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88年的春天，妈妈改嫁后的第三天。我和姑姑李巧云搬进了县城西边的新房子，一间用红砖垒起的两室平房。

姑姑家的救赎

＂救救你弟弟。＂那年我十一岁，姑姑眼里噙着泪，手握着门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那是1988年的春天，妈妈改嫁后的第三天。我和姑姑李巧云搬进了县城西边的新房子，一间用红砖垒起的两室平房。

院子不大，青砖铺地，墙角种了一棵桃树，四月的风里，粉色的花瓣纷纷扬扬地飘落，像是在为我们这对无依无靠的姑侄俩送行。

姑姑三十出头，一直未嫁，在县棉纺厂做工十五年。她个子不高，脸上总带着倔强，眉头几乎没有舒展过的时候。

父亲去世后，是姑姑接我回来，给了我一个住处。讨饭也得有个锅，连要饭的都得有个窝，这是姑姑常说的话。

那天傍晚，我坐在砖头垒起的台阶上，看着路对面的孩子们追逐打闹。一个拿着弹珠的小男孩得意地炫耀着新买的玻璃球，其他孩子簇拥在他身边，笑声清脆如风铃。

心里明白，自己已经不能像他们那样无忧无虑了。孩子们的欢笑声衬得我心里更凉，就像秋天的风吹过空荡荡的瓦檐。

＂小顺，吃饭了。＂姑姑喊我。我走进屋里，四四方方的木桌上摆着一盆白菜豆腐汤和一盘切得细细的炒土豆丝，还有两个刚出笼的白面馒头，热气腾腾。

家里的老式收音机里传来《新闻联播》的声音，播报员一板一眼地念着改革开放的最新消息。姑姑见我不动筷子，轻声问道：＂想妈妈了？＂

我低着头，不说话。碗里的白菜叶泛着青光，像极了妈妈离开那天穿的那件绿底花布衫。

＂你妈妈也不容易。＂姑姑叹了口气，夹了一筷子土豆丝放到我碗里，＂她改嫁的那家，你继父带着个孩子，就是你弟弟王明亮，比你小两岁。＂

我猛地抬头，心里一阵发酸。筷子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妈妈为了别人家的孩子，丢下了我。

＂吃你的饭。＂姑姑拿起抹布擦了擦桌子上的水渍，＂你妈不是那种无情的人。＂

＂那她为啥走？＂我声音发涩。

姑姑轻轻抚摸我的头，手上的老茧蹭得我有些疼，＂等你大些就懂了。咱吃完饭，我教你写作业。＂

县城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住的是单位分的房，不大却整洁。姑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火做饭，锅灶上冒出的烟熏得她眼睛通红。

做好早饭，带我去县一小报到，然后赶去棉纺厂上班。厂里发的工作服洗得发白，姑姑穿在身上像套了个口袋，却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

晚上回来，她总是带着一身棉絮和疲惫，却从不向我抱怨一句。口袋里时常揣着半块饼干或一颗水果糖，是她从食堂省下来的。

＂厂里食堂今天有好吃的，给你带了块点心。＂姑姑递给我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包，里面是半块带着碎花生的花生糖。

我含着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花生糖甜得发苦，苦得心疼。

那年夏天，县城里弥漫着不安的气息。广播站的大喇叭时常播报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国营厂开始改制。姑姑回来后，嘴上不说，但我发现她的饭量越来越小。

＂姑姑，你多吃点。＂我把碗里最后一块红烧肉夹给她。那是邻居王大娘送来的，说是她儿子从城里带回来的。

＂你吃，长身体。＂姑姑又把肉夹回我碗里，＂姑姑不饿。＂

夜深人静，姑姑常常在煤油灯下缝纫。灯影摇曳，将她的身影拉得很长。钢针穿梭的声音轻微却坚定，就像姑姑这个人。

我悄悄看过，是些小孩的衣服，却不是我的尺寸。一件蓝底黑条的衬衫，一条打了补丁的灰布裤子，还有一件看起来很旧却洗得很干净的小马甲。

＂姑姑，这是给谁做的？＂一天晚上，我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

姑姑放下手中的活，揉揉眼睛，眼角的鱼尾纹在煤油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明显。灯芯噼啪作响，空气中弥漫着煤油的味道。

