡亲慌忙将他死死抱住不放，才避免了一场大祸。但这事给秉炀以很大刺激，使他从小就深深地感受到世道的不平。韩秉炀的母亲是个善良忠厚的妇女，在外面受人欺负从不愿儿子知道，常常背着儿哭泣，生怕伤害秉炀稚嫩的心灵。她省吃俭用，一心只望把秉炀拉扯大，让他多读书，为韩家争口气。韩秉炀十二岁那年，母亲卖掉仅有的一点首饰，送他到县城中学读书。只读了大半年，家里就实在无力支撑他念书了，他只好休学回家，一面自学，一面帮母亲做点家务，减轻母亲的劳累。1936年，远在成都修电器的姐夫、姐姐把秉炀接了去。在姐姐的资助下，他考入了成都私立成城中学。

家庭的窘迫，激励着韩秉炀奋发努力，刻苦读书，有时甚至忘了吃饭，实在饿极了，就到小摊上买两个锅盔，泡上开水边吃边看。在班上，他个头瘦小，很不起眼，但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每当看到同学的亲人来校探望时，便使他触景生情，思念他那在偏远山区的母亲。他常常拿出母亲的照片，深情地凝望。想起母亲那语重心长的叮嘱，想到母亲那劳作粗糙的手，就止不住一阵心酸。他强忍着泪，暗自发誓，要好好念书，让母亲将来能过几天舒心日子。

韩秉炀从小就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平时要好的同学知道他生活困难，都主动接济他，却常常被他谢绝。可是当他看到别人有困难，尽管衣袋里只有几文钱，也总是慷慨解囊相助。一次，他在街上遇到刚从考场上下来的罗民十同学，细心的秉炀看到他脸色苍白，走路无力，就上前抓住民十的肩膀说："哎呀！你是不是没有吃饭呀！眼睛都落呕( kou ）了。走！快去吃碗稀饭去。"当他得知罗民十身无半文，无钱回家时，就带着他来到姐姐家里。这时，韩秉炀的母亲也正好在姐姐家耍。母亲知道这个情况后，便将同乡帮助他母子回家的一笔路费硬塞到罗民十手中，关切地说："全都带上吧，我们在这里暂时还有饭吃，你可就不行啊，回去先照料一下你的母亲吧！"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韩秉炀看到一批又一批从沦陷区逃难来的同胞，亲耳听到难民们血泪的控诉，激起他对日寇的强烈仇恨，他深深感到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埋头读书找出路，靠读书救国是不现实的。于是他同中国千万个热血青年一样，开始自觉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从此，在学校的抗日活动中，到处都能见到韩秉炀的身影。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宣传队、讲演组，常和同学们一道走向街头，进行抗日宣传。他还经常从进步同学那儿借来许多文艺报刊，如《星芒周刊》、《救亡周刊》、《新华日报》等，他特别爱读《新华日报》，称之为"敢说真话的报纸"。1938年，他曾同好友罗民十离开学校，在成都陕西街租了一间小屋子，专心攻读了四十多天的革命理论书籍。其中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他最初接触这些马列著作，是带着好奇的心情读的，可读着读着，他被书中的道理深深吸引住了。这期间，他象着了迷一样钻进了书里，有时看书看到深夜，困了就洗个冷水脸。他不光自己看，还将书推荐给自己的好友，同他们谈论局，争论问题。马列主义象春天的雨露一样滋润着他那颗年轻的心，使他豁然开朗，对这个世界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好似在茫茫迷雾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从这以后，他更主动地投身到革命活动之中。1939年春，韩秉炀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不久即被接收入党，同粟膺、谭正学、林温如等编在一个支部。陈文同志曾领导过他们。皖南事变以后，按照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韩秉炀他们暂时中断了同组织的联系。但是仍自觉地继续坚持活动，并且积极寻找党的关系。

