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上台以来，频繁挥舞关税大棒，对全球经贸关系造成扰动。尽管美国长期作为货物贸易的逆差国，但其在跨境服务领域存在规模较大的顺差。本文梳理美国跨境服务的顺差结构，并整理其最大服务顺差经济体欧洲的潜在反制措施。
跨境服务
特朗普上台以来，频繁挥舞关税大棒，对全球经贸关系造成扰动。尽管美国长期作为货物贸易的逆差国，但其在跨境服务领域存在规模较大的顺差。本文梳理美国跨境服务的顺差结构，并整理其最大服务顺差经济体欧洲的潜在反制措施。
美国通过两种渠道提供跨境服务：一是服务贸易，自1971年以来处于长期顺差状态；二是通过直接投资在当地提供服务，其顺差约为同期服务贸易顺差的1.4倍。2023年我国对美跨境服务总逆差约为757亿美元，主要来源是教育和旅游。相比之下，欧洲对美跨境服务逆差体量更大，总规模约为4375亿美元，是我国的5.8倍，主要来源是科学技术和金融领域。
金融服务、其他商务服务业、知识产权使用是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最大的来源。可见，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既根植于其金融霸权又来自于美国科技优势，如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软实力。
欧洲是美国跨境服务顺差的重要来源地，为应对美国在货物贸易领域的关税措施，欧盟若在跨境服务领域进行反制，可使用以下工具。一是，数字市场法案（DMA）对具有重要影响的“守门人”数字服务供应商进行监管，限制互联网巨头利用垄断地位获得不公正的竞争优势；二是数字服务法案（DSA），旨在帮助小型互联网平台、中小型企业和初创公司；三是国际采购工具（IPI），允许欧盟对其他经济体采取为期5年的投标限制，限制其参与欧盟的公共采购；四是反威压工具（ACI），赋予欧盟采取一揽子反制措施的权力，包括加征关税、进出口限制、限制直接投资和公共采购准入、免除欧盟履行部分领域的国际义务（知识产权保护、保险、银行、化工等）。
特朗普上台以来，频繁挥舞关税大棒，对全球经贸关系造成扰动。尽管美国长期作为货物贸易的逆差国，但其在跨境服务领域存在规模较大的顺差。本文梳理美国跨境服务的顺差结构，并梳理其最大跨境服务顺差经济体欧洲的潜在反制措施。
一、美国跨境服务的组成
美国通过两种渠道提供跨境服务：一是服务贸易，自1971年以来处于长期顺差状态；二是通过直接投资在当地提供服务，其顺差约为同期服务贸易顺差的1.4倍。
1.1 贸易渠道
尽管美国作为货物贸易的逆差国，但自1971年起其服务贸易即处于长期顺差。2019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约为2979亿美元，相当于同期货物贸易逆差（8573亿美元）的35%；受疫情对于跨境流动的影响，2024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与货物贸易逆差比值回落至24%。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服务贸易（Trade in Services）是指通过贸易渠道实现的跨境服务；既包括关联贸易（Affiliated Trade），主要是指跨国公司内部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贸易；也包括非关联贸易，即贸易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
1.2 直接投资渠道
与货物不同，服务往往需要直接提供给使用者，地理位置邻近显得更加重要。许多跨境服务是由跨国公司（MNEs）通过在当地直接投资，设立拥有多数股权的境外子公司（majority-owned foreign affiliates, MOFAs），由其向当地提供服务（Services Supplied Through Affiliates）。因此，直接投资渠道实现的跨境服务规模比贸易渠道更大。
截至2022年，美国通过直接投资渠道提供的跨境服务（Services supplied to foreign persons by U.S. MNEs through their MOFAs）约为2.1万亿美元，是同期服务贸易出口的2.7倍；通过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跨境服务（Services supplied to U.S. persons by foreign-MNEs through their MOUSAs[1]）约为1.5万亿美元，是同期服务贸易进口的4.3倍。
以此测算，则2022年美国通过直接投资渠道取得的跨境服务顺差约为5963亿美元，是同期服务贸易顺差的1.4倍。从历史上看，美国通过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顺差占总跨境服务顺差的比例整体高于50%。
二、美国跨境服务的结构
2.1 贸易渠道
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按照12种服务类型，公布了其服务贸易细项。
从大类来看，金融服务、其他商务服务业、知识产权使用是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最大的来源。从细项来看，商业管理咨询及公共关系、金融管理服务、研究成果使用、以及教育是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最大的来源项。其中，研究成果使用（Licenses for the use of outcom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主要指在生产商品和服务过程中对美国知识成果的使用，包括专利、商业秘密等；金融管理服务主要包括管理现金、证券、金融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产生的费用；教育主要包括赴美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包括其亲属产生的花销）。
可以看出，美国服务贸易顺差，一方面根植于其金融霸权，由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便于美国向世界输出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顺差来自于美国科技优势，既体现为科学技术、也包括经营管理等软实力。2023年美国电脑软件服务，包括软件所有权的出售（sale of ownership rights）、版权使用许可证（license to use）、版权复制和分发许可证（license to reproduce and distribute）合计创造顺差461亿美元，占美国服务贸易总顺差的16.6%。另外，经营管理、市场咨询、商务顾问等也是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2.2 直接投资渠道
美国经济分析局按照跨国公司所属的行业，对通过直接投资渠道的跨境服务进行细分。
