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三四年秋，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在鄂皖边的陶家河同白匪梁冠英的二十五路军，激战了几昼夜。这时，我在红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生产队。一天傍晚，领导上命政治部总支书记熊大海同志带领生产队，送几十名彩号去土门东北角大山里安插休养。并派二二四团九连和
第一章春风吹又生
一九三四年秋，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在鄂皖边的陶家河同白匪梁冠英的二十五路军，激战了几昼夜。这时，我在红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生产队。一天傍晚，领导上命政治部总支书记熊大海同志带领生产队，送几十名彩号去土门东北角大山里安插休养。并派二二四团九连和军部手枪团的部分战士护送。由军部驻地上巴田到土门不过三十余里，没有几小时就到了，安插彩号的工作也还顺利。刚把彩号安置好，枪声呼啸，炮声雷鸣，一阵比一阵紧，一阵比一阵密。熊大海同志命令手枪团留下掩护彩号，生产队和二二四团九连兼程赶回驻地。
快要到上巴田，枪声和炮声又稀了下来。人的吆喝声，马的嘶叫声，物件的撞击声混成一片。声音起处，火把齐明。一片片火光，南来北往，忽前忽后地游动着，火苗迎风颤动，好象无数个吃人的鬼怪，吐着贪婪的舌头。火光下，人影绰绰。
“敌人!”不知是谁轻轻地惊叫了一声。
我睁大了眼睛，朝上巴田仔细一看，可不是，军部驻地的稻场上，一队队人马正在集合。是敌人，从他们的形状，从他们的动作，从杂七杂八的吃喝声，完全可以断定是敌人!再朝两边看看，点点的火光如同夏夜的繁星，布满了左右远近的大小山头，只有我们的脚下是一片漆黑，犹如火把海洋里的一片孤舟。
寒风骤起，乌云盖天，树枝悲鸣，落叶扑面，四周是魍魉世界。不时传来凄厉的狗吠声，小孩的尖锐哭声和女人绝望的惨叫声，好象钢锥似的扎进人们的心头。情况突然变化了，军部驻地叫敌人盘据了。此时，我是五内俱焚，愤恨交集。我下意识地摸摸腰间，腰间没有枪，手榴弹袋子也是空空的。于是对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同志说:
“喂，有手榴弹吗?给我一颗。”
“我正想找你要呢!”他回答。
是的，除了二二四团九连外，我们生产队的同志都没有武器，而敌人却象蝗虫一样。怎么办呢?熊大海同志命令迅速撤退。我们压住了满腔的怒火，悄悄地缩到山边，钻进了丛林，碰到了一位从上巴田逃出来的老乡。他告诉我们，红二十五军已撤走了，四周全是白匪梁冠英的部队。
红二十五军撤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军部首长们都安全吗?
我们怎么办呢?疑问和焦虑在人们的心中搅成一团，上下翻腾。风愈刮愈大，雨又浙沥沥地下了起来，左近山头的火把已经扑灭，敌人的手电筒依然象恶狼的眼睛，闪着恐怖的寒光。
枪声炮声又起，借着风势雨威，好似山呼海啸。情况突然变了，主力部队撤走了，一时又摸不清他们撤退的方向。这里是白区，四周是敌人，我们这支同上级失去联系的队伍，真象断了线的风筝，在狂风暴雨中飘摇。同志们惶惶不安地议论起来:
“他妈的，同敌人拚了!
“拚了?拚了革命就成功了?!”
“不拚又怎么办!难道在这里等死吗?”
“准说等死!大家想办法嘛!”
