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建国,四十二岁,从河北农村到北京打工已经三年。起初在建筑工地扛水泥,后来跟着工友去了家具厂。
碗与家的距离
"八百块钱?买个碗?你疯了吧!"秀兰手里攥着丈夫张建国寄回的信,面色铁青。
一旁的儿子张小军低头不语,屋角的煤炉滋滋作响,炉上的铁壶冒着热气。
破旧的泥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那是张建国进城前照的,已经泛黄。
那是一九九二年深秋,北方的风刮得干燥刺骨。家里的老柳条编的篱笆门被风吹得咯吱作响。
我,张建国,四十二岁,从河北农村到北京打工已经三年。起初在建筑工地扛水泥,后来跟着工友去了家具厂。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搓一把冷水脸,啃上两个从食堂买的馒头就出门了。
每月工资一百八,省吃俭用能寄回一百二给家里。我从不在外面吃饭,自己买米在工棚生火做饭,省下的钱都寄回家。
儿子小军正上初中,秀兰在村里做些零活补贴家用。家里还有五分地,种点玉米和蔬菜,勉强够自家吃。
那年月,农民进城打工都是一种冒险。没有暖气的工棚里,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冬天冷得睡不着觉,只能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
我和工友老李住在西城一个旧四合院里,每月交房东王师傅十五块钱房租。
那四合院有些年头了,砖墙灰瓦,窗户纸糊得严实。院子中间一口老井,井台上总有邻居晾晒的青菜和腌咸菜的罐子。
王师傅是个退休工人,六十多岁,身板硬朗,面相和善。他是老北京人,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总喜欢坐在院子里的太师椅上听评书。
为人宽厚的王师傅看我们日子艰难,常接济些白菜萝卜。冬天来临时,还给我们弄来几床旧棉被。
"小张啊,咱们都是劳动人民,难得出来干活挣钱不容易,互相帮衬是应该的。"王师傅常这么说,一边递给我一支"大前门"。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那个星期天。我难得休息,揣着两个干馒头去地坛公园歇脚。
那天天气晴好,地坛公园里老人们摆着小板凳,有的下象棋,有的吹唢呐,热闹非凡。
公园角落,我遇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蹲在角落摆摊。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脚上蹬着一双圆口布鞋,显得很是干净利落。
摊上零零散散几样东西,有铜钱、瓷片、旧书,最显眼的是个裂了口的瓷碗。那碗青白色,在阳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
"小张,来看看。"王师傅正好路过,招呼我过去,他手里拎着个搪瓷缸子,里面盛着豆浆,热气腾腾。
"这是李老,咱们东城有名的古董行家,文物研究所退休的。"王师傅介绍道。
李老先生抬头看了我一眼,笑眯眯地拿起那个碗:"小伙子,看看这个,宋代官窑,青白釉,可惜年代久远有了裂纹,要不然值不少钱呢。"
我只觉那碗青中泛白,釉面如玉,碗底有个模糊印记。虽然我不懂这些,但心头莫名一动。
"多少钱?"我问,声音有些发紧。
"八百。"老人说着,手指轻轻抚过碗沿的裂纹,"嫌贵就算了,我也不着急卖。"
王师傅拉着我走开:"别胡闹,那是你小半年工资!你还要寄钱回家呢,秀兰还等着钱给小军交学费哩!"
可那晚我翻来覆去不能睡。工棚里其他工友呼噜震天,我的脑子里全是那个碗。
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觉得那个碗跟我有缘分。我从小就喜欢捡些破瓷片,村里人都笑话我"捡破烂",秀兰也常为此生气。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跑去了地坛,老人果然还在。他正坐在小马扎上,捧着个搪瓷缸子喝稀粥。
"李老,那个碗,我要了。"我掏出攒了大半年的钱,手微微发抖。
李老先生愣了一下,仔细看了看我:"小伙子,你懂这个?"
我摇摇头:"不懂,就是觉得好看。"
老人笑了:"缘分呐。"他小心地用报纸包好那个碗,交到我手上,"好好保存,说不定哪天就派上用场了。"
回到四合院,王师傅见我买了碗,直摇头:"建国啊,你这不是瞎胡闹嘛!"
