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在这辉煌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因战略转移而引发的痛苦历史。鲜有人知的是，长征并非出自主动选择，而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失败？红军又是在怎样的艰难情况下不得不开始长征的呢？

“长征象征着宣言、宣传和播种。”

这句话至今仍旧鼓舞人心。

但在这辉煌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因战略转移而引发的痛苦历史。鲜有人知的是，长征并非出自主动选择，而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失败？红军又是在怎样的艰难情况下不得不开始长征的呢？

1933年，蒋介石经过四次战败后深刻反省，于是组织了百万军队，其中大部分是亲信精英，还配备了200架飞机，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大规模围攻。

蒋介石亲自现场指挥，决心一举成功。

红军这边，算上主力、民兵和地方部队，总共不过十来万人。和对方比起来，实力差距挺大。

红军虽有高明的指挥、对地形了解得深，还有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但因为指挥错误，这些长处都没能好好发挥作用。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因为博古和李德的指挥失误。博古没实战经验，不懂军事指挥；李德虽在苏联学过，却机械地用苏联阵地战模式，不懂得红军的游击和运动战核心。

面对六个方向的敌军，他们分兵对抗，喊出“要么胜利要么死亡”、“不让敌人进国门”的口号。

面对强大的敌人，红军不得不放弃熟悉的游击和运动战，转而进行艰难的阵地战，直接与敌人硬拼。

由于武器装备严重落后，战士们只能用简陋的枪械和大刀长矛来对抗敌人的先进枪炮和飞机，面临的情况十分困难。

1933年底至1934年初，红军遭遇重大损失。

彭德怀等有经验的将领屡次提出策略建议，主张灵活应对敌人，但被博古和李德压制，还被指责为投降或逃跑。尽管前线将领努力运用灵活战术，但由于高层指挥失误，红军一直处于不利地位，不断遭受打击。

1934年4月，关键的广昌保卫战爆发。

这次战斗成为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转捩点，同时也更明显地暴露了博古与李德在指挥上的错误。

红军用第1、3、5、9四个军团，彭德怀带队，但得按博古和李德说的阵地战法打。

敌军11个师猛攻，红军伤亡惨重。红军想反击，敌军就躲进碉堡，用强火力守着，红军没法靠近。

彭德怀明白广昌战略位置关键，却也明白坚守会有巨大损失。

他多次提出应弃守广昌，借助地形和敌军较量，采用流动战术来消灭敌军。

不过，他的意见接连被博古和李德驳回。

在一场作战讨论会上，彭德怀忍无可忍，严厉批评李德“不心疼自家的地”，这话虽未译出，却也充分展现了彭德怀对博古和李德无视红军生死安危的强烈不满。

结果，广昌保卫战红军大败，这也预示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广昌被敌人攻占，敌人不断逼近，目标直指红军的中央苏区中心瑞金。

在这危急时刻，博古和李德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于是向共产国际求援，询问是否应该进行战略撤退。共产国际同意后，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瑞金，开始了漫长的长征之旅。

这次转移不是主动选择的，而是在敌军强大压力下，因为指挥层重大失误而不得不撤退。

博古和李德没有重视红军的战斗方式，误判了战场情况，还拒绝听取正确意见，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不得不开始艰难的长征。

长征起步非终结，而是新的起点。

起初，博古与李德指挥失误未得改正，连续在重要决策上出错，红军几乎陷入绝境。

那么，他们初期犯了哪些错？红军又是如何摆脱困境，转危为安的？

长征开始时，博古和李德在决定行军方向上出了大错。

原本打算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汇合，但因为对敌情和地形估计不准确，红军在湘江战役里损失很大。行军时，他们没充分利用红军的灵活调动，而是走大路，这让红军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并追赶，使得行军更艰难、风险更高。

博古和李德在指挥上有个大问题，就是他们总爱当家长，对别人意见不乐意听，也不喜欢接受前线指挥官的建议。

这样死板的方法让红军在遇到各种复杂的战场情况时，很难快速做出反应，也因此错过了不少好机会。

在遵义会议上，党中央迅速改正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

毛泽东依据红军的实际情况，想出了灵活的战斗策略，帮助红军成功避开了敌人的追击和围堵，最终实现了长征的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到长征胜利，历史充满艰难。

博古与李德的指挥失误让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也强烈提醒我们，正确的领导和科学决策对革命成功至关重要。

长征成功，靠的不只是红军战士的勇敢，还得益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毛泽东的军事才能。

正因有了恰当的战术策略，红军才得以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实现了长征的辉煌成就，为我国革命史留下了辉煌的一笔。长征精神的意义重大，它不仅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斗志，还警示我们要从历史中学习，以防再次犯错，这样我们才能在前进路上继续赢得新的胜利。

来源：丰丰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