“想屁的办法，主力撤走了，就我们这几个人，要枪没有枪，要弹没有弹。”
听了同志们的议论，我暗自忖度，情况是严峻的，在此地迟延下去，的确是死路一条。但是，决不能轻举妄动，必须迅速突出重围，在夜幕里，有深山老林作掩护，凭着同志们的机智和勇敢，凭着党的领导，我们完全可以从敌人夹逢里钻出重围。
我们又继续向深山里撤退。在深山老林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不使一个同志掉队，后面的人用手搭着前面人的肩膀，一个接一个，摸索着向前移动。山险阻，路崎岖。再加上山石挡道，树枝碍手碍脚，不是你摔跤就是他撞倒，部队不得不时时停下来。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着，一直到东方发白。这时，浑身上下湿透，精疲力竭，饥寒交迫。我们还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向前移动。突然之间，前面出现了一个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我们走上前去一间，原来一夜间只走了七八里路。我们还没有脱离险境，白天更容易暴露目标，大家越发焦急不安了。于是决定暂时在这个小山村隐蔽休整一下。
放出步哨后，全部人员挤进老乡家里。老乡知道我们是红军，忙着为我们生火烤衣。我们围着火膛坐，商量着怎么办?
大部分同志的意见是回皖西北老苏区，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后方，有我们的亲人，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皖西北道委找主力部队，万一联系不上，也可以取得道委会的领导。我也非常赞同回皖西北，所以，当熊大海同志问:“去皖西北怎么走?路不熟，又没有一张地图!”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条路我熟悉，我可以当向导!”正当我们在讨论时，步哨回来报告，有情况，山下有一个排的兵力正向我们开来!大家听了，立即跳了起来，准备迎敌。
一场虚惊，原来上来的不是敌人，是红军二营四连的一个排。他们在陶家河掩护主力撤退时，为了拖住敌人的后腿，同敌人纠缠了一夜，天明前才杀出重围，也准备去皖西北，不期在这里同我们汇合。
这个排的到来，使同志们感到分外高兴。我们的力量突然增加了，似乎增加的不是一个排，而是更多更多的力量。当然，同四周强大的敌人相比，我们还是弱小的，在去皖西北的路上，随时都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于是，我们晓宿夜行，尽走那些荒无人烟的山路，设法绕过敌人的据点。就这样，我们翻越了一座座的高山，穿过了一丛丛的密林，跨过了一条条的溪流，一天天地向苏区靠近。又是一夜行军，黎明前已过了西界岭，再往前走就是皖西北老苏区了。熊大海同志要部队先在丛林里休息一下，天明以后再回苏区。
由于连日行军，疲劳已极，许多同志倒在草丛里就睡着了。我却久久地不能合眼，脑子里老想着皖西北老苏区，一件件往事，在心中翻腾……
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的家乡安徽金寨县农民暴动，成立红军，建立苏区的情景。一九二九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夜，也就是立夏节的晚上，我正在姐姐家里，半夜在睡梦中听到一阵锣鼓声，我爬起来往窗外一看，只见丁家埠那头火光照亮了半边天，人声枪声混成一片。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想回去看看，可是姐姐说啥也不答应。天刚亮，我连早饭也没吃，就急着赶回家，看见乡亲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站在村头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孩子们在大人身边穿来穿去，作打仗的游戏。同我相好的几个伙伴，争先恐后地告诉我，昨夜农民联合起来的队伍，冲进民团局子，杀了土豪劣绅，把民团的枪也缴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真后悔没能参加这个真够劲的暴动。跑回家里，父亲也喜滋滋地对我讲述了参加暴动的经过。他说:“这次暴动是周维炯带头的，他可是一个能人哪，抵不上诸葛亮，也抵得上赵云，有勇有谋呀!”
