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马关条约》签订130周年，也是甲午战败130周年。去年陈悦先生这部重磅的《甲午海战》一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可谓恰逢其时。毕竟，其这部书并非其他同类书籍一样试图从“大历史”视角抑或关怀来重申“甲午”。作者选取了一个更为专一的视角，以军事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今年是《马关条约》签订130周年，也是甲午战败130周年。去年陈悦先生这部重磅的《甲午海战》一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可谓恰逢其时。毕竟，其这部书并非其他同类书籍一样试图从“大历史”视角抑或关怀来重申“甲午”。作者选取了一个更为专一的视角，以军事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军事技术史的角度，去还原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海战。全书用50多万字的篇幅，精准复盘了当年短短数月之内的战事，其细致之程度令人叹服。
《甲午海战》，陈悦 著
当然作为后人的后见之明，我们很清楚130年前甲午之败，绝非仅一场海上战役之败可以道尽其中的心酸曲折、终极病灶，这是中国在政治、经济、体制、战略、外交上的完败乃至崩溃。因此复盘的视阈，可略微打开，笔者愿围绕该部大作做一延展。
1894年的一天，已担任中国总税务司达24个年头的英国人赫德，在给本国政府所写的清朝相关舆情报告中，特意加上这么一句：“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赫德，一位晚清史上不得不重视的英国人。赫氏这句话，看似夸张戏谑，却也道出了彼时大清朝野内外的实情：上至亲贵枢臣，下及御史主事，甚或是民间报刊，都如同打了鸡血，一致认定对日须力求强硬，速行决战，“想天戈所指，不难指日荡平”。唇寒齿亡，如此滔滔议论，必自有其来由。
罗伯特·赫德像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基于传统的宗藩关系，清廷应朝鲜国王之邀派兵赴朝镇压。然而邻邦日本认识到这是其拓展势力范围之千载良机，遂以助朝革除弊政为名，出兵朝鲜，中日两军对峙，大战似一触即发。清廷意识到战事逼近，“朝鲜之势旦夕可危，日本狡谋叵测，断非口舌所能争”。自粤海烽烟后，中国已接连失去越南等藩国，若再袖手不顾，不争朝鲜，岂不是将祖宗家底丢了个精光？同时亦失去了昔日天朝上国的最后一丝威仪？
于是，不少重臣深觉唇亡齿寒，必须力保朝鲜不失：“朝鲜之于中国势比唇舌，而亲同骨肉，今日之事，虽愚懦之人皆知朝鲜不可弃也。”此乃主战官僚的共同心理。这一心理既包含着自古传承而来的大国心态，又寄托着领土安全的防患意识，无怪乎吏部尚书麟书上折道：“朝鲜者，我太宗文皇帝艰难底定之藩国也，委身归命近三百年，列圣相承以全付于我，皇上岂忍一旦委而弃之？”况且中朝“共疆域枕辽沈左肩，乃我东三省一大屏翰也。属我，则东三省之屏翰崇，属人，则东三省之屏翰撤。势处必争，保朝鲜我亦正所以自保”。
其实早在19世纪60年代，已有国人提醒谨防邻邦日本，惜皆成为耳旁风，可见众臣力持开战，既符合所谓传统道义，又蕴含防患意识，合情入理，似无不当。
“定远”舰访问日本长崎
虽说清政府身处道义一方，但在近代世界秩序中，弱肉强食之霸道远胜于邪不胜正之王道，握有正义不等于实力占优。只可惜，朝堂之上的群臣们却始终窥不破此层道理。一时间，主战舆论铺天盖地，甚嚣尘上。大致说来，当时之主战言论，不外乎三个特点。
首先便是虚骄之气弥漫。自认清廷实力甚高，低估日本战备，从而提出“速胜论”，即典型表现。无论一品大员，或是御史主事，纷纷陈奏称“倭兵虽练，未经大敌，不难一鼓得手”。日本“弹丸小国”, “外强中干”而已。即便是有人主张“持久”战，也认为日本国力不足以相持一年甚至几个月。诚如李鸿章所言：“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无论是大臣小吏，其发迹大多来自科举，故皆是读书人。书生议政，往往流于意气用事，纸上谈兵。主战官僚虽爱国之情可嘉，但因多不知兵，其言论堪称可笑。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有“出奇兵直捣日本”说和“联合他国对付日本”说等。更有甚者，不少主战官僚还乐于制造和传播有关李鸿章父子的谣言，为“主战”论擂鼓助威。有人指责李鸿章父子实为日本安插于中国的内奸，在议和中，李鸿章“一任其子李经芳指使倭人百端需索。甚且倭人所不愿者亦为之要求，丧心昧良，倒行至此！”或曰“淮军之不战，李经芳实使之。李经芳之接济倭奴军火，李鸿章亦讳之。而倭奴乃敢昌言无忌，有取京师立李经芳为帝，依张邦昌、刘豫故事等语”。此等谣言，除了造成主战与主和阵营愈发不睦外，无它益处。
当然，部分主战论者，其实打着“主战”幌子，慷慨激昂地否定洋务运动，要求清廷回归中世纪。比如编修王荣商就认定备战首先应“罢铁路以塞漏巵”。四川举人罗智杰等也主张“无益之用莫甚于机器，而机器之无用莫甚于兵船、莫可恶于火车……电线徒妄传师旅之耗，鱼雷徒足碍平行之舟。至造器织布，则又尽夺百工业而绝女红食。凡此诸弊端，皆岁耗国努千百巨万，一旦概得停止，较之开指税屋所入为多，以资灭楼而有余，尚何用之不足，何饷之不继?”