1943年秋，韩秉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下称武大，此时武大已内迁乐山）工学院电机系。入学不久，他就积极参加了由菜膺（又名粟和奎）、谭正学、杨彦椿、杨彦芝等进步青年组织的"七月读书会"，并成为骨干。他们以壁报为宣传阵地，常刊登一些言辞较激烈的文章，还利用星期六晚上在附近同学家中围绕"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等开展讨论。韩秉炀他们的活动，引起了武大地下党外围组织一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关注。党派刘兆丰同志帮助他们，经常给他们讲形势，宣传马列主义。1944年夏，韩秉场、刘诗秀等被吸收参加了武大马克思主义小组，并逐步成为武大学生运动的坚强骨干和组织者之一。为了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去探索拯救中华民族的革命途径，为了便于在理、文法两院师生中进行革命活动，1944年秋，韩秉炀由武大电机系转入武大历史系。

1944年冬，武大马克思主义小组扩大发展为武大"核心小组"，受南方局青年小组直接领导。韩秉炀和其他同志也一起转为"核心组织"的骨干成员，在武大校内及乐山一些中学中发展基层组织核心小组。他们经常以参观、游览的名义组织同志们到乌尤寺、水口等地活动，交流思想，互相帮助。还利用"五一"节，"孙中山诞辰纪念日"等机会，联络各系的同学举行集会，聘请知名教授缪朗山先生作讲演，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在休假的日子或课余的晚上，韩秉炀和同学们常常相聚在可以信赖的同学家中，毫不拘束地分析时局，纵论天下大事。每逢这种场合，他常率先发言，语调高亢，笑声响亮。他时而用幽默俏皮的语言开展批评，善意地指正别人的缺点，引起愉快的笑声，使大家相得益彰，时而又用辛辣嘲讽的语气，抨击时局，激起同学们愤怒的感情。他那直率、乐观的性格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在斗争中他还学会了从国民党的消息报道中，将零星透露的情况，给予综合，得出令人信服的形势估计。1944年夏，当日军前锋进占贵州独山的消息传来，同学们义愤填膺，慷慨陈词，怒斥日寇的猖獗，国民政府的无能，然而平时总爱抢先发言的韩秉炀，这时却沉默不语，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同学们都希望能听听他的意见，要他发言。他站起来悲愤的说道：我们偌大一个国家，偌大一个民族，沦为倭寇之手，难道不感到羞愧吗？难道我们的政府不应该自责，不应该深省吗？只要翻开中国的历史便可知道，妥协、投降、逃跑只会丧权辱国，成为千古的罪人，历史的教训难道不该吸取吗？逃跑不是国策，从东北就开始逃，一直逃到贵州、四川。现在还要打算逃到西昌去，真算是可耻又可悲呀！其实日本的力量早已被八路军牵制住了……"。韩秉炀十分祟拜八路军，向往解放区。在同密友的交谈中，常爱引用当时进步青年中流传的一句话："此路不遗，找毛泽东。"流露出他一心想去解放区的愿望。

韩秉炀不仅敢想敢说，而且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在校外他还联系了不少中学的青少年。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要求介绍进步书刊，提供读物，解答问题，甚至排难解纷。他精力充沛，办事主动积极，如系上举办纪念鲁迅逝世的晚会、纪念"五四"运动的晚会等，几乎都是由他组织安排。会前打扫教室，布置会场，接电线，安电灯也总少不了他。他如同鱼儿游在水中一样，活跃于群众之中。他考虑问题十分细致、周到。有一个朋友被邀参加一个中间性质的读书小组，认为不够味，跑来征求他的意见。他问明情况后，耐心开导说："你们如果搞得太红了，人家就不来了。"他边说还边举起粗大的拇指和食指比了个椭圆圈，爽朗地笑着说："两头虽小，中间却大呢，你要多想办法活动，把中间的同学都争取过来。"

