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李援朝，今年四十有五，是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大姑李桂芝，终年七十二岁，一生未嫁，在这北方小县城的东关胡同度过了她平凡而漫长的岁月。

年代的定数

＂这不对，这福寿图不是昨天准备的那张。＂我站在大姑的棺木旁，低声对三叔说道。

三叔眼中闪过一丝慌乱，随即避开我的目光。＂李援朝，这时候别挑刺了，人都走了。＂

七月的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院子里的老槐树垂着枝条，像是也在为大姑的离去哀悼。

我叫李援朝，今年四十有五，是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大姑李桂芝，终年七十二岁，一生未嫁，在这北方小县城的东关胡同度过了她平凡而漫长的岁月。

那是个雨水充沛的夏天，大姑走得很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她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终于舒展开了长年累月的疲惫。

院子里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乡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都不认识，却都对大姑怀着真切的敬意。这让我有些惊讶，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大姑在家族中的地位并不显赫，甚至有些卑微。

＂你大姑是个好人啊，＂邻居刘婶抹着眼泪说，＂去年我家老头子生病，是你大姑每天给送稀饭熬药，一送就是半个月。＂

我只是点点头，心中却涌起一阵酸楚。家族中似乎从未有人真正了解过大姑。

葬礼上，父亲站在棺木前，声音有些哽咽：＂姐啊，你这一辈子吃了太多苦，受了太多累，现在总算解脱了。＂这话听着心酸，却也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释然。

葬礼过后，我留下来整理大姑的遗物。她住的是一间朝北的小屋，土坯墙，木门窗，冬冷夏热。

屋子虽小，却异常整洁，墙上贴着已经泛黄的年画，一幅是《五谷丰登》，一幅是《迎春图》，都是二十多年前的老物件了。

床头放着一台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上面积了一层薄灰，那是她用了一辈子的宝贝。缝纫机旁边的小桌上，摆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插着几支早已枯萎的野花。

我轻轻擦去缝纫机上的灰尘，手指滑过冰凉的金属表面，仿佛触摸到了大姑的一生。这台缝纫机是大姑的骄傲，七十年代初，当村里人还在穿粗布衣裳的年代，她就靠这台缝纫机养活了自己，也接济了我们全家。

＂援朝，来喝口水。＂婶子端着一碗凉白开走进来，＂你大姑这屋子，我看着都眼熟，二十年没变过样。＂

我接过水，环顾四周。确实，从我记事起，大姑的房间就是这个模样。墙角的木箱，年代久远，上面的漆早已斑驳脱落。我小时候，常常趴在这木箱上看大姑缝衣服。

＂那木箱里装的都是你大姑的心肝。＂婶子叹了口气，＂她老人家有个习惯，家里但凡谁穿破了衣服，她都要留下来，说是等冬天做鞋底。＂

我打开那个木箱，上面铺着几件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掀开这一层，下面是一堆线团和布头，再下面，是一摞发黄的纸张和一个小布包。

在这些杂物中，我找到了一本陈旧的账簿。翻开泛黄的纸页，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大姑几十年来的收支：

＂1978年5月，卖鸡蛋，得2.5元。＂

＂1980年冬，缝四件棉袄，得工钱8元。＂

＂1985年8月，修补衣物，攒下3元，给援朝买学习文具。＂

简单的数字背后，是大姑勤劳节俭的一生。那个年代的三元钱，能买一斤多猪肉了。我记得上学前，大姑总会偷偷塞给我几毛钱，让我去学校门口的小摊上买冰棍吃。

那时候，家里穷，经常揭不开锅。父亲在县砖厂做工，一个月工资才四十来块。母亲身体不好，家里还有我和两个妹妹要养活。是大姑，用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一针一线地缝出了我们的童年。

我继续往后翻，在账簿的夹层中，发现了一张汇款单和一封未寄出的信。汇款单日期是1993年9月，正是我上大学的第一个月，金额是100元。那时候，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够我在学校食堂吃一个月了。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封泛黄的信：

＂援朝：

钱收到了吗？学校生活还习惯吗？听说大学食堂的饭菜很好，你要多吃点。别担心家里，大家都好。你是咱们家第一个大学生，好好学习，别辜负了这个机会。

大姑＂

信纸上的字迹工整却有些生硬，能看出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我愣住了，那年我确实收到过一笔汇款，但寄款人写的是父亲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我喃喃自语。

账簿的后几页，记录更加详细：

＂1993年8月，卖老母鸡两只，得37元。＂

＂1993年8月，借王大娘50元。＂

＂1993年9月，给援朝汇款100元。＂

我的鼻子一酸。那个年代，一个农村老太太，要攒够100元，得省吃俭用多久啊？

这时，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是村里的老支书王德明来了。他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精神还很矍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腰板挺得笔直。

