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72 年，在位仅 8 个月的简文帝司马昱在桓温的政治阴影中忧愤病逝。作为被桓温废黜晋废帝司马奕后扶立的傀儡，简文帝临终前曾留下 “少子可辅则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的遗诏，近乎明示桓温可篡位。这一遗诏既是对桓温权势的无奈妥协，也暗藏着对司马氏皇权的最后挣扎

372 年，在位仅 8 个月的简文帝司马昱在桓温的政治阴影中忧愤病逝。作为被桓温废黜晋废帝司马奕后扶立的傀儡，简文帝临终前曾留下 “少子可辅则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的遗诏，近乎明示桓温可篡位。这一遗诏既是对桓温权势的无奈妥协，也暗藏着对司马氏皇权的最后挣扎。当时东晋朝政长期被桓温掌控，其三次北伐虽积累威望却也暴露野心，简文帝的驾崩让东晋政权面临权臣篡位的空前危机。

关键时刻，尚书仆射王坦之挺身而出，当众撕毁遗诏，坚持修改为 “桓温依诸葛亮、王导故事辅政”，将桓温的权力限制在辅政范围内。与此同时，陈郡谢氏代表谢安联合朝中士族，力排众议迅速拥立年仅 11 岁的太子司马曜即位，是为孝武帝。谢安与王坦之凭借士族的集体意志，以礼法为武器，成功挫败了桓温通过遗诏篡位的企图，在权臣环伺的危局中保住了司马氏的皇位传承，展现了门阀士族对政权的强大控制力。

孝武帝即位初期，东晋朝堂依旧笼罩在桓温的阴影之下。桓温身为大司马，手握重兵，坐镇姑孰遥控朝政，朝中大小事务皆需经其首肯。372 - 373 年，桓温虽卧病在床，却仍多次派人催促朝廷赐予他九锡之礼。在古代，九锡是权臣篡位的重要前奏，如曹操父子、司马懿祖孙三代在篡权前都曾接受九锡 ，桓温此举无疑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桓温死后，其弟桓冲接手荆州兵权。但桓冲威望与能力皆不及兄长，难以像桓温那般威慑朝堂。此时，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顺势崛起，步入权力中枢。谢安出身名门，凭借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迅速在朝中站稳脚跟。他推行一系列举措，团结各方势力，化解内部矛盾，开启了 “政由谢安，祭则寡人” 的辅政时代。

在谢安的主导下，东晋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布局。太元二年（377 年），为抵御前秦的威胁，谢安举荐侄子谢玄组建北府兵。北府兵主要招募北方流民中的骁勇之士，这些人长期生活在战乱地区，战斗力极强。北府兵的建立，不仅为东晋增添了一支精锐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了谢氏家族制衡桓氏势力的关键筹码。

此外，谢安还致力于协调东晋上下游的军事力量。荆州地处长江上游，是东晋抵御北方政权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扬州则是东晋的政治、经济中心。此前，桓氏长期掌控荆州，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谢安通过巧妙的政治手段，一方面安抚桓冲，使其继续镇守荆州，抵御前秦；另一方面，加强对扬州的控制，将北府兵部署在长江下游，形成上下游相互制衡的局面。这种布局不仅稳定了东晋的边防，还维系了门阀与皇权之间的微妙平衡，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从权臣专政向士族共治的转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晋的士族门阀逐渐走向衰落，人才凋零，这为孝武帝振兴皇权提供了契机。孝武帝不甘心继续做一个傀儡皇帝，他决心打破 “王与马共天下” 的传统格局，恢复司马氏皇权的权威。

孝武帝采取的第一步措施是重用胞弟司马道子。他任命司马道子为录尚书六条事，这一官职负责处理尚书省的核心事务，权力极大。通过司马道子，孝武帝得以分割谢安的权力，逐渐将朝政大权收归己有，形成了 “主相联合” 的执政模式。

在政治权力逐渐集中的同时，孝武帝还试图从意识形态上强化皇权的合法性。他大力推行儒家文化，恢复国子学，培养忠于皇室的人才。国子学是古代的最高学府，在东晋初期曾因战乱而荒废。孝武帝恢复国子学，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播儒家的君臣观念，强化了皇权的正统地位。

太元二年（377 年），东晋在经济上也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东晋废除了按田亩征税的制度，恢复西晋时期的人丁税。按田亩征税时，世家大族往往凭借其大量的土地资源，通过隐瞒田产等手段逃避税收，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而人丁税则是按照人口数量征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世家大族的经济特权，增强了中央财政。国家财政的充实，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孝武帝振兴皇权提供了物质保障 。