从行业分布来看[2]，信息业（Information）包括出版业、电影和录音、电信广播、数据处理，对美国跨境服务顺差的贡献最大，占顺差的57.4%。其次，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以及金融业也是顺差的重要来源。
三、美国对中、欧跨境服务的顺差格局
3.1 贸易渠道
2023年，美国对我国服务贸易顺差约为266亿美元，约占其服务贸易顺差的9.5%；对欧洲[3]的服务贸易顺差约为1156亿美元，为我国的4.4倍，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41.5%。与我国相比，欧洲与美国服务贸易的联系更加密切。
对我国来说，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来源是教育，约占逆差总额的53.8%；其次个人旅行（旅游）也是重要的逆差来源，占比约为13.4%；两者加总的个人旅行项占比高达67.6%。另外，对美国研究成果使用约占服务贸易逆差的13.7%。
对欧洲来说，商业管理咨询及公共关系是对美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约占逆差值的33.4%；其次，对美国研究成果使用以及研发服务占比分别为28.5%和17.2%；再次，证券出借和电子转账贡献了逆差的10.8%。不同于我国，欧洲对于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科学技术以及金融领域。
3.2 直接投资渠道
与之前结论一致，美中和美欧通过直接投资渠道的跨境服务规模超过贸易渠道规模。截至2022年数据，美国对中国通过直接投资渠道取得的跨境服务顺差约为608亿美元，是同期贸易渠道顺差的2.3倍；美国对欧洲通过直接投资渠道取得的跨境服务顺差约为3292亿美元，是同期贸易渠道顺差的2.8倍。
对中国而言，投资渠道下对美跨境服务逆差最大的行业是批发业，占逆差规模的32.6%；其次，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信息业分别占比10.2%和8.0%。对欧洲而言，投资渠道下对美跨境服务逆差最大的行业是信息业，占比高达66.9%；其次金融保险、批发业、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占比分别为20.0%、18.7%和15.4%。
四、欧洲潜在的反制措施
欧洲是美国跨境服务顺差的主要来源地，截至2023年，美国对欧洲服务贸易顺差约占其服务贸易顺差的42%；截至2022年，美国对欧直接投资渠道跨境服务顺差约占总顺差的55%。
美国对于欧洲的跨境服务顺差主要来自科技和金融领域。为应对美国在货物贸易领域的关税措施，欧盟可以在跨境服务领域进行反制，可用的反制工具如下。
一是，数字市场法案（Digital Markets Act）对“守门人（Gatekeepers）”数字服务供应商进行监管，“守门人”主要指具有重要影响的数字企业。该法案限制科技巨头利用垄断地位来获得不公正的竞争优势，包括禁止区别对待提供相似服务的第三方供应商、禁止限制用户卸载应用、禁止限制用户使用外部链接等。违反法案的公司将被处以罚款，罚款金额最高可达该公司全球营业额的20%。其目的一方面在于保护创新，使得科技初创公司可以获得公平的竞争环境；另一方面为互联网商家和消费者提供多元选择。2023年9月，欧盟宣布首批“守门人”清单，包括谷歌、亚马逊、苹果、字节跳动、Meta（脸书）和微软，其中大多为美国互联网公司。
二是，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对在欧盟境内的数字服务供应商进行监管（无论是否设立在欧盟境内），包括网络平台、搜索引擎、应用商店、社交媒体、云服务和主机服务、域名管理等。数字服务法案于2023年8月正式对超大型网络平台（Very Large Online Platforms, VLOPs）和超大型搜索引擎（Very Large Online Search Engines）适用[4]，于2024年2月17日对所有平台实施。与DMA类似，该法案旨在帮助小型互联网平台、中小型企业和初创公司（smaller platforms, SMEs and start-ups）。
三是，国际采购工具（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Instrument）允许欧盟以不对等为由，在政府采购中排除来自非欧盟的商品、服务投标。欧盟反对以保护国内生产和就业为目的，在政府采购中要求仅使用本国产品服务，例如1933年的《购买美国产品法》和2024年的《全美国旗法案》；作为反制措施，国际采购工具允许欧盟对其他经济体采取为期5年的投标限制。2016年数据，欧盟公共部门采购约占其GDP的13.4%，覆盖能源、交通、信息等多个领域。特朗普加征关税以来，部分欧盟官员发声，要求调查公共采购的亚马逊云计算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5]。另外，欧美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强调在公共采购中实现绿色低碳目标，在交通、能源、自然保护、防治污染、信息通信等领域均提出了相应要求，未来亦可以绿色为由降低对美国商品服务的采购。
四是，反威压工具（Anti-Coersion Instrument）是欧盟对经济威压（economic coersion）进行威慑和反制的全方位工具，于2023年12月生效。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对欧盟的钢铝以及西班牙橄榄油等加征关税，迫使欧洲思考经贸压力的应对措施。当面临经济威压（第三方以经济和投资为手段对欧盟或欧盟成员国施加压力）时，反威压工具赋予欧盟采取一揽子反制措施的权力，包括加征关税、对进出口施加限制措施、限制国外直接投资和公共采购的准入、允许欧盟不履行部分领域国际义务（知识产权保护、保险、银行、化工）等。由于美国对欧服务顺差相当比例来自知识产权使用，若欧盟针对知识产权加征关税，将显著影响美国的服务出口。
注：
[1]Majority-owned U.S. Affilicates.
[2]BEA对于每个细分行业的数据有所缺失，导致无法精确计算每个细分行业的顺逆差情况。
[3]BEA公布对于欧洲的跨境贸易情况。
[4]超大型是指超过4500万欧盟用户（10%欧盟人口）。
[5]资料来源：EURO News, Union Calls on Commission to reassess EU Public Contracts amid Trade War, 2025/04/02[2025/04/22]，https://www.euronews.com/next/2025/04/02/union-calls-on-commission-to-reassess-eu-public-contracts-amid-trade-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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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鲁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