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此同时，翟永明自己的画展《双重梦境》正在北京颂艺术中心开幕。在现场，70岁的她感叹：今日到场的朋友们，许多是我多年挚友、童年伙伴，令我非常感动。

上月初，建筑师刘家琨获得普利兹克，为了躲媒体把手机关了。

作为刘家琨多年来的圈内好友，翟永明的电话几乎被打爆，都是来问她家琨老师消息的媒体。

与此同时，翟永明自己的画展《双重梦境》正在北京颂艺术中心开幕。在现场，70岁的她感叹：今日到场的朋友们，许多是我多年挚友、童年伙伴，令我非常感动。

对于长期关注成都文化圈的外滩君来说，我们似乎正在目睹一场令人欣喜的“集体爆发”，但很快又会意识到，这样的蓬勃，其实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相比我们不久前写过的刘家琨（半路“回家”拿最高奖，刘家琨背后的成都文艺圈），翟永明火得更早，从80年代初便以《女人》组诗备受瞩目，成为中国女性诗歌的开拓者，以及八十年代启蒙浪潮下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人物。

从《称之为一切》《终于使我周转不灵》《坚韧的破碎之花》等诗集，到《天赋如此》《纽约，纽约以西》《纸上建筑》等散文、摄影作品，翟永明通过不同的载体，持续表达着独白式的表达。

她另一个身份，是成都白夜酒吧的老板娘。

从1998年开始，白夜就成了一代文艺青年的精神寄托和乌托邦。

白夜里挂着那幅著名的《第三代人》，何多苓与艾轩在1984年绘就，画面中有张晓刚、周春芽、刘家琨，中间C位就是年轻的翟永明。

不久前刷到音乐家朱哲琴的朋友圈，说她刚去了新的白夜，感叹时过境迁已不复当年。

翟永明自己也有些遗憾，这片乌托邦毕竟绑在现实的枷锁之中，一再因为现实问题开开关关四处游走，文艺青年般的漂泊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宿命。

另一点我们难以想象的是，绘画对于翟永明来说竟然是个如此新的事物。

《向奇异走去的女人》2021，翟永明

在成都文艺圈浸泡了大半辈子，直到2019年，翟永明才破天荒地开始画画。

“诗歌和绘画都是关于想象，看到自己的想象力一笔笔成型，这是个愉快的过程。”

翟永明将绘画称为“生命的二次成长”，克服了很多难关，逐渐寻找、琢磨出符合自我的表达。

以及，我们依然能在这些画里看到，她钟爱的弗里达的身影。

以下自述，来自翟永明与外滩thebund的对话：

今年是《女人组诗》发布40周年，前段时间我在编自己的一本40年诗歌选，编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回顾，能看到我的诗歌创作其实经历了好几个阶段，我这个人的确是不太喜欢重复的写作。

当时《女人组诗》中最后一句，“完成之后又怎样”，我挺喜欢这一句。后来把它用作了另一本诗歌评论集的书名。

一个作品的完成，其实并不代表什么，它会留下空白，直到下个阶段再最终完成。80年代的创作，或是后来某一个阶段的创作并不能完全代表我，需要把这40年贯穿下来的创作放在一起才行。

对于人生的感悟，现在和40年前当然也有很多不同。

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世界太浅了，80年代写的更多是内心的感悟，以及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生体验。年轻时对世界更好奇，创作时候有激情有爆发力，往往会带来一些意外的东西。

后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生活的时代在变化，创作也跟着变化。我到处旅行，看到了不同的世界，回来后中国也在剧变。

所以我90年代的写作，就把从前观察内心的一部分变成观察外部世界，观察人和社会的关系。

《五花山1》2024，翟永明

我是一个不太计划的人，基本随性而为，但现在感觉时间不够用，所以会有一些分配。

比如上午用来阅读、写作，下午用来画画，晚上就不工作了，松弛一下，追追剧或者和朋友吃饭之类的。

很多人惊讶我写文章时不时冒出点网络用语。我其实还挺关注社会的，也没有随着年龄改变失去对世界的好奇。平时发生的文化事件、社会热点我一直会持续关注，希望尽量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