＂援朝啊，听说你收拾你大姑的遗物呢。＂老支书站在门口，眼睛扫过屋内，神色有些感慨。

＂是啊，王爷爷，您请坐。＂我连忙搬了把椅子过来。

老支书坐下，从兜里摸出一包＂大前门＂香烟，抽出一支，在手上拍了拍，然后点燃。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有些飘忽。

＂你大姑啊，是个有本事的人。＂老支书深吸一口烟，＂那时候知青下放，你大姑照顾了不少年轻人，教他们做饭、缝补衣服，从不张扬。＂

＂可我从没听家里人提起过这事。＂

＂你大姑就这性格，不爱说。＂老支书顿了顿，＂你知道吗，六六年县里纺织厂招工，你大姑本来被选上了，是个难得的进城机会啊。可那时你奶奶病得厉害，家里又没人照顾，她就主动放弃了。＂

＂放弃了？＂我心头一震。那个年代，进城工作是多少农村姑娘的梦想啊。＂那后来呢？＂

＂后来啊，＂老支书摇摇头，＂你爷爷走得早，你父亲又小，全靠你大姑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她自己没成家，把心思全用在你们身上了。＂

＂她为什么从不向家里人提起这事？＂

＂你大姑这个人啊，＂老支书弹了弹烟灰，＂心里跟明镜似的，可嘴上从不多说。她常对我讲，＇做人不图虚名，问心无愧就好＇。＂

我沉默了。窗外，一只老旧的大喇叭正在播放广播，隐约传来《东方红》的旋律，恍惚间让我回到了儿时的记忆。

＂那时候日子苦啊，＂老支书继续说，＂家家户户都紧巴巴的。你大姑不但要照顾家里，还给生产队缝补衣服，一个冬天能攒下几十块钱。那钱，都给你们兄妹几个买学习用品了。＂

我想起小时候总有同学嘲笑我的衣服打着补丁，却从来不缺文具和书本。原来，这些都是大姑一针一线换来的。

老支书走后，我继续整理大姑的遗物。在缝纫机的抽屉里，我发现了一叠家人的照片，有我小时候的，有父母年轻时的，还有大姑和奶奶的合影。

照片下面压着一个泛黄的信封，里面是一张六十年代的工作介绍信，上面清楚地写着：＂兹介绍李桂芝同志到县纺织厂工作，请接收为盼。＂信封角落里还有一张小纸条：＂桂芝，机会难得，别犹豫了，厂里给分房子，还有工作服。——小陈＂

我的眼眶湿润了。这就是大姑放弃的那个机会，她本可以离开这个偏僻的小村，过上不一样的生活。

在一个布包里，我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画纸，上面歪歪扭扭地画着几个小人，标注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姑＂和一个圆脑袋的＂援朝＂。

这是我小学一年级时画的全家福，大姑居然珍藏了三十多年。那一刻，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小时候，每到冬天，大姑就会把我和妹妹叫到她的小屋里，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给我们讲故事。那＂咯吱咯吱＂的声音，伴随着她平缓的叙述，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夜深了，我坐在大姑的床边，点亮了那盏老式的煤油灯。灯光昏黄，映照在墙上泛黄的年画上，恍如隔世。

第二天一早，我被敲门声惊醒。门外是隔壁的老王大爷，他和大姑是几十年的邻居，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进院子。

＂援朝啊，起这么早。＂老王大爷慈祥地笑了，＂我给你带了点早饭，尝尝。＂

他递给我一个油纸包，里面是热腾腾的卤煮豆腐，香气四溢。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早点，每次大姑带我去赶集，都会买给我吃。

＂谢谢王大爷。＂我接过豆腐，心里一暖。

＂你大姑是个好人啊。＂老王边喝茶边感叹，＂记得八几年那会儿，你爸下岗，家里日子更不好过了。你大姑愣是从自己嘴里省出钱来，补贴你们家。＂

我点点头，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父亲下岗后一度酗酒，全家靠母亲在街头摆小摊度日。是大姑，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帮母亲准备货物，晚上十点还在收拾摊位。

＂你上大学那会儿，她愁得几夜睡不着觉，怕家里拿不出学费。＂老王继续说，＂后来她偷偷卖了那对金耳环，还跟我借了五十块钱，托人给你汇过去。＂

＂金耳环？＂我一惊，＂她有金耳环？＂

＂那是你奶奶留给她的，说是将来给她做嫁妆用的。她一直藏着，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可为了你上学，她二话没说就卖了。＂

＂可汇款单上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字。＂我喃喃道。

＂那是你大姑的意思。＂老王叹了口气，＂她说:＇孩子不用知道钱从哪来，只要他能安心读书就行。人这辈子，有人疼才是福气，可这份疼不必说出来，心里明白就好。＇这些年我也一直守着这个秘密，现在她走了，我想你应该知道。＂