原来，早在一九二四年，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就在这里领导农民运动，皖西北有党的基础。一九二七年，周维炯同志从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皖西北，根据党的指示，打入了丁家埠民团，任教练兼班长。他一方面作兵运工作，一方面在农民中建立秘密的农协小组。一九二九年立夏节的晚上，按照预先制定的起义计划，他同几个共产党员一块，以过节为名，请反动队长喝酒。周维炯又以值星班长的身份，把担任警戒任务的团丁换成自己人。于是他们轮番把盏劝酒，把反动队长灌得酩配大醉。看看时候已到，一声令下，一齐动手，这时埋伏在外面的农民队伍，一起冲进民团局子，里应外合，没有多大工夫，就把丁家埠民团全部解决了。就在这天晚上，李家集、汤家汇、斑竹园的农民，也在党的领导下，同时举行了暴动。几处暴动的农民形成了一股革命的浪潮，犹如暴风骤雨，不几天席卷了整个皖西北山区，向豫南发展。
暴动后不几天，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开始斗地主，分田分地。暴动以前，我们一家五六口人，租种两斗地。父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整天在地里，面向黄土背朝天，累死累活，一年下来，缴了租子，余下的够不上两个月的口粮。我的父亲不得不在寒冬腊月里，带着我们兄弟去河里淘铁沙，淘好了铁沙还得挑到几十里外的铁铺里去卖。铁铺的老板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秤称进，六斤才算一斤。我的肩头都压肿了，也换不了几文钱，买不了几升米，不得不靠借债过日子。穷人借了袄，那真是毒蛇缠身，血汗被它吸干:记得有一年我家向一个她主借了两串钱，不到一年的工夫，硬要我家还八串。说起来他还是我的本家，叫林维栋。那年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他到我家逼债。我们家乡有个风俗，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宰年猪，敬天地，期望上苍保佑来年有个好收成。林维栋一屁股坐在肉案上，双手又腰，蛮横无理地不准我家杀猪。左邻右舍看了敢怒不敢言，只好帮我们求情，好话说了几箩筐，结果林维栋还是把猪抬走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现在好了，我家分进了七斗地，连同原有的两斗，一共九斗地，我家再不愁吃穿了。
穷人翻身了，真正的翻身了。我的两个姐姐都当了村苏维埃主席。我也成了少先队员，还担任小队长。整天价带着十多个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青年，拿着齐眉棍下操、站岗放哨，有时也扛着梭镖、土枪，配合赤卫队守口子，打反动民团。然而，最使我们少先队员开心的是斗地主恶霸。林维栋仗着他儿子在国民党里当县官，横行乡里，敲诈勒索，坏透了，我们称他为“富林”。我们这些“穷林”不愿同他共姓一个“林”，
不愿同他共一个祠堂。成立苏维埃的第二天就把他逮捕了，让他戴上高帽子，跪在戏台上，要他向农民低头认罪，要他自己讲:“我是恶霸地主，我剥削了农民。”这时，台下红旗挥舞，喊声雷动:“打倒地主恶霸!……”斗争完了以后又拉着他游街。我们少先队员扛着梭镖，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一面走一面唱我们最心爱的歌子:
八月桂花遍地开，
鲜红的旗帜竖呀嘛竖起来，
张灯又结彩呀啊，
张灯又结彩呀啊，
光华灿烂现出新世界。
亲爱的工友们呀啊，
亲爱的农友们呀啊，
唱一支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皖西北老苏区啊，我离开您已有几年了，您用什么面貌来迎接您的儿子呢?
天明以后，我们整理好队伍，向苏区进发。愈往里走，愈觉得不对劲，愈往里走，愈觉得苏区变了样，愈往里走，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我熟悉的苏区吗?灰蒙蒙的天笼罩着大地，道路上行人绝迹，路旁的树木大部被截断。几只乌鸦无枝可依，噪鸣一阵，有气无力地飞一阵又落在田阪里。远近的田贩，看不见一株禾苗，长满了野草。一路上的大小房屋，茅棚瓦舍，都是墙垣倒塌，屋顶张口，门窗洞开。颓墙断壁上，黄里带黑，明显地烙上了战火的痕迹。
看了这种情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好象塞上了一块木塞，闷得吐不过气来。为了弄清一个究竟，我们索性进入村庄里去看看。村里杳无人声，遍地是瓦砾、鸡毛、猪蹄、兽骨。
再走进一间破屋一看，碗也碎了，锅也拔了，灶里躺着一只野狗，见有人来，惊得纸着牙齿，啤叫着向村外逃去。.......