写诗与绘画的“双重梦境”

艺术就是造梦，反映的和现实有一定距离的，哪怕是表现现实，它和现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我觉得不管是写诗也好，画画也好，都是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就能用梦境来描述，尤其是诗人。诗人的表达就是一种不确定，是一种对自己内心感悟的文字呈现。

我把画画视作对自己诗歌创作的补充，画的主题都和我的诗歌有关，相当于我把诗歌所表达的这种梦境般的语言转化成视觉，构成了“双重梦境”。

因此，画面中的内容和现实若即若离，比如在《奇异的山》《奇异的树》这些作品中，有现实中自然的背景，但里面出现的人物、山的形状、色彩其实是超现实的，不是一种写生式的表达。

《奇异的树》2021，翟永明

在2019年开始画画之前，我没有想过自己所谓的风格会是什么样，这一切都是在开始接触绘画的过程中，从零开始学习的经历中，慢慢寻找、琢磨，逐渐发现了一种比较符合我的表达。

在那个阶段，我正在研究中国古代山水，所以自己画的山也会借鉴那种青绿的色彩。那段时间我还喜欢看壁画，从壁画里也学到一些东西，包括一些画布上斑驳的处理，以及对山峦的扁平化处理。

作为一个新手画家，当然有很多难关需要克服。写实对我来说就很难，抽象的线条相对容易一些。所以画人物会有点费劲，不管我是不是要偏写实地描绘她，总归要先让她成型，这就有点难度。

《蓝色岛屿》2022，翟永明

另外就是有些技术性问题，比如色彩。调色对我还比较容易，但是怎么样让油画呈现出一种明亮的色彩，是不是该用上光油或者调色油，调色油味道太大了我受不了该怎么办，诸如此类。

至于从创作的角度，对我来说画画是很享受的，一笔一笔看到自己的想象力成型，这是个愉快的过程。

在2019年之前，我一笔都没画过，小时候就没画过画。因为我从认字开始，就特别喜欢阅读，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里，一直到1980年代。

80年代的大环境下，艺术是个小圈子，大家互相会有一些往来。尤其是我从单位辞职后，一个朋友的朋友是做雕塑的，我在他的工作室认识了很多艺术家，对绘画就不陌生了，只是自己从来没尝试过，觉得那好像是另一个专业的事情。

我之所以那么喜欢弗里达，可能是因为她是我第一个通过自己去发现的女性艺术家。

在我们那个闭塞的年代，从国外来的信息不多，我看很多美术杂志，上面介绍的都是一些大师，从夏加尔、达利到毕加索、莫奈、玛格丽特，但整个80年代我几乎没有看到过女性艺术家的作品。

去了美国以后，有一次很偶然地在街边的地摊上看到一本弗里达的画册。那时候她已经去世很久了，依然不出名，在圈内刚开始有一点名声，当时在美国第一次做了个回顾性的个展，于是有了这本画册。

她的作品让我非常吃惊，我从没见过这样一种艺术，我当时意识到这就是一种女性的艺术，和男性艺术家绘画完全不同。

从美国回来后，我就写过一篇关于弗里达的文章，可能我是国内最早写她的。一直到十几年之后，世人才知道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后来我还写过一些关于她的诗歌，发在散文集《坚韧的破碎之花》里。前两年我还在写她，我觉得弗里达可以是女性的一个代表，包括她的创作、她对女性的思考、她的独立思想等很多方面。