洋务运动期间工厂里的工人
朝堂上宏论滚滚，民间媒体也不甘寂寞，敲响了边鼓。上海的《申报》就连篇累牍地刊发社论，倡言中国必胜，鼓吹“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饷粮之厚，兵卒之多，与倭国相较，虽三尺童子亦知其非我敌”。
于是乎，在官民上下鼓噪，朝野内外呼应下，近代化改革已推行了三十多年的日本，楞被想象成一个不堪一击的“弱者”。
李鸿章晚年，曾无限感慨地说过这么一番话：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氏的肺腑之言，可谓将其一生办洋务建海军之实绩和盘托出。然更耐人寻味的是，究系何人，非要在未预备“修葺材料”“改造方式”之前提下，急不可耐地扯破这间“破屋”？
甲午一战，清廷完败，昔日主战之声，顿时哑然。那么到底谁人聚九州之铁，铸此大错？殊堪深思之！仔细读陈悦先生这部厚重细密的作品，我们定会找到合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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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史专家陈悦力作
深度聚焦近代中日国运之战，讲述不一样的甲午战争
《甲午海战》
陈悦 著
简体横排
16开 精装
978-7-101-16056-7
88.00元
龙旗凋零，百卅年后再看甲午中日海上交锋
吉辰
1895年2月17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正月二十三。按照北方传统习惯，此时应该还没走出春节的喜庆。但是在威海刘公岛上却是另一番景象：一边是日舰编队从威海北口徐徐驶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下令旗舰“松岛”舰奏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舰上的日本水兵欢呼雀跃；另一边，北洋的官兵们站在被降下黄龙军旗、拆去武器的军舰甲板上，看着日本人在自己的舰上升起了“膏药旗”。曾经樯橹如云、旌旗当空的北洋海军，至此不再存在。
在近代中国的各场对外战争中，甲午战争有一项特点可谓独一无二，即海战在战局中所占分量甚大，亦备受后人关注。此前的两次鸦片战争中，孱弱的清朝旧式水师根本无力抗衡英法侵华舰队，几乎没有哪场海战值得一提；中法战争中，清朝的近代海军建设初见成效，而马江海战固然壮烈，却近乎一边倒的屠杀；石浦海战规模甚小，向来少有人知。而在甲午战后直至抗战，中国海军的实力始终没有恢复甲午战前的水平，海防更多地倚仗炮台，“宁海”“平海”“中山”等中国军舰的敌手更变成了日军飞机，传统海战甚为少见。
甲午战争则大不相同。其时北洋海军正在鼎盛时期，当仁不让地成为战争中的一大要角。就军事战略而言，日方的一大目标在于摧毁北洋海军，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发起辽东、山东之战的主要目标也是拔除旅顺与威海两大海军基地。就历史记忆而言，黄海海战、丁汝昌、邓世昌、“定远”舰、“致远”舰这些名词，对国人来说也是耳熟能详。因此，“甲午海战”这一表述在国内甚为流行，甚至常被不适当地用作甲午战争的代名词。这种情形，很可能是受到了文艺领域的影响——第一部以“甲午海战”为名的作品，应是海军文工团1962年创作的话剧（改编自著名电影《甲午风云》）。此后，以此为名的文艺、学术作品层出不穷。
陈悦先生近著《甲午海战》（中华书局2024年版），代表了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新高度。本书初版原名《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014年更名《甲午海战》修订再版。时隔十年，作者吸收新出史料与研究再作修订，让本书的水平更进一步。
长期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的前辈学者姜鸣先生曾说，“在中国近代海军历史研究者队伍中，有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几位重量级的学者，都是业余玩票的‘票友’，他们不在历史研究的专业机构供职，却将海军史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并将作者举为代表之一。确实，作者与身为国企高管的姜鸣先生一样，尽管在某些高校或科研机构兼职，毕竟不是专职研究者。而在国内海军史学界，两位的名气可谓如雷贯耳。