这是活生生的一幅劫后图景。我们心里冷了半截，只好退出村子，继续向前走。走不多远，忽然觉得脚下的泥土非常松软。我们愈走愈觉蹊跷，最后大家忍不住了，就把松软的泥土刨开来看。刨了不到半尺深，露出了无数的尸体，有老人，有小孩，有男的，有女的。肌肉虽然溃烂了，但弹伤依稀可见，惨不忍睹。我们赶紧又把他们掩埋起来。这时我感觉血直往上冲，浑身上下直打颤，眼睛里向外冒火。再看看同志们，一个个也是两眼通红，嘴里直出粗气。我相信，这时如果有一个敌人在我们面前，大家定会扑上去，把他撕得粉碎……。
刚刚掩埋好烈士的遗体，从半山腰跑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个有六十多岁，他们见着我们，哇的一声，痛哭起来。我们围着他们劝慰了好一会，他们才收了眼泪。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告诉我们，此地埋下了三百多口，他们是这三百多口中的幸存者。我们就站在烈士们的坟前，听老大爷讲烈士们遭难的经过——
一天晚上，国民党的十一路军，突然包围了这个村庄，逮捕了区苏维埃主席老江和十多个赤卫队员。第二天，敌人就把他们枪杀了，尸体丢在大路边，要一百块钢洋的收尸费，才允许掩埋。老江和赤卫队员都是村里人，沽亲带故的，平时风里来雨里去，为村里老百姓办事，现在被敌人杀害了还曝尸在外面，村里谁不悲痛呢!敌人要收尸费，村里人拿不定主意，看见老大爷有把年纪，就找他商量。老大爷说:“十多个人，得一千多块钢洋，哪里来这么多钱?再说我们苏区人从来没有向敌人低过头，有钱也不能给他。反正人已死了，再豁出我这条老命吧!”
当天夜里，老大爷同另外两个同志，带了两把锄头，悄悄地摸到大路边，准备挖一个坑把烈士的遗体埋掉。他们搬动老江尸体时，感到是热的。“莫非他还活着?”老大爷这样想。
于是，把手指头放在他嘴唇边试试，他鼻孔里还在悠悠地出气;又摸摸他的胸口，心也在微微地跳动。老大爷就对其他两个同志说:“老江还活着，救活人要紧。”他们三人就把老江抬到村后山洞里藏了起来。老江从昏迷中醒来，睁开眼睛第一句话:“敌人没有杀死我，我还要干革命，我忘不了革命。”
敌人发觉老江的尸体不见了，以为村里还埋伏着红军，吓破了胆，象疯狗一样乱咬人，把全村的人都关了起来，把老江的妻子和她未满三岁的儿子也抓了起来。敌人把老江的妻子毒打一顿后就间:“你的丈夫呢?”她被敌人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好肉，嘴唇直打颤，嘴角向外淌血。
老大爷讲到这里，低下了头，声音变得特别低沉悲愤。一个同志倒了一杯水递给他，他摆了摆手，又继续说:
“同志们啊!我们看着她都痛得钻心。唉!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呀，当闺女时胆小怕事，就是后来同老江结了婚，也是大门不迈二门不出的谨慎女人哪!真想不到，她慢慢地从地上站了起来，站得那么直，就象平常一样端端正正的。她含着眼泪看了我一眼。我懂得，她让我放心，她挺得住。她用手背擦了一擦嘴角的鲜血，把孩子拉到身边，一句不响，一声不吭。敌人气得拍桌打椅问:‘你男人呢?’她冷冷地回答道:‘不是叫你们杀了吗?’‘他的尸体呢?’敌人又问。她回答:‘问你们自己呀，你们不是派人看守着吗?’敌人被她弄得恼羞成怒，用刺刀对着她的胸膛骂道:‘你这个土匪婆，不把你男人交出来，一刺刀戳死你。’她毫不害怕，突然间，她的眉毛直竖起来，两眼瞪得圆彪彪的，对着敌人骂道:‘你们这些野兽，你们才是土匪，你们杀了我们的人，不让收尸，还找我要人里告诉你们，我把他埋了，你们这些狗强盗，再杀我吧!红军会替我报仇的1’敌人被骂得面面相觑，毫无办法，又想出了一条毒计:在村头挖了一个坑，把她推到坑边，把她的孩子丢到坑里，威胁说:‘你再不讲，就把你同你的孩子一起活埋掉。’还故意铲起一铲子泥土，掀在孩子的脸上。孩子躺在坑里哇哇地哭着叫着:‘娘呀，娘呀，沙土迷了我的眼睛。’同志们，我听到孩子的哭声，象万箭穿心一样。你们想想，做娘的该有多难受!我看她泪水在眼眶里打滚，但是她没有哭出来，没有向敌人哀求，她是我们苏区人哪!”