当我开始摄影的时候，做过一个系列叫《我们都是弗里达》，用弗里达的元素来拍摄了一组照片。

翟永明《我们都是弗里达》系列摄影，上海当代艺术馆

这几年开始绘画创作，也画过三张和弗里达有关的画，就是想画出一种感觉：我们这个年代的女性，和弗里达那个年代的女性间的一种相互连接的关系。

我很早去她墨西哥的故居“蓝房子”拜访，了解到她的故事是相当鼓舞人的。她那种标志性的外表符号，比如眉毛连在一起，都是有意而为之，通过这些塑造了独一无二的弗里达。

最初在蓝房子里，弗里达是没有自己的画室的，她老公有一个画室，弗里达只能在厨房里面画画，那些照片和场景令我印象很深，这也是长久以来女性艺术家的生存状态。

动了手术之后，她连厨房也去不了了，就躺在床上画画。

在床上坚持绘画的弗里达

女性艺术家在边缘徘徊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艺术家是很边缘的，没有话语权。

弗里达在生前只办过一次展，临死前连人带床抬到展厅里面去的，有点安慰奖的感觉。又过了很多年，才在纽约又办了一次。

波洛克的太太李·克拉斯纳也是如此，当时她比波洛克更有名气，但因为波洛克是男性，所以很快崛起了，克拉斯纳只能把家里的画室让出来。

慢慢的大家就只记得波洛克了，另一半被遗忘了。这是那个年代很多女性艺术家的宿命。

到了现在，女性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有了很大改善。随着这些年女性主义运动的普及，世界大环境有了变化，不仅是艺术，在科技、政治等领域里女性都开始崛起。

另一点很重要的因素是，艺术交流是非常全球化的，世界各地现在有了更多的美术馆、画廊，很多女性学艺术管理，最后进入这些机构中，大量的女性策展人、馆长、画廊主理人，在这个行业占据了重要的领导地位。

比如第22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是女性，她在那一届就来了一次“拨乱反正”，几乎变成了一届女性主场，90%为女性艺术家。当然这是个很极端的做法。

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当红女性艺术大师，在年轻的时候很难得到应有的声誉，有些连生存都很艰难。

我在《天赋如此》中写过草间弥生，她年轻时在纽约的创作是非常前卫先锋的，但因此就很边缘化。加之她又是位日裔的新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不管做得怎么好都无法得到认可，作品还被屡次剽窃，导致她后来就精神崩溃了。

到了近些年，开始对一些被遮蔽的女性艺术家进行挖掘，才重新发现了草间弥生。

这种挖掘是和商业连在一起的，所以后来草间弥生的创作偏商业，不如早期，但也没办法，这是时代的烙印。

白夜酒吧也在不断变化。

当初白夜刚开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在那里聚会、玩、交流。随后这么多年，白夜可以用颠沛流离四个字来形容，一会儿房东把房子收回去了，一会哪个地方房租又涨了等等，一直在变来变去。

到了现在，来白夜的年轻人很多。我们本地的一些年轻人对白夜其实不太了解，可能纯粹是路过觉得房子还挺好看，装修不错，院子挺舒服之类的，就坐下了。

很多外地来的年轻人，通常是了解白夜的，特地想来看一下白夜的状态，但发现现在它已经和原来相比面目全非了。

搬到新的地方以后，实际上白夜的经营更困难，还有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因为现在位置在社区里面，社区居民投诉后也没法演出了。

我们一度就要办不下去了，只能一点点收缩，空间变小了。可能以后就要以文化活动为主，实体空间没那么重要了。

最早在成都玉林西路的白夜，是刘家琨设计的。今年刘家琨获普利兹克的消息出来以后，很多媒体去找他，但因为一些原因他不太方便接受采访，只好关机了。

翟永明（中）与刘家琨（右）

成都本地的媒体们都很着急，就到处找刘家琨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这些朋友，大家当然都特别替他高兴。

我们俩认识特别早，差不多是我们这群人里相识最早的。前几天我还翻出来当时《纸上建筑》（1997）里我写过刘家琨90年代的毕业作品，是一个在海边的美术馆，设计特别棒。

80年代我就很喜欢刘家琨的作品，能看出他和其他建筑师是不一样的，有文人气，有艺术气息。后来他去写小说了，小说也很独特，我们之间的交往最早源自文学圈。

他又开始做建筑了之后，尤其是做完西村大院的时候，我们周围这些朋友差不多都觉得，如果中国要再有一个建筑师得普利兹克，就该是他。

来源：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