＂你长大了，懂事了。＂姑姑的眼神温柔下来，＂是给你弟弟做的。他在你继父家过得不好。＂

那个弟弟，我从未见过，却成了我心头的一个结。我不喜欢他，因为妈妈为了他离开了我；但又忍不住好奇，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孩子，能让妈妈做出那样的选择。

秋天开学那天，天气闷热，蝉鸣声震耳欲聋。县一小的操场上挤满了新生和家长，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看见了一个瘦小的男孩。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左膝盖上打着补丁，像是姑姑做的那件。他怯生生地站在人群外围，右手紧紧攥着书包带，左手不安地摩挲着衣角。

有人问他叫什么，他小声说：＂王明亮。＂

我的心猛地一跳，如同有人在胸口重重地锤了一下。那是我的弟弟。他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瘦小，脸颊凹陷，眼睛却很大，像极了妈妈。

放学路上，我远远地跟着他。他走得很慢，时不时停下来看路边的石子或小虫。经过一个卖糖葫芦的小摊时，他驻足良久，最终咽了咽口水，什么也没买，继续往前走。

我鼓起勇气追上他，叫了一声：＂明亮。＂

他回头，疑惑地看着我，眼神里透着提防。额头上的汗珠在夕阳下闪着金光。

＂我是你哥哥。＂我说，声音有些发抖。

他愣了一下，嘴唇微微颤动，似乎想说什么。突然，他的眼神飘向了我身后，脸上闪过一丝惊恐。随后，他转身就跑，消失在胡同深处。

我回头，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不远处，皱着眉头看着我。那应该就是我的继父，名叫王建国，是个小杂货店老板。县城里人都说他脾气暴躁，好赌成性。

那晚，我听见姑姑在和人通电话，那是大队部里唯一的一部公用电话。姑姑压低了声音：＂巧梅，孩子瘦了好多...是的，我看见了...哪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个王建国还打孩子不？...咱爸要是知道，非得从地下爬起来...好好，我不多说了...＂

原来姑姑一直在暗中关注弟弟。我也开始在学校留意他，发现他总是一个人吃饭，午餐只有一个干馒头，偶尔有咸菜。

同学们不喜欢他。他身上有时会散发出一股怪味，据说是因为继父不让他洗澡，说费水费肥皂。有几次，我看见他衣服上带着青紫的痕迹，像是被人打过。

我把这些都告诉了姑姑。她眉头紧锁，手里的针线活也顾不上了。那天晚上，姑姑没睡，在桌前写了一封信，地址是寄给妈妈的。

＂姑姑，我见到弟弟了。他很瘦，好像过得不好。＂一天晚上我终于忍不住主动说起。

姑姑手里的针停了一下，眼睛有些发红：＂我知道。你妈妈的日子也不好过。你继父脾气不好，做小买卖赔了钱，就拿孩子出气。＂

＂那妈妈为什么还要去那里？＂我问出了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姑姑沉默了许久，老式挂钟的滴答声在安静的屋里显得格外响亮。屋外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远处的广播站已经结束了一天的播音。

＂因为你继父的儿子，也就是明亮，当时病得很重，需要有人照顾。医生说再不治就没命了。你妈妈心软，心疼那孩子没娘...＂

＂那她不心疼我吗？＂我声音哽咽。

姑姑叹了口气，放下针线，紧紧抱住我：＂她心疼，可她以为有我在，你不会缺爱。谁知道那个王建国是这种人...＂

我仿佛明白了什么，却又似乎什么都不明白。只知道妈妈不是不爱我，而是她必须在两个孩子之间做选择。

那个秋天，我开始偷偷帮助弟弟。给他带些姑姑做的小点心，或者悄悄塞给他一个煮鸡蛋。起初他很警惕，后来慢慢接受了。虽然我们很少说话，但每次在他接过食物时，眼神中的感激已经足够。

