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会主席，心理学教授，曾在莱斯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任教，并获得了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会 2004 年杰出科学贡献奖。他同时也是《应用心理学杂志》《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编辑。

作者｜凯文·R. 墨菲（Kevin R. Murphy）

美国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会主席，心理学教授，曾在莱斯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任教，并获得了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会 2004 年杰出科学贡献奖。他同时也是《应用心理学杂志》《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编辑。

组织恶行并不总是（甚至常常不是）恶意的产物，也不总是组织成员有意识地决定做出自己相信是错误的事。做出辱虐式管理、性骚扰和霸凌行为的人，往往相信这样做符合所在组织的规范、文化和价值观。从组织偷东西的人常常相信这样做是正当的，因为组织对待他们不好。为了组织而撒谎、欺骗、盗窃的人常常是出于看似正面的动机，尤其是忠诚意识。

对组织的忠诚与认同可以带来实质性的重大益处，包括高工作满意度、低跳槽率、高工作绩效，但效忠和认同组织有时也有严重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对组织的忠诚也是推动恶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理解忠于组织何以会让人甘心参加和支持腐败的行为和政策，社会认同与组织承诺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害马之群：失控的群体如何助长个体的不当行为》

[美] 凯文·R·墨菲 著

姜昊骞 译

新华出版社

2025年4月

组织认同

阿什福思和梅尔（Fred Mael）对组织认同的定义是与组织合为一体的感知。认同不仅仅是成员身份，当一个人对组织有强烈认同时，组织就会成为他的自我概念的一个核心部分。组织认同可以有多种积极作用，包括提高工作满意度、组织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度，但也有潜在的弊端。

迪克里希、克拉默和帕克斯指出，强组织认同感会造成“过度认同”，也就是个体需要几乎完全基于组织成员的身份。组织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强关联具有潜在重要后果，尤其是组织做出或容忍恶行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对鼓励或容忍恶行的组织有强烈认同感，他可能就有强烈动机运用合理化、道德推脱、诉诸高级效忠对象的手段，将组织的不道德行为正当化。

对一个组织有强烈认同感的人容易毫不动摇地支持组织及其成员，怀有内群体偏见和偏袒之心，同时歧视组织以外的群体。强组织从属感会让人更愿意纵容恶劣行为与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因此，当不道德行为的责任属于内群体成员，而非外群体成员时，人们对行为的评判就不会那么严苛。群体认同也可能造成偏见、偏颇行为和对外群体的敌意。此外，人对所属群体的认同度越高，就越会纵容和参与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暴力行为。

强组织认同的一个重要后果是鼓励不道德的亲组织行为。这种行为的意图是为组织谋利，比如做假账和销毁罪证，尽管最终可能会引发犯罪调查、声誉受损、利益相关方失去信心，从而伤害组织。认同感强的员工还可能会知情不报、知情不谏、掩盖行迹、编造正当化借口，从而间接促进不道德行为。在欺骗消费者、违反法律法规、实施长期大范围欺诈造假的合谋行动中，强组织认同感常常起到黏合剂的作用。而能够解释员工为什么愿意配合不诚实且有害的行为的因素，往往正是员工对组织的忠诚。

史密斯—克罗（Kristin Smith-Crowe）和沃伦（Danielle E. Warren）提出，组织认同会促进集体腐败的传播。在组织腐化的过程中，大多数人会感觉到组织规范的压力，而妨碍腐败行为的员工可能会被诋毁和孤立。组织认同感强的员工会更加感到要求自己作恶的规范压力，他们可能会将恶行正当且必要的观念内化，如果不按照组织规范行事，他们会产生羞耻、负罪或尴尬的感受。这种感受会让他们的思想和情绪贴合腐败行为，让他们将来更容易参与腐败。

参与大规模组织腐败的人常常会觉得，腐败是对竞争威胁的一种回应。他们相信“人人都这么干”，组织不腐败就活不下去。这种信念经常被用于洗白欺诈和腐败。苏贝（Franziska Zuber）指出，组织认同度高的员工可能会将组织受到的威胁视为对自身的威胁，而且认为受害者不只是组织，还有他们自己。甚至在员工没有受到直接伤害的情况下，这种一损俱损的感知倾向也会让员工通过效仿不道德行为来做出回应。因此，认同感的情绪力量可能会让不道德的后果在社会网络中散播。尤其是对组织的强烈认同感可以让人为了组织的利益做出不道德的行为。为组织利益作恶的人不太可能认为自己或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且可能倾向于轻描淡写、合理化或正当化组织内其他成员的不道德行为。