我的喉咙哽咽了。记忆中的大姑总是穿着朴素的蓝布衣裳，头发挽成一个简单的髻，从不戴任何饰物。原来那对耳环，她早已为我悄悄变卖。

＂那时候票证时代，家家户户都不容易。＂老王继续说，＂你大姑每次布票、粮票有点结余，都紧着你们用。我记得有回她病得厉害，硬是不肯去医院，怕花钱。结果攒下的钱，全给你买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我记得那套书，是我十岁生日那天收到的。大姑说是她和父母一起送的礼物，我却从未想过，那可能是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血汗钱。

下午，我去了村委会，想查阅一些关于大姑的资料。在一本泛黄的表彰册上，我找到了大姑的名字：1975年，李桂芝，热心助人，无私奉献，被评为村里的＂五好标兵＂。

旁边的照片上，大姑穿着整洁的蓝布衣裳，面容清瘦却带着微笑。那时的她，才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却已经为这个家操劳了大半辈子。

回到大姑的屋子，我继续整理她的物品。在一个小盒子里，我发现了一本褪色的日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今天是援朝上学的第一天，他背着新书包，高高兴兴地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好像看到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

日记很简短，大多记录的是我和妹妹们成长的点滴。在我上大学那年，她写道：＂援朝考上大学了，全村人都来道贺。我偷偷躲在房里哭了一场，不是伤心，是高兴。我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但我知道，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是真的。＂

我的泪水模糊了视线。大姑这一生，始终活在别人的幸福里。她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

整理完大姑的遗物，我将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搬回了自己家，摆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每天早晨，我都会在缝纫机旁摆一杯热茶，仿佛大姑仍在身边。

妻子起初不解：＂这么旧的东西，摆客厅干啥？碍地方。＂

我没有解释，只是每天坚持这个仪式。直到有一天，妻子无意中翻到了我从大姑那里带回来的日记和照片。

那晚，妻子红着眼睛问我：＂你说大姑这一辈子，值不值？没结婚，没孩子，一直操劳到老。＂

我望着窗外的星空，思绪万千。大姑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没有显赫的成就，但她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了尊严和温暖。她默默支撑着一个家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你知道吗？＂我轻声说，＂在我上初中那年，班里组织春游，每人要交五块钱。家里拿不出钱，我不敢说，眼看着报名截止。是大姑，她半夜起来，赶了十几里夜路，到镇上卖了两只鸡，第二天一早把钱塞给我，还叮嘱我别告诉爸妈。＂

妻子静静地听着，眼中泛着泪光。

＂她永远把最好的留给别人，把苦和累留给自己。＂我继续说，＂可她从不觉得这是牺牲，在她眼里，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人这一生过什么样的日子，也许真的有定数。＂我哽咽着说，＂但定数不是束缚，而是每个人心中的选择和坚守。大姑选择了付出和牺牲，却从不后悔。这样的人生，怎么会不值？＂

如今，大姑已经离去，但她留下的不仅是那台缝纫机，还有对生活的态度和对亲情的诠释。我终于明白，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活出伟大，这或许就是人生最珍贵的定数。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县城，买了一幅新的福寿图，回到村里，郑重地贴在了大姑的牌位旁。

三叔看到了，欲言又止。我知道他心里有愧，当年大姑一人撑起这个家，他却很少来看望，甚至在大姑生病时也不曾多留一天。

＂三叔，＂我轻声说，＂大姑生前最看重的就是这个家。她走了，咱们更该好好团结。＂

三叔眼圈红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

一周后，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回了县城。临走前，我又去了一趟大姑的坟前。墓碑很简单，上面只刻着＂李桂芝之墓＂几个字，没有华丽的碑文，也没有动人的故事，就如同她的一生，朴素而厚重。

我俯下身，轻轻抚摸着冰冷的墓碑，仿佛触摸到了大姑温暖的手。

＂大姑，＂我低声说，＂您放心，您的精神我记住了。我会把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坚强和慈爱。＂

秋风起，落叶纷纷，我站在墓前，久久不愿离去。这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大姑年轻时的模样：她穿着蓝布衣裳，坐在缝纫机前，认真地踩着踏板，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

那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静，一种历尽艰辛后的从容，更是一种历经人生后的豁达。

回到家，我看着客厅里那台老式缝纫机，突然想起大姑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不在乎活得多么风光，而在于活得明白。＂

大姑的一生，也许在外人看来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可她活得明白，活得踏实，活出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大姑这种近乎本能的善良和无私，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美德。她用朴素的情感和行动，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光辉。

夜深了，我轻轻抚摸着缝纫机，仿佛还能听到那熟悉的＂咯吱咯吱＂声，仿佛大姑就坐在那里，专注地缝着那些永远缝不完的衣服。

＂人这一生过什么样的日子，都是有定数的。＂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但这定数，是由自己的选择和坚守决定的。＂

大姑走了，但她的精神和情感，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成为照亮前路的一盏明灯。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