姑姑也开始频繁地给妈妈写信，有时候甚至会去看望她。说来也巧，姑姑和妈妈打过照面的地方，往往是在弟弟的学校附近。虽然她们都不说，但我知道，她们在商量着什么。

十月里，棉纺厂开始大规模裁员。姑姑回来后，脸色很不好看。她没多说什么，只是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不会分开。＂

姑姑下岗了，拿了一笔遣散费。她开始在家做些小生意，收购旧衣服改制，或者帮人缝缝补补。收入不多，却也能保证我们的基本生活。

腊月二十九那天，北风呼啸，下起了大雪。雪花大如鹅毛，很快就覆盖了整个小院。年关将至，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过年，街上飘着饺子和年糕的香味。

正当姑姑准备和面做饺子时，大队部的李叔跑来敲门：＂巧云，有你的电话，说是你妹妹打来的，急事！＂

姑姑急匆匆地披上棉袄，踩着积雪去接电话。回来时，脸色惨白：＂明亮发高烧了，你继父出去赌博，你妈妈一个人照顾不来。＂

我二话没说，背上姑姑准备的药包，穿上厚棉袄，踏着没过脚踝的积雪，一路小跑到了城东的平房区。天已经黑了，路灯昏黄，映出大片大片的雪花。寒风刺骨，我的耳朵冻得通红，却顾不上揉一揉。

弟弟住的是一间破旧的平房，墙皮剥落，窗户上糊着发黄的报纸。推开门的一刻，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混杂着汗味和药味的气息。

我看见妈妈正给一个小男孩擦汗。烛光下，她比记忆中消瘦了许多，头发也花白了不少。看见我时，她愣了一下，眼泪一下子落了下来。

＂小顺，你长高了。＂她哽咽着说，伸手想摸我的脸，却又犹豫地缩了回去。

床上的弟弟脸色通红，嘴里发出微弱的呻吟。被子又薄又旧，一角还有个洞。屋里很冷，只有一小盆木炭火，烧得很小心。

我递过药包，轻声说：＂姑姑让我送来的，她说按时吃。＂

妈妈打开看了看，是退烧药和几包中药。她握住我的手：＂谢谢你，谢谢姑姑...＂

那一晚，我留下来帮妈妈照顾弟弟。用湿毛巾给他擦身退烧，喂他喝水吃药。妈妈坐在一旁，不停地掉眼泪。

＂对不起，小顺。＂她轻声说，＂妈妈没用，不能两全。＂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拧干毛巾，继续给弟弟擦汗。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风呼啸着拍打着窗户，仿佛要把这摇摇欲坠的小屋吹倒。

＂他爸这两年赌得越来越凶，＂妈妈低声说，＂输了钱就打我们娘俩。我想带明亮走，可他爸威胁说要害死我们...＂

我咬紧牙关，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和心疼。弟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而我却还在恨他。

天亮时，弟弟的烧退了。他睁开眼看见我，迷迷糊糊地叫了一声：＂哥。＂

那一声＂哥＂，让我的心瞬间软了下来。我轻轻摸了摸他的头：＂没事了，好好睡吧。＂

姑姑赶来时，带了些热气腾腾的饺子和一身寒气。她看了看弟弟，又看了看妈妈，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掏出一个红包，塞到了妈妈手里。