老大爷讲到这里才喝了一口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讲了下去:
“唉，是我们苏区人。老江的妻子跳下了坑，把孩子搂在怀里说:‘儿呀，儿呀，你把眼睛闭上，过一下就好了。，猛地一下，她又把头抬起来，冲着敌人骂道:‘埋吧！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你们只能在女人、孩子面前耍威风，你们敢在红军面前耍威风吗?你们今天埋了我，红军会替我报仇的，总有一天，红军会把你们，连同你们的强盗头子蒋介石一起埋葬掉!里同志们啊!这个时候，我真想冲出去和敌人拚了，可是大家拖住了我，没有让我这个老头子冲出去。”
老大爷的声音突然变得高亢起来，仿佛他自己就是那位受难的孩子的母亲，仿佛敌人就站在他的面前。他站了起来，踉跟跄跄地向前走了儿步，指着他面前松软的泥土悲愤地说:
“我说的只是老江的妻子和她的孩子，还有这三百多口啊！强盗们并不甘心，定要找到老江的下落。第二天就在这里挖了一个大坑，把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三百多口，都赶到这里来。用枪逼着我们讲出是谁把老江的尸体偷走的，要是不讲，就一起活埋。几百个敌人都端着刺刀，凶煞煞地逼着我们。我想:‘我讲了吧，免得全村人遭殃。’可是我又想，‘讲出来了，不是把老江又交给敌人吗?不行，他是我们区苏维埃主席。’我正犹豫不决，突然听到背后大喝一声:‘我在这里!’我们惊得掉转身一看，老江正迈步向我们走来。他边走边骂:‘你们自己没有用，没有杀死我，让我跑了，为什么找老百姓!’猛地一下，把敌人惊呆了。我们大家，看见是老江，象决了堤的河水一样向他冲去，把他围了起来，不让敌人再伤害他。敌人气得乱叫:‘土匪，都是土匪。’接着机枪响了，我就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的时候……”
老大爷讲到这里又哭不成声了。我们的眼泪被怒火烧干了，大家都摘下了帽子，沉重地低下了头，对敌人的仇恨，象潮水般地在胸中泛滥。过了好一会，我抬起头来向前望去，只见远处一座山峰突起，高出群山之上，巍然挺立。
在未回苏区之前，做梦也没有想到，老苏区被敌人糟害成这个样子;回到苏区后，才知道敌人摧残的不是一两个村庄，而是整个皖西北苏区。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比历次“围剿”更加凶狠毒辣。他们在“有民就有匪，民尽匪尽”的方针指导下，提出了“驻尽山头，宰尽猪牛，见人就杀，鸡犬不留”的口号，组织杀人队，在苏区开展杀人比赛，一个赛一个。国民党十一路军一个姓马的旅长，在金寨的柳树庄，挖了一个长达几里路的大坑，一夜活埋我革命群众三千五百人。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每到一处，大喊大叫要开人肉案子，他在汤家汇周围百十里内，用铡刀铡死革命战士和群众一万多人。白匪五十四师在上楼房等地枪杀群众后，为了向蒋介石报功，割下烈士的耳朵达七担之多!敌人的决心是要把苏区变为无人区。成千上万的人被敌人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家庭给敌人毁了。我的家也同其他许多同志的家一样，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几次遭难被毁。我记得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九年夏我们家乡成立苏维埃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军队向大别山扑来，红军为了保存力量，从金寨县的丁家埠、李家集向鄂东转移。红军一走，地主、恶霸、土匪就猖狂起来，到处抓人、杀人、放火、抢劫。