高认同组织

人们会认同各种组织，从保龄球队到跨国机构。有一类组织可以描述为“高认同组织”。在这种组织中，成员会将专业或成员身份视为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会努力维持成员的团结，将成员与非成员分隔开来。例子包括各大军种、准军事组织（比如警队和消防队）和宗教修会。这些组织都会用制服、特殊服饰、徽章等物品来标示成员身份，这不仅会在成员间产生强烈的“自己人”意识，还会创造出强烈的内外之别。这些组织的成员往往会对组织表现出高度献身精神，而这种精神也可以是一股强大的向善力量。军事与准军事组织成员要面对大多数人避之不及的危险，宗教修会的成员则自愿放弃了许多人无法割舍的舒适享受，这些行为生动展现了他们对组织的承诺与奉献。这种深度参与也可以是一个严重的恶行来源。尤其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可能有遮掩组织错误的强烈动机。哪怕这些组织总体上投身于亲社会活动，如果组织成员相信披露其他成员的错误行为有损于组织的话，他们可能就愿意努力掩饰错误。更有甚者，正因为成员不愿意让部分成员的恶劣行为玷污组织——恶行才有可能会持续乃至扩大。接下来要讲述两类组织——警察和天主教会，它们容易落入我所说的“忠诚陷阱”，也就是与组织长期造成的危害相比，成员更看重对组织的忠诚。

警察腐败

有证据表明，世界各地的警察都有腐败现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警察腐败指数最高，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范围内存在腐败，贿赂是一种特别常见的腐败形式。从许多方面来看，警察腐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警察的执法者角色，再加上跟警察打交道的群体的性质（比如刑事罪犯、企图逃避监管或罚金的组织），执法人员比其他大多数人都：（1）更有条件滥用职权；（2）更可能收受贿赂，高抬贵手。

波特（Louise E. Porter）的一篇综述文章中提出，组织因素和社会因素都在警察腐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组织因素包括组织文化、领导状况、腐败机会（比如卧底工作）和线人处理。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化与社会文化，因为警察之间的社交惯例鼓励团结，不鼓励打小报告。警察腐败的最后一个方面，也就是不愿意揭发同事的恶行或犯罪，与本节主题直接相关，有力证据表明，不愿揭发的现象与警察忠于警务部门、忠于执法使命的心理有关。

不愿揭露同事腐败行为的现象有时被称作“沉默蓝墙”。韦斯伯德（David Weisburd）、格林斯潘（Rosann Greenspan）、汉密尔顿（Edwin E. Hamilton）、威廉姆斯（Hubert Williams）和布莱恩特（Kellie A. Bryant）调查过的警察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认为，举报同事不正当行为的警察会遭到其他警察的“冷遇”；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警察常常会对同事的不端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举报同事不正当行为的警察甚至有理由担心自身安全。许多警察对所属机构和执法部门整体表现出高度的忠诚，这会要求警察对同事的违规举动保持沉默，从而培育出犯罪文化。

有两个因素似乎对维护“沉默蓝墙”特别重要。第一，执法者身份是许多警察的认同和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任何会让警务部门或警察局蒙羞的事情都是对自我概念的攻击。第二，军队和准军事组织成员常常会报告说自己有强烈的“内外有别”意识。众多因素（比如制服、要求完成的任务）将执法部门成员与社会其余部分隔离开来，这种隔离可能是维护“沉默蓝墙”的重要因素。举报同事的恶行会带来一种风险：解决问题的方法会落到“大家庭”之外的人手里，而这些封闭圈子的成员常常会偏好内部解决问题。

天主教会中的丑闻

近三十年来，天主教会神职人员侵犯未成年人的指控获得了全球性的关注。这场危机的范围震惊了许多人。例如，宾夕法尼亚州大陪审团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30多名神父侵犯超过1000名儿童的指控和证据。许多国家都有神父和其他神职人员性侵未成年人的报道，全球共有数万乃至更多起性侵报告。

我们应当记住一点，尽管神父性侵的故事获得了媒体的极大关注，但性侵并不是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独有的问题。天主教神父的性侵比例并不高于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而且实话说，神父的性侵比例还要低于教师和一般人。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详尽回顾了60年的数据，发现在20世纪后半叶，约有4%的天主教神父性侵过未成年人。放到具体情境里看，在同一时期，约有5%～7% 的公立学校教师对学生有过类似的性侵行为。