＂巧云...＂妈妈想推辞。

＂别说了，＂姑姑打断她，＂过年了，买点好吃的给孩子。＂

那天下午，我和姑姑回家时，雪已经停了。阳光照在积雪上，亮得刺眼。路过一家小卖部时，姑姑突然停下脚步，走进去买了一盒水彩笔和一个小本子。

＂这是干什么？＂我问。

＂你弟弟的新年礼物。＂姑姑说，＂我看他床头有张画，画得挺好。＂

正月初五，弟弟来到了我和姑姑的家。姑姑说，他要在这里念书，至少到初中毕业。妈妈没有反对，也许她也知道，这对明亮是最好的选择。

＂你继父不同意？＂我问弟弟。

＂他不在家。＂弟弟小声说，＂输了很多钱，躲债去了。＂

我们三个挤在两室的小平房里，姑姑白天做些零工，晚上教我们功课。厨房的灶台上总是热气腾腾，即使只是简单的白菜豆腐汤，也香得让人垂涎。

弟弟很聪明，也很懂事，从不多要一块糖。有时半夜，我听见他在被窝里小声啜泣，想念妈妈。我会悄悄递给他一块手帕，然后假装自己睡着了。

妈妈偶尔会来看我们，带些自己做的小菜。她和姑姑坐在院子里，低声交谈，有时会望着我们兄弟俩发呆，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春天又来时，院子里的桃花再次盛开。姑姑站在树下，看着我和弟弟背着书包出门，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她抚摸着粗糙的树皮，喃喃自语：＂总算熬出头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弟弟慢慢长高了，性格也开朗了许多。他爱画画，常常一画就是一整天。姑姑为了支持他，特意在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让他可以随时涂鸦。

有一天，我发现弟弟在画一幅全家福。画上有姑姑，有我，有妈妈，还有一个男人——那是我已经去世的父亲，他是根据妈妈给他看过的照片画的。

＂爸爸长这样吗？＂他怯生生地问我。

我点点头，眼泪差点掉下来。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是一家人，无论经历了多少苦难和分离。

十年后，我考上了大学，弟弟也快高中毕业了。他的画被县里的美术老师看中，推荐他去省城参加比赛，获得了不小的奖励。

姑姑的头发开始花白，但眼神依然倔强。她攒钱给弟弟买了一套专业的绘画工具，是她积攒了很久的心愿。

妈妈有时会来看我们，带些自己做的小菜。她和继父早已分开，在镇上的服装厂找了份工作。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皱纹，却也带走了当年的悲苦。

那个曾经支离破碎的家，在岁月的沉淀中，以另一种方式完整起来。我们坐在桃树下的小院里，喝着姑姑泡的茶，聊着各自的生活和未来。

弟弟画了一幅画，是我们姑侄三人在桃树下的剪影。画的背面，他写道：＂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拥有这样的家人。＂

姑姑看了，笑着抹眼泪：＂哪是什么命运，都是咱们自己熬出来的。＂

妈妈来看我们时，总会带一小罐自制的辣酱，说是弟弟爱吃。她坐在我们的小院里，看着我们兄弟俩，眼里满是愧疚和欣慰。

＂妈，别自责了。＂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说，＂您当时也是没办法。＂

妈妈低下头，泪水滴在粗糙的手上：＂可我对不起你...＂

＂哪有什么对不起，＂我握住她的手，＂要不是您，弟弟可能已经不在了；要不是姑姑，我可能也走上了歧路。咱们一家人，不就是互相扶持吗？＂

弟弟画的那幅全家福挂在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每当我看到它，就会想起那个雪夜，想起姑姑坚定的眼神，想起弟弟微弱的＂哥＂，想起妈妈流下的眼泪。

我明白了，亲情有时需要牺牲，有时需要等待，但它始终在那里，像一盏不灭的灯，照亮我们各自的归途。

时光如水，冲刷走了许多过往的苦痛，却沉淀下最珍贵的爱与理解。曾经的我，在失去中学会了珍惜；曾经的弟弟，在苦难中学会了坚强；曾经的妈妈，在艰难的选择中学会了勇敢；而姑姑，则用一生教会了我们什么是无私的爱。

如今，每当桃花盛开的季节，我们都会回到那个小院，坐在树下，一家人，静静地享受团聚的时光。风吹过树梢，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不再是告别的象征，而是岁月馈赠的温柔。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