我父亲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人，遇见这种情况，自然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第三天的晚上，我们全家人又象前两日一样，围着父亲坐着，听着窗外不时传来的枪声。每一声枪响后，父亲就是一声叹息:“唉!又不知哪一家遭难了。强盗、土匪，看你们横行到哪一天I”突然间父亲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叮嘱道:“孩子，你长大了，一定去当红军，做红军那样的好人，给穷人出一口气!”房子里没有灯光，我看不见父亲的面孔，但从他讲话的声音，从他紧紧抓住我的手的手劲，可知他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
过了一会，枪声象潮水般地涌进了我家的小屋，狗的狂吠声由远而近，接着是一阵急骤的脚步声，和震耳欲聋的敲门声，我们全家都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哗的一声，大门被撞开了，十多个凶神恶煞明火执仗地扑了进来，不由分说就把我父亲五花大绑地捆起来。弟弟吓得直哭。母亲拉着那个绑我父亲的家伙，苦苦哀求，谁知他提起拳头，照我母亲胸口就是一拳，将母亲打倒在地。这时我心中腾起了一股怒火，抓住一条板凳，准备向他打去，但是被母亲抓住了。就这样，父亲被他们抓走了。
敌人把我父亲投入监牢里，严刑拷间，要他交代村里谁是共产党，丁家埠的农民暴动是谁带的头。我父亲是一条硬汉，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敌人并不放松，用各种刑罚来折磨他。
父亲被抓走以后，我们全家人忍着悲痛，四处奔走，典当借债请客送礼，求人作保。敌人看到从我父亲口中捞不到什么，人又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同意交保释放。我们用门板把他抬了回来，不到半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父亲临死前，一只手抓着母亲，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头顶说:“孩子，你要给我报仇，给我们穷人报仇呀!”说完眼泪簌簌地从脸颊上流下来。
母亲伏在父亲的身上，咽声抽泣。我跪在父亲的面前宣誓:
“我一定要报仇！”
父亲死后，敌人对我家并没有放松，一个姓肖的地主天天跑到我们家里来反玫倒算，说我们家分了他的东西，一定要退还。来一次就要抢走一些东西，锅被他揭走了，仅有的几颗粮食被他搜走了，他还扬言，再不退还他的东西，就要把我也抓走。
敌人的“清剿”、我家突然遭到的这么大的灾难，对我这个没有经过斗争锻炼的十七岁的少先队员来说，真是个晴天霹雳。我总以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打倒了地主，分了土地，穷人就从此翻身了，前景无限美好。没有想到红军撤了，更没有想到敌人是这样的疯狂凶残。美好的前景，象是晴朗的天空，忽然乌云四起，狂风暴雨，迷迷茫茫，天昏地暗不见一丝阳光。父亲要我当红军，要我报仇。我就是要当红军，我就是要报仇。可是红军在哪儿呢?