孝武帝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增强了皇权。然而，他和司马道子在掌权后，逐渐变得贪图享乐、沉溺酒色，导致朝政日益昏暗。同时，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双方各自拉拢亲信，争夺地盘，形成了 “主相相持” 的局面，这又为东晋的政治局势埋下了新的隐患。

孝武帝在位期间，谢安主导的淝水之战（383 年）成为东晋国运的关键转折。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妄图一举南下灭晋，实现天下一统。面对来势汹汹的前秦百万大军，东晋内部人心惶惶 。关键时刻，谢安临危不乱，任命弟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侄子谢玄为前锋都督，率领八万北府兵迎敌。

北府兵作为东晋的精锐力量，其士兵多为北方流民中的勇悍之士，长期的战乱生活铸就了他们超强的战斗力。战斗打响后，北府兵凭借出色的战术和顽强的斗志，在淝水河畔成功击溃前秦大军，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这一战不仅保卫了东晋的国土，更让北府兵声名远扬，以谢氏为代表的门阀士族也借此战达到权力巅峰，谢氏一门出了四位公侯，谢安、谢玄等人成为东晋的中流砥柱 。

然而，战后孝武帝对谢氏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他担心谢氏权力过大，威胁皇权，于是迅速疏远谢安。谢安察觉到皇帝的猜忌后，主动退居广陵，不久后病逝。随着谢安的离世，谢氏势力逐渐衰落，失去了对朝政的主导权。

与此同时，孝武帝对京口、荆州等军事重镇的人事安排进行了重大调整。他将京口交由太原王氏的王恭镇守，荆州则委派殷仲堪都督。这些宗室和亲信的上位，打破了门阀士族长期对兵权的垄断。寒门将领刘裕也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他出身贫寒，凭借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逐渐积累起自己的势力，为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孝武帝的这些举措，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门阀势力，但也导致了东晋军事格局的动荡，为日后的内乱埋下了伏笔。

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的 “主相之争” 是东晋后期政治衰败的重要原因。起初，孝武帝重用司马道子，希望借助弟弟的力量对抗门阀，巩固皇权。但随着权力的增长，司马道子逐渐变得骄奢淫逸，独断专行。他重用寒门宵小，赵牙本是倡优出身，茹千秋原是钱塘小吏，却都因谄媚和贿赂得到司马道子的重用，在朝中卖官鬻爵、贪腐成风，搞得朝政乌烟瘴气 。

孝武帝对司马道子的行为日益不满，试图加以制衡。他开始提拔一些在当时较有声望且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官员，如王恭、殷仲堪等，任命他们担当朝廷内外的重要官职，以牵制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不甘示弱，将王国宝和王绪等人作为心腹，与孝武帝抗衡。双方明争暗斗，矛盾逐渐激化，导致朝政陷入严重内耗，东晋的统治根基摇摇欲坠 。

孝武帝本人也逐渐沉迷酒色，对朝政日益懈怠。他对后宫宠妃张贵人极为宠爱，甚至将她卷入政治。396 年的那个夜晚，孝武帝与张贵人饮酒作乐，酒酣之际，他竟开玩笑说要废黜张贵人，另立年轻妃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贵人对此深感恐惧和愤怒。当晚，她趁孝武帝醉酒熟睡，指使宫女用被子将其闷死，并以 “魇崩” 为由掩盖真相。堂堂一国之君，竟因酒后戏言丢了性命，实在可悲可叹 。

孝武帝的暴毙成为东晋皇权衰落的转折点。继位的晋安帝司马德宗智力残疾，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自理，更无法处理朝政。朝政大权完全落入司马道子父子手中，他们的昏庸统治引发了地方势力的强烈不满。王恭、桓玄等地方实力派以清君侧为名，先后起兵反叛。王恭两次举兵讨伐司马道子，桓玄则趁机攻占荆州，割据一方。东晋陷入了严重的内乱，国家元气大伤 。

在这场内乱中，桓玄势力不断壮大，最终于 403 年篡位称帝，建立桓楚政权，东晋名存实亡。虽然刘裕后来起兵击败桓玄，恢复了东晋的统治，但此时的东晋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刘裕凭借在平叛过程中积累的军事力量和威望，逐渐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420 年，刘裕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建立刘宋政权，东晋正式宣告灭亡，一个时代就此落幕 。

372 年简文帝去世、孝武帝即位的事件，不仅是一次普通的皇位更迭，更是东晋门阀政治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它既见证了士族门阀在权臣威胁下对皇权的短暂拯救，也预示着皇权与门阀共治模式的瓦解。孝武帝试图振兴司马氏皇权的努力，因个人能力局限与政治派系内斗而功亏一篑，却为寒门庶族登上历史舞台打开了大门。这一事件如同多米诺骨牌，引发了淝水之战、主相之争等后续连锁反应，最终推动东晋从门阀政治走向刘裕代晋的新时代，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