1944年下半年，为了工作的需要和在经济上得到一些补贴，韩秉炀课余时间就到附近的私立复兴小学兼任常识课。在此，他认识了好友栗膺的妹妹﹣﹣在该校任教的进步青年粟观容。此后，韩秉炀就象对待自己的妹妹一样处处关心着粟观容。武大的进步团体活动，他都邀栗观容一道去，还常给他讲《中国近百年史》、《西行漫记》。后来还将解放区的报刊和《新华日报》介绍给她，鼓励栗观容争取进步。他们还常漫步月下，一起憧憬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幸福生活。韩秉炀那魁梧的身材，炯炯有神的目光，侃侃而谈的风度，诚实而爽朗的性格，富有青春活力和旺盛的革命热情，赢得了粟观容的爱慕。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们的爱情之火燃烧得分外绚丽。

1944年秋，中共南方局在新形势下号召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去，到农村去。1945年夏，韩秉炀连期终考试都未参加就来到《新华日报》社，找到原武大马克思主义小组负责人马建武同志，请求介绍到中原解放区去。后因道路不通，转到宜宾建国小学。建国小学（下称建小）这所学校，是在宜宾工商界爱国人士吕辅章、陈尚芳夫妇的资助下，由粟膺、谭正学、王建明（王鸿任）等人在金沙江南岸因陋就简创办的一所新型的学校。他们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为办学宗旨，在校门贴上"教师是儿童的保姆"、"学校是儿童的乐园"的对联。招收的学生大多是当地船工、搬运工和佃农的子女，教师绝大部分是由武汉大学地下党、《新华日报》社派去的进步青年。根据南方局青年组的指示，他们把建小办成了培养革命青年，宣传民主进步的学校。同年秋，宜宾中心县委负责人钱寿昌从重庆回来后，传达了"清理恢复、发展党员，扩大组织，积极开展农村工作"的指示。这年冬，韩秉炀经钱寿昌考察，恢复了组织关系。1946年暑假，他的未婚妻栗观容也来到了建小。

尽管建小环境艰苦，但是师生们都能团结一致，同甘共苦，乐观向上。他们共同开荒种菜，举行建校劳动竞赛活动，把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教师们自编教材，经常给同学们讲时事课，教唱抗日歌曲。韩秉炀他们还每周开一次学习讨论会或民主生活会，组织大家阅读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茅盾的《子夜》，高尔基的《母亲》等进步书籍。晚饭后，师生们手拉手一起扭秧歌舞，把建小变成了"国统区里的解放区"。他们还派教师去《新华日报》社联系，带回了《边区识字课本》、《秧歌曲谱》等解放区出版的革命书籍。还派杨彦芝、喻德芳老师到重庆育才小学学习办学经验。同时，在当地码头、路口立一些识字牌，到农村轮流办一些隔日制、半日制班，并对学生进行家访。把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传播到偏僻的乡村。

韩秉炀除在建小教学外，还接受地下党的安排，同宋西林一道在明德中学任教，搞好同邻近学校的关系。还在宜宾城内的和昌面粉厂兼任工务主任，以此为掩护，在青年店员、学生中开展活动，并将所得收入支援建小。他和宋西林负责学校的社会教育工作。充分利用学校地处码头，来往人多的特点，把墙报工作作为进行社会教育的窗口。每办一次墙报，韩秉炀总要花大量时间阅览《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从选文章、编排、抄写到贴出，他都辛勤工作，认真推敲，常常通宵不眠。为了扩大宣传影响，墙报每周出一期，手抄两份，贴到建小附近的两个码头，让过路行人都能读到。1946年7月下旬，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仆、闻一多先生的消息传到宜宾后，韩秉炀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大骂国民党无耻之尤。为了将事实真相告诉群众，他根据《新华日报》介绍的情况和新华社提供的一些图片资料，奋笔疾书，在校外墙报上刊出了题为《这是谁家天下》、《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图片和辛辣有力的文章，吸引了广大的学生和群众观看。