正当我绝望的时候，党指明了出路。党暗地里把我们少先队员重新组织起来，带领我们躲进山里，同敌人斗争。我们连夜召开队员会议，都认识到这次斗争是对我们一个严重的考验，我们每个人都向队旗宣誓:“团结在一起，坚持斗争，千难万难，决不投降，宁可牺牲自己，决不出卖同志。”就在这一夜，我们把红袖章、红领巾揣在怀里，带上部分干粮，在乡邻们的帮助下，全部逃上了山。我带着一个小队上了猫儿岭。
那岭真高，树很密，山路崎岖不平，整整爬了一夜。到山顶拣了个山洞，里边铺上树叶，白天躲在洞里，晚上才偷偷地出来活动。过了几天，敌人开始恶毒地封山、搜山，有的队员被冲散了，有的被捕了，山下又不能接济干粮，我们完全陷入绝境。我们不但要和敌人作斗争，而且还要和饥饿作斗争。饿了，.就摘山果，挖野菜，舀泉水，啃树皮，几乎过着与原始人一样的生活。纵然如此，我们这些揣着红袖章的孩子，个个有骨气，没有一个投降的。就这样熬过了三十八天野人似的生活，红军终于回来了。当山下的老乡带着红军来山上寻找我们时，我们兴奋得流下眼泪，从洞里出来，插起我们的小红旗，用饿得没有力气的手，从怀里拿出红袖章、红领巾……
下了山回到村里，我围着山村转了一圈，村前村后住满了红军，我看看似乎比两个月前多了好两倍，加上雪亮的钢枪，还有那机关枪、迫击炮，真是威武极了。红军除了下操以外，整天忙着帮老乡修理被敌人破坏了的房屋，收割被践踏了的庄稼，山村又出现了欢笑!
冬天来临，苏维埃政府动员人民报名加入红军，有志气的都去了。我也在大会上报了名。母亲知道我报了名，她那愁苦的脸上绽出了笑容，忙着帮我收拾东西，亲自送我入伍。一路上不住地叮泞我:“孩子，要记牢你爹是怎么死的，在队伍上好好地干，不然，你就对不住你爹，我也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一九三O年，红军打下了商城，改商城县为赤城县，皖西北的苏区更加扩大了，与鄂东、豫南的苏区连成一片。但是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又接二连三地发动了几次“围剿”，都被我们粉碎了。第五次“围剿”未能打破，革命受到挫折，苏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我的家再次遭难，房屋被烧了，变成了一堆瓦砾，母亲活活地饿死了，弟弟下落不明，真是新仇加旧恨。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敌人妄想用烧和杀，来摧毁我的革命意志，那是做梦。我现在不是十七岁的少先队员，而是一个经过多次战争锻炼的红军战士，我深深懂得革命不会一帆风顺，我更懂得怎样对待这残酷的现实!
我们终于在熊家河找到了皖西北道委。
熊家河位于大别山的北麓，是一条几十里长的山冲。一涧溪水顺着山冲流过，溪流的两岸散布着几个大小不同的村庄。赤城县成立后，它属于赤城二区管辖，是皖西北老苏区的中心地带。赤城县委领导的游击师和商北大队，经常出没于这一带的深山老林，打击来犯的小股敌人，掩护我后方机关、医院和群众。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后，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同志，带领道委机关和部分群众转移到这里来了。这里虽然还暂时听不到枪声，却笼罩着浓厚的战争气氛。
高敬亭同志原是红二十五军八十二师的政治委员，我早就认识他。他是河南商城县人，父亲是个屠宰工人。他小时候读过几天私塾，念过两本《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略通文墨，因此，就在父亲那个屠宰店里管流水账。参加革命后，他勤奋学习，不几年居然能读懂《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小说了。他非常喜欢读《三国》，但不是为了消遣，而是把它当“兵书”。因为当时受环境条件的限制，不要说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就是《孙子兵法》之类的书也很难弄到，因此他把《三国》当宝贝，不管是行军或打仗，都把它带在身边，一有空就拿出来翻几页，结合红军的战例，揣摩揣摩，从中吸取智慧，学习打仗的艺术。由于残酷的战争和鄂豫皖地区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的磨炼，他的性格鲜明地烙上了与众不同的印记。他不苟言笑，办事严谨，善于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棘手的问题。他疾恶如仇，对干部要求特别严格，有时严格到似乎不近人情，使人无法忍受。但他热爱战士，能倾听战士的意见。大家对他又尊敬又有些畏惧。
高政委知道我们来到了熊家河，非常高兴，当即就接见我们全体同志。我看到他脸色苍白，本来消瘦的面孔比以前更加瘦削了。他只有三十多岁的年纪，可是，细密的皱纹已爬上了他的眼角，那两只眼球依然象往日一样闪着光亮，使人望而生畏!