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在国内学界，军事史长期是一个相当边缘化的领域，甚至往往被视为政治史的附庸，少有学者会选择专治军事史。海军史更是其中技术含量较高的门类，研究起来绝非易事。正如另一位海军史研究“名票”马幼垣先生所说：“海军是高科技的兵种，写海军史不从科技角度去交代舰只，就会沦落为重心失调的货色。”而且，海军技术与战术日新月异，即使是今天的海军军人，对百余年前的舰炮、鱼雷、装甲、轮机技术或是横队、纵队、冲角、跳帮战术，也未必多么熟悉。马先生曾如此锐评21世纪前国内海军史研究缺乏军事本位的通病（其实今日也不乏这样的研究）：“不懂海军，不管舰只与武器，不理战术和战事，甚至连舰和船也分不清，而只讲人事、制度、经费、政治背景者都可以在行内大肆活动一番。这样写出来的不是海军史，而是带有海军成分的政治史、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等。”相反，作者这样的“票友”出于浓厚的情怀，能够不惜成本地投入精力钻研，因而在海军史研究中大放异彩。自1999年创办“北洋水师”网站以来，作者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已有二十余年，出版相关专著、史料二十余部，被马先生称许为“推动新境拓展的功臣”。
作者对海军史的研究，是从军舰史开始起步的。自2002年参与复制“定远”舰的论证，到2005年起在《现代舰船》杂志连载中国近代军舰舰史，再到将这些文章陆续结集为《北洋海军舰船志》《清末海军舰船志》《民国海军舰船志》等专著，可谓一步一个脚印。当然，作者眼中绝非“只见军舰，不见海军”，这样的微观研究终究要为更宏大的计划服务，即围绕海战探讨中国近代海军的成败得失。从《碧血千秋》到《甲午海战》，体现出作者在这一方面孜孜不倦的追求。
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不平静的半岛”从甲午开战写到黄海（大东沟）海战前夕，主要围绕中日双方的海军运动，重头戏是作为甲午海上首战的丰岛海战。第二章“大海战”集中讲述黄海海战的全过程，无论主题还是篇幅（约占全书三分之一），都无疑是全书的重中之重。第三章“远东直布罗陀的陷落”、第四章“日落威海卫”分别叙述旅顺、威海两大海军基地的陷落。第五章“龙旗凋零”则聚焦于北洋海军的覆没，即从威海陷落后困守刘公岛直至无奈投降。
发生于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命运的重要转捩点。近代中国寻求自强的洋务努力，经此一战前功尽弃，近代日本则借着此战的胜利而迅速崛起。追溯近代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历史，看着一场场战斗的惨痛失利，看着一个个耳熟能详的中国地名落入侵略者手中，心情无疑会是极为沉重的，那是一种如同揭开伤疤时所带来的锥心刺骨。然而，如果忍住悲痛，仔细观察甲午，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万马齐喑的至暗时刻，中华民族其实显现出了最可宝贵的品质，无畏的牺牲勇气，坚毅的抗争精神，都充盈在这场战争中。
与甲午战争陆地战场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截然不同，正如当时日本方面自己所述的那样，日本在海上遇到了真正的敌手。 1888年创立的北洋海军，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高度近代化的武装力量。其军官群体主要由船政后学堂等新式海军大学培训出来的专业人员组成，其中不乏具有在英国海军留学经历的佼佼者，其士兵群体的情况也与当时清王朝的陆军截然不同，北洋海军的士兵都需要经历专门的技能教育，而后按照严格的标准层层考核，逐渐选拔递升后才能派任舰上工作。在全盛时期，这支海军被誉为“亚洲第一”，拥有包括亚洲第一巨舰“定远”级铁甲舰在内的诸多留名世界舰船史的战舰，拥有训练水平媲美欧洲列强国家的海军官兵，每年北上南下巡弋在海参崴至新加坡间的辽阔海域，猎猎龙旗，昭示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存在。
然而不幸的是，这支海军的全盛时刻也就是她衰落的开始。清王朝对于海军建设的目标短视地停留在“防御”，海军建设战略模糊不清，缺乏科学规划，这使得北洋海军自建军以后迅速陷入停滞的深渊。清王朝认为海军建设已有所成， 1890年批准了户部的上奏，在撙节国家经费开支时，将海军发展经费视为可以节约之费，下令海军暂停购买外洋船炮，亲手掐灭了北洋海军武备更新的希望之火。就这样，原本的亚洲第一海军迅速落后。
与此同时，与近代中国原本从同一起跑线出发建设海军的日本，则用倾国之力在不断奋起直追。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即将“开拓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的扩张侵略政策定为国策，意在学习西方先进国家，掠夺落后的邻国，以此作为日本国家崛起的途径。侵略朝鲜、中国，是日本明治政府的坚定目标，为此不断持续投入，加强军武建设。至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陆军已经完成了全面的近代化，战斗力及兵力规模都在清王朝主力的陆军部队之上，日本海军的舰队规模、舰船质量也全面超越了中国北洋海军，一举成为亚洲第一。
就在这样的局势下，北洋海军面临了与日本海军的恶战……
来源：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