由于乏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策略。正如韩秉炀后来总结的一样"盲目生搬重庆育才学校那一套，没有从长远着眼，扎实做事，没能在农民、船工中生根，红得突出。"因此，建小师生的行动，引起了宜宾稽查处的注意，派出特务将建小每期墙报内容偷偷抄下，在校门上乱涂标语，甚至用大粪泼学校大门，用石头砸学校房屋，还派人密切监视建小的一切活动情况，对韩秉炀、粟膺等进步教师进行迫害。1946年春，韩秉炀接受党组织指示，转移到条件艰苦的宜宾观音场宜北中学。同年秋，宋西林也转到宜北中学，同韩秉场一起开展革命工作。

宜北中学，离宜宾县城一百多华里，较为偏僻。韩秉炀来后，遵照党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方针，继续做好团结、教育群众的工作。首先搞好教学工作，他一人既教数理化，又教史、地、英语，师生们都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硬伙"（意思是说他样样都行）。他常常在课堂上穿插许多历史知识和民族英雄的小故事，还讲："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巴黎公社"等。他从不体罚学生，下课常和学生打球、赛跑，很受大家尊敬。

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学会了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他的朋友中，有教授、公司经理、区、乡长、保队副、黄包车夫、茶馆堂信等。同事们都说："韩老师这人打牌有牌友，喝酒有酒友，打球有球友。"他利用交友，从各种人中间了解情况，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学校有两位地下党员受到学校教务主任、中统特务刘修的迫害，被迫离校。韩秉炀深知该地特务活动频繁、土匪猖獗，怕他们路上吃亏，就通过关系，由区长派了几个乡丁护送，保护了自己的同志脱险。又一次，韩秉炀和同事们在办公室看到《大公报》上载有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十分兴奋，禁不住大声朗诵起来。正在大家兴致勃勃谈论时，刘間修也悄悄站拢来，淡漠作样的口称"好词、好词"。事后，刘哥修却处处监视、刁难韩秉汤。对此，韩秉炀采取巧妙的方法，课余就到区公所与区、乡长们打牌，以麻痹敌人。刘智修始终摸不清韩秉场的底细，对他无从下手。

1947年2月，国民党查封了《新华日报》报馆，形势突变。同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同时将建小和和昌面粉厂查封，逮捕了吕辅章、谭正学和在校教师。在外地的票膺等人也相继被捕，情况十分危急。在此之前，韩秉炀在观音中学的活动已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党组织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让韩秉场在未婚妻粟观容的掩护下回内江家，一面隐蔽待命，一面发展组织。临行时，宜宾中心县！责人钱寿昌同志再三叮嘱：要粟观容积极作好父母的工让韩秉场到她家住下，好与宋西林接头，等全国解放后丝为他俩举行婚礼。

1947年春天，韩秉炀同未婚妻一起回到内江，由于粟的父母反对，韩秉炀又同粟观容回到威远新场。回家不久，宜宾稽查处即派特务前往新场缉捕，恰逢韩秉炀到乡下亲戚处未归，始得脱险。从此他便更加谨慎，利用走亲访友，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发动群众。

5月初，中共成都工委（10月以后恢复为中共川康特委）派驻川南片区联系人钱寿昌来威远同韩秉炀取得联系，指派他在自贡、荣县、威远一带活动。6月，又带来成都工委关于七月一日在全川普遍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鉴于举行暴动的时间紧迫，枪支弹药又相当缺乏，韩秉炀征得上级同意，积极做好自己的大姐夫﹣﹣威远新场袍哥舵把子蔺德阳的工作，并利用他的身份掩护进行地下活动。随后又通过蔺的关系，结识了当地保队副刘德光、兴隆场教师汪克强。韩秉炀向他们讲清形势，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做好争取他们的工作，并经钱寿昌同意将蔺、刘、汪三人发展为党员。通过他们的联系，团结了一部分流氓无产者，准备组织一支武装暴动队伍。殊料这些流氓无产者，在紧急关头不仅不按党的指示办，反而要占山为王，要挟韩秉炀同他们一起另立山头。并留给韩秉炀手枪一支，子弹几粒，威胁说：如果不按我们的办，这几颗子弹给你享受。韩秉炀大义凛然，不受吓唬，坚持党的原则，一方面对他们晓以大义，讲明形势，另一方面及时向上级汇报，采取紧急措施，才挽回了可能给党带来的损失。