性侵事件骇人听闻，但这场丑闻最令人惊讶的方面之一是教会对丑闻做出的表面回应。教会的一个常见回应是动用各种手段来大事化小，遮掩性侵。宾夕法尼亚州的报告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这些手段包括将涉事神父跨教区，甚至跨国调动，向受害者支付“封口费”，用约束性的保密协议确保受害者沉默。作为一个组织，天主教会积极遮掩无数性侵事例，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有时还得到了受教会政治上支持的政府官员协助。通过大陪审团、报纸（比如电影《聚焦》（Spotlight）讲述了《波士顿环球报》调查性侵案件并公之于众的故事）和机构[ 比如位于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儿童性侵理事会，又称赫西理事会（Hussey Commission）] 的不懈努力，神父性侵案详细、可信的细节才大白于天下。威尔（George F. Will）提到，这起丑闻与后续遮掩行为涉及的范围如此大，地域如此广，简直算得上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犯罪事件之一。

性侵儿童者有时是深受困扰的人，其中有许多人自己小时候就被性侵过，他们也可能患有各种严重的心理问题。这不是为他们的行为开脱，但将实施性侵的神父与多年来努力化解和掩盖骇人罪行的主教、枢机，甚或教宗做一比较是很重要的。很少有证据表明教会高层有心理缺陷或者遭受过某种虐待。相反，他们通常是聪明精干的人，有着各种真正的高尚行为，但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成了腐败与欺诈机器的一部分，严重损害了教会的道德权威。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会持续做出这么坏的事。首先，我们要记住，遮掩性侵似乎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本能。作为一个机构，天主教会在全球各地努力化解和遮掩性侵，而且往往延续多年。这意味着，这种行为有着系统性的起因，而不仅仅是个别人德行有亏的结果。在对组织恶行的研究中，人们常常会区分“坏苹果”（有问题的个人）和“坏桶”（有问题的组织）。在这里，问题似乎出在组织上，而不出在个别主教、枢机等人物上。

在许多方面，教会丑闻与许多警察丑闻有相似之处。这就是说，两者都涉及两个关键的思维模式——“内外有别”以及对组织的强烈承诺。神职人员不同于公司员工，神职人员与社会其余部分有众多区隔（比如特殊的头衔和服饰），他们将教会视为自我认同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偶然的工作场所。从许多方面看，这种程度的特殊性、认同感乃至奉献意识都是一份巨大的财富，但它在组织受到威胁时也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当这种机构受到威胁时，成员会有“围车自保”、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组织的强烈倾向。正是因为教会在众多神职人员的认同中占据的地位如此重要，所以他们才愿意做出看似与教会宣扬的道德背道而驰的事情，比如将神父在教区之间反复调动，不让他们有机会犯事（一位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控性侵的神父据说被开除神职，受主教区推荐进入迪士尼乐园工作）。

人们常说，“掩盖比犯罪更坏”。在这个案例中，这句话大概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罪行本身就太可怕了。但是，认识到掩盖罪行与犯罪本身大不相同是很重要的。性侵往往是个人行为，性侵者可能觉得非这样做不可，也可能受到自身受虐经历的影响。情况并非都是如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许多神父性侵受其监护和照顾的儿童时是冷漠、理性和精明的。然而，掩盖往往是掌权者的行为。教会是他们的自我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他们错误地相信掩盖是保护教会的最佳手段。忠诚和认同常常被认为是宝贵的特质，但对一个机构的忠诚会把人推向恶行，最终会毁掉他们无比珍视的机构。

长期以来，组织恶行的起因与解释一直有争议。大量研究考察了两种对立的理——“坏苹果”与“坏桶”。两种解释都包含着部分真相，组织中的恶行是个体作恶倾向与组织规范、期望和压力的共同结果。此外，组织处于宏观社会情境之中。对一些形式的恶行来说，国家文化等情境因素的责任可能与个体因素、组织因素一样大。

组织腐败或组织内的个人腐败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涉及第三章和第四章中阐述过的诸多社会与心理过程。应对组织腐败的一大挑战是，骚扰或霸凌组织成员的人，从组织偷窃或为组织偷窃的人，还有组织和参与大规模欺诈乃至更严重罪行（比如战争罪行）的人常常相信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作恶者有强烈的动机将恶行合理化，或者按照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加以解释，而组织常常会推波助澜，尤其是在恶行符合组织规范与文化，或者恶行被认为对组织的兴衰存亡不可或缺的情况下。

效忠和认同组织能够为个体和组织带来正面影响，但也会造成参与或掩盖腐败的压力。在执法部门，“沉默蓝墙”常常会挫败、揭露或制裁腐败的企图。警察和类似机构的成员常常对组织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与忠诚度。由于不愿意让组织暴露于外界批评之下，所以成员往往很难反对或揭露腐败。同理，教会上下屡次试图遮掩而非直面案件，从而放大了神父性侵未成年人的丑闻。主教和教会高层对组织的忠诚常常对受害者、社区和教会自身造成悲剧性的后果。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