我把碗小心藏在床板下,生怕有闪失。工友们笑话我:"建国,你这是成了收破烂的了?"连一向憨厚的老李也说我犯傻。
唯有王师傅不再多说什么,只是叹气摇头,偶尔帮我看着点那个碗。
那天晚上,我写信给秀兰,说了买碗的事。当时没有手机,只能靠书信联系。我每个星期固定写一封信,告诉家里我的情况。
秀兰接到我的信后大怒,回信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通。不久我听说全村人都知道张建国疯了,八百块买了个破碗。
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我在城里被骗了,有人说我脑子进水了,还有人说我怕是在城里学坏了。
村长家儿媳妇刘桂香最爱嚼舌根,她嚼着瓜子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冷嘲热讽:"城里骗子多,你家那口子怕是被人忽悠了!我家男人进城打工,可从来不乱花钱,每次回来都给我买绸缎做衣裳!"
秀兰被说得抬不起头,小军在学校也被同学笑话,说他爸爸是个傻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工地上的活越来越重,天气也越来越冷。我和老李每天天不亮就去工地,背着水泥袋子爬高脚手架,晚上回来全身酸痛。
夜里,我常常掏出那个碗来看看。在煤油灯昏黄的光下,碗上的纹路若隐若现,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九三年春节,我回了趟家。村口的大喇叭播放着《同一首歌》,村里家家户户贴着红对联,孩子们放着小鞭炮,年味十足。
秀兰见我回来,脸上表情复杂。她拒绝跟我说话,只是默默地烧水做饭。
几天的沉默后,终于在除夕夜爆发了。
"你说你,大老远跑北京去打工,辛辛苦苦挣的钱,不给家里添置点啥,买什么破碗!"秀兰一边剁肉馅一边埋怨,"村里人怎么看咱家?小军在学校都抬不起头来了!"
我低头不语,只是默默扒饭。
小军却对那个碗很好奇:"爸,您带回来了吗?真像您信里说的那么值钱吗?"
"爸爸不骗你,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摸摸儿子的头,从包里小心地取出那个碗。
在昏暗的灯光下,小军和秀兰都愣住了。那碗在炕桌上安静地躺着,青白色的釉面在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真好看。"小军轻声说。
秀兰抿着嘴没说话,但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在碗上停留了许久。
春节过后,我回到北京继续打工。刚开春,王师傅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当时正赶上我们工地停工,我和老李一起去医院看望。
医院的走廊上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王师傅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人比以前瘦了一大圈。
医生说需要手术,费用近万元。王师傅是独生子,老伴早年去世,膝下无儿无女,平时就靠退休金过日子,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在病床前坐了很久,想起王师傅这些年对我的照顾。记得刚来北京那会儿,身上的钱被小偷偷了,是王师傅借给我五十块钱应急。
小军上初中时得了肺炎,需要钱治病,也是王师傅二话不说借给我三百。他总说:"等你有钱了再还,不着急。"
现在王师傅有难,我怎能袖手旁观?我回到住处,从床板下取出那个碗,心一横,决定拿出去卖了。
我找到王师傅的老同事,那位认识古董的李老先生。他正在地坛公园的老地方摆摊,见我拿着碗来,略显诧异。
"王师傅病了,需要钱做手术。"我简单解释道。
李老先生戴上老花镜,仔细端详那个碗,忽然激动得手都颤抖起来:"好东西!宋代官窑真品!碗底有'元丰'年款,虽有裂纹但不失其价值!我给你介绍个收藏家。"
三天后,在一家茶馆里,一位穿着西装的中年人出价三十万买下了这个碗。他说这碗是北宋元丰年间的官窑精品,存世极少,即使有裂纹也价值连城。
我站在医院走廊上,手里捏着沉甸甸的存折,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护士匆匆走过,好奇地看了我一眼。
医院广播里正播放着《常回家看看》,走廊尽头的电视机里播放着《渴望》,病人和家属围在一起津津有味地看着。
我给秀兰打了个电话,这是我第一次使用公用电话亭。电话那头,秀兰起初不相信,以为我在开玩笑。
"三十万?你那破碗卖了三十万?"秀兰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建国,你说真的?咱们家终于熬出头了?"
我没有立即回答,只是说:"你来北京一趟吧,有些事当面说比较好。"
秀兰得知消息,连夜赶到北京。她穿着那件褪了色的蓝色棉袄,头发匆忙扎成一个辫子,背着一个帆布包,显得疲惫又兴奋。
在医院门口,她一眼就认出了我,眼睛红肿,一把抓住我的手:"建国,咱们终于熬出头了!可以回家盖新房子了!小军明年就要考高中了,咱们可以给他报个好学校!"