我们向他汇报了红二十五军在陶家河战斗的情况，以及我们回熊家河路上的所见所闻。高政委听得非常专注，边听边问。他查问敌人的番号，询问敌人的兵力。他不肯放过每一个细节，重要的地方反复查问。敌人破坏苏区的情况，他尤其问得仔细。当汇报到敌人残杀苏区革命群众的悲惨情景时，我看到泪水在他眼眶里滚动。这时，汇报的同志满腔悲愤，声音也嘶哑了，低低地呼喊道:“我们不理解，这一仗是怎么样打的?部队被打散了，苏区被破坏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兄弟姊妹被敌人杀害了!高政委，高政委你要想办法呀！”此时，整个房子里的空气象凝固了一样，只听得一片轻轻的抽泣声，等着高政委的答复。高敬亭同志却一反过去明快决断的作风，好一会才说:“同志们，你们先休息两天，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
我们回熊家河后的不几天，红八十二师在霍山县的长山冲，遭到敌二十五路军的包围，激战一昼夜，师长壮烈牺牲，围的只有二百多人。他们也来到熊家河。有的同志和我是老战友，我们见面本应高兴，此时却相对无言。还是我打破了沉默:
“老伙计，怎么样?”
“别提了，”他们说，“这次反‘围剿’打得真叫人闷气，明明知道敌人比我们多几倍、几十倍，硬要同敌人硬打硬拚，打阵地战。敌人的炮弹、枪弹象冰雹一样打来，我们只有刺刀手榴弹，却不肯避敌之长，玫敌之短，象我们一、二、三次反‘围剿’那样打击敌人。结果，同志牺牲了，部队垮了，阵地也丢了。真叫人不理解，这样下去不堪设想。”
我也深有同感，说:“我们已把这些情况，向高政委作了汇报。”
正当我们十分焦急的时候，皖西北道委召开了千部会议，高政委向我们传达了道委会的决议。他简要地分析了皖西北敌我斗争的形势，说:“目前由于敌情严重，道路险阻，至今皖西北道委还没有同红二十五军联系上，不过，从各地来的情报分析判断，红二十五军可能转移到鄂东去了。敌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已退出了皖西北，正向鄂东的黄冈、麻城一线集结。但敌人并没有放松对皖西北苏区的‘清剿’，反动民团、保安团正在各地赶修碉堡、增设据点，大片的土地被敌人占领了，许多区、乡苏维埃政权被敌人破坏了。目前剩下的，除了以熊家河为中心的一块小苏区外，还有赤南的岗家山、胭脂、麦园一带地区和六安县的洪家大山两块苏区。这三块小苏区，最大的南北长只有六七十里，东西长也不过四五十里。
“情况是严重的，但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要坚持斗争，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高敬亭同志讲到这里，伸出了他的右掌，慢慢地把五指收拢，提高了嗓门，使他坚决有力的声音，在我们的耳际震荡:“第一，就是要捏紧拳头，迅速建立我们的主力部队，作为我们斗争的骨干力量。第二，要解决粮食问题……”接着高敬亭同志代表皖西北道委宣布成立二一八团，将原二二四团九连和四连的一个排编为一营，从长山冲突围出来的二百人编为二营，任命熊大海同志为二一八团政委。生产队的任务仍然不变，我调至道委会任参谋。
道委这一决定得到了同志们热烈的拥护。我们都觉得这个决定非常正确，它抓住了坚持革命斗争的主要环节—武装。皖西北苏区虽然还有一路、二路游击师和商北大队等地方武装，但他们分散，指挥不统一，形成不了拳头，对敌斗争起不了骨干作用。红二一八团的成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蕴藏在同志们心中那种失望、忧虑的情绪，减轻了不少。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