1948年4月，钱寿昌从成都带回川康特委停止武装暴动的命令。5月，韩秉炀、宋西林随钱寿昌到成都向川康特委汇报工作。6月，川康特委派韩秉炀、韩子重①、张学云②等党员到罗广文部队做军事策反工作。韩秉炀在军队里，同士兵们打成一片，积极清除敌人散播在他们中间的一些思想毒素，稳定了士兵情绪，着力培养争取发展积极分子，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由于部队卫生差，韩秉炀身染疥疮，大腿和颈项等多处化脓溃烂，行走十分不便。他接受组织安排，于1948年11月中旬离开部队到乐山治病。在治病期中，他遇到曾在宜宾相识的一位青年店员。这位店员因得肺病被解雇，正走投无路，韩秉炀主动将朋友资助他治病的钱匀出一半给他，还找了一些进步书刊给他送去。在离乐山前，再三嘱咐时隐蔽在乐山的朋友王建明为这个店员找一个糊口的职业，关心他的学习和进步。

1948年12月，韩秉炀病未痊愈，就急着离开乐山赶回部队，继续军运工作。不料，罗广文部队换防到陕西汉中去了，他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成都他一连十几天都未寻到组织。1949年1月的一天，他在街上突然遇到老战友宋西林，高兴得紧紧抓住宋西林的手不放，急切请求接上组织关系。宋西林望着清瘦的秉炀感动地说："别急，我一定想办法帮助你找组织，你好好休息吧！"不几天，宋西林带回好消息：党组织约韩秉炀于1月13日下午四点，在成都下草市街九十二号瑞立木器厂接头。

按约定的时间，韩秉炀来到木器厂，正当他同川康特书记蒲华辅接头时，不幸被跟踪蒲而来的特务逮捕。蒲华经受不住严刑拷打，贪生怕死，出卖了党组织，使同韩秉一起搞军运的韩子重、张学云也相继被捕，后一同被解押重庆渣滓洞监狱。

韩秉炀入狱后，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尽管受着各种酷刑，但他意志坚定，宁死不屈，始终保守党的机密。虽身陷囹圄但仍乐观开朗，隔壁牢房的难友经常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入狱不久，他参加了狱内难友们组织的春节联欢会，同韩子重等同志把搜集来的红色牙刷胶柄和竹片刻制成红心或短剑，相互噌送，以励斗志。在艰难的铁窗生活中，他热情地为难友们讲解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激励战友们坚持斗争。他和韩子重等还教育争取了狱中青年看守黄茂才，为同志们送饭、买报。他十分想念同志、思念亲人，曾在衬衣上撕下一块布条，写上"三韩（指他的三姐）与母亲我的病体沉重。"通过黄茂才送出，由韩子重的幺叔韩觉民（中共党员，当时住重庆王爷石堡）送到他姐姐那里。

1949年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到渣滓洞内，韩秉炀同狱中难友激动得热泪盈眶，互相拥抱。他兴奋地对难友说："我们到底要把这牢底坐穿了。"但此刻，他已预感到敌人要作垂死挣扎，决心抱着坚定的信念，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迎接黎明的曙光。

人民解放军神速进军，已逼近长江南岸，歌乐山下隐约能听到解放重庆的炮声。敌人在彻底崩溃之际，于11月27日，对渣滓洞三百多名革命者进行血腥的大屠杀，韩秉炀和许多经过漫漫长夜的难友，在密集的枪声中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歌乐山。杀红了眼的刽子手们还不死心，又向牢门和烈士尸体泼上汽油，纵火焚烧，毁尸灭迹。刹时，浓烟滚滚，烈火腾空，整个渣滓洞在燃烧。在艰苦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韩秉炀，在熊熊的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来源：蓬莱海市的旅游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