我深吸一口气,拉着秀兰在医院门口的长椅上坐下:"钱我已经交给医院了,给王师傅做手术。"
秀兰愣住了,脸上的表情从惊喜变成了难以置信:"三十万?全给了?"
我点点头,握住她的手:"王师傅这些年对我不薄。当年小军生病,是他借钱给我;寒冬里让我们住进暖屋;还教我识字写信。现在他有难,我不能不管。"
秀兰的眼圈红了,她轻声问:"那咱们家怎么办?"
"秀兰,咱们还年轻,还能再挣。钱可以再赚,但人心换不来。"我看着她的眼睛,"你信我,不会委屈了你和小军。"
秀兰低下头,泪水滴在她粗糙的手上。半晌,她抬头看我,眼中的泪水闪闪发光:"建国,这些年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在城里学坏了,原来你比以前更懂事了。"
手术很成功。王师傅康复后,得知是我卖碗救了他,老人家眼含热泪,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
"建国啊,你这孩子,值了,真值了。"王师傅哽咽着说。
出院后,王师傅用他的关系帮我在家具厂转了正式工,月工资涨到了三百多。他还帮我们一家办了北京暂住证,让小军能在北京读书。
小军来北京后,刚开始很不适应。城里孩子讲普通话,衣着新潮,而他还穿着乡下的旧衣服,说着浓重的乡音。
"爸,我想回家。"他有一天放学回来,眼圈红红的。
我揉揉他的头:"儿子,爸爸当年来北京,也是这样。不怕,慢慢就好了。"
秀兰白天在附近市场卖菜,晚上回来给我们做饭。她很快适应了城市生活,甚至学会了用电饭煲做饭。
"建国,这电饭煲真好用,比咱家土灶方便多了!"秀兰兴高采烈地说。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九五年,靠着我们夫妻俩的积蓄和单位的补贴,我们在北京郊区买了小两居,虽然是旧房子,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小军也考上了技校,学木工。他天生手巧,很快就学有所成,老师都夸他有前途。
搬家那天,王师傅送了我们一套简朴的碗碟。他笑呵呵地说:"哪有新家没有新碗的道理?"
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新家的饭桌前,秀兰盛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放在我面前。透过窗户,能看到远处的高楼大厦,霓虹灯闪烁,车水马龙。
"建国,记得你买那碗的时候,我真恨你。"秀兰轻声说,手指摩挲着碗边,"那时候村里人都说你傻,我也跟着埋怨你。现在我才明白,你看中的不是碗,是希望。"
窗外,邻居家的收音机传来《东方之珠》的旋律,伴随着孩子们嬉闹的声音。
小军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爸,妈,我决定以后就留在北京了。等我技校毕业,找个好工作,让你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笑了笑,摸摸儿子的头:"其实那碗值不值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带我们找到了回家的路。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财富。"
多年后,小军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木匠,专做复古家具。他在北京郊区开了间小木作坊,生意红火。
一次整理旧物时,我发现了王师傅当年送的那套碗碟,已经有些缺口,但依然完整。
"爸,您还留着这个呢?"小军拿起一个碗,笑着说,"不值钱的东西。"
"值钱啊。"我摩挲着粗糙的碗口,眼前浮现出王师傅慈祥的面容,"这里面有咱们家的故事,有咱们的情分,怎么不值钱?"
窗外,北京的夜色渐渐深沉。远处高楼的灯光像繁星一样闪烁。我们的家,在这座陌生又熟悉的城市里,终于扎下了根。
那个改变我们命运的宋代官窑碗,早已不知去向。。
每每想起当年的事,我总会对秀兰说:"人这辈子,能遇到对的人,做对的事,就值了。"
秀兰总是笑着点头,然后递给我一碗热腾腾的汤:"喝吧,趁热。"
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我们只是匆匆过客中的普通一员。但正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执着,共同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变迁。
而那个碗,不过是一个载体,承载着我对家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信任。最终,它带领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家的方向。
也许多年后,当我们都老去,这个故事会被人遗忘。但那份温暖和真诚,却会像那个碗一样,历经岁月的洗礼而愈发珍贵。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