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我三十二岁，在煤矿机修车间当钳工，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妻子李淑芬在矿区幼儿园教书，是那种温柔又能干的女人，五官清秀，总是把头发扎成一个利落的马尾辫。

失而复得

＂赵秀英，等天亮了，我们回家一趟吧。＂老周站在病床前，望着面色苍白的老伴，低声说道。

我叫赵国强，1986年的那个秋天，我的生活被撕裂成两半。

那年，我三十二岁，在煤矿机修车间当钳工，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妻子李淑芬在矿区幼儿园教书，是那种温柔又能干的女人，五官清秀，总是把头发扎成一个利落的马尾辫。

我们有个三岁的女儿，叫周小雨，是我和淑芬的掌上明珠，也是我母亲晚年的精神支柱。自从我父亲五年前因矿难去世后，母亲就靠着这个小孙女活着。

我们家住在煤矿三号家属楼，两居室的筒子楼，狭窄但整洁。墙上挂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是我们单位福利分的。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台上海牌缝纫机，那是母亲的嫁妆，陪伴了她大半辈子。

那是个周末的下午，天空飘着细雨，凉丝丝的。屋里的煤炉子烧得正旺，给小屋增添了几分暖意。

＂我要去供销社买几卷线，给小雨织毛衣。＂母亲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对我和淑芬说，＂冬天就要到了，孩子那件蓝毛衣袖子短了。＂

＂要不我去吧，您歇着。＂我放下手中的《工人日报》。

＂你们年轻人忙，我带着孩子去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母亲笑着说，把铝饭盒里剩下的半个肉包子揣进口袋，那是给小雨路上吃的。

小雨穿着红色的小棉袄，头上别着母亲亲手做的红绒花，蹦蹦跳跳地跟着奶奶出了门。临走前，她回过头来，奶声奶气地对我说：＂爸爸，我要吃冰糖葫芦！＂

＂好，回来给你买。＂我随口应着，心里想着明天要修的那台压风机，没怎么在意。

谁能想到，这一出门，就是天翻地覆。

傍晚时分，我正在院子里修自行车闸，手指被铁丝刮破了一道口子，正用嘴吸着伤口。院子里广播站的大喇叭正播放着《今日矿山》，报道咱们矿上半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好消息。

忽然，我看见母亲踉踉跄跄地跑回来，头发散乱，脸色惨白，衣服被雨水浸透，紧紧抓着胸口，却没有小雨的身影。

＂国强，小雨...小雨不见了！＂母亲扑通一声跪在水泥地上，声音嘶哑得不像话。

那一刻，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手中的扳手掉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我冲上前扶起母亲：＂怎么回事？＂

＂供销社...人太多了...＂母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在服装柜台看毛线...回头就不见了...我找了...找了好久...＂

＂你这个死老太婆！＂我一下子怒从心起，平日里从不骂人的我竟然一把推开了母亲，＂就知道去看你那破毛线！＂

院子里的邻居们闻声围了过来。王师母急忙扶住摇摇欲坠的老人，责备地看了我一眼：＂国强，有话好好说，先去找孩子要紧！＂

我连忙去坐在楼下的赵大爷家打电话给淑芬。当时家里没装电话，只有楼长家和单位领导家才有。赵大爷是我们楼的楼长，退休前是副矿长，人很和气。

整个煤矿小区都行动起来了。矿长带领保卫科的同志们组织起搜寻队，各车间的工友们自发地加入进来。邻居们分头去找。大家都放下了手中的饭碗，拿着手电筒，打着雨伞，喊着小雨的名字。

淑芬从幼儿园赶回来，一言不发，脸色煞白，冲进雨中，声嘲力竭地喊着女儿的名字。我们找遍了供销社，食堂，公共汽车站，小卖部，医院，广播站，露天电影场，甚至翻遍了小区附近的每一条沟渠。

＂今年刚刚通车的202公交线路经过供销社，会不会...＂有人提出了可怕的猜测。

＂不可能，车站有人看着，而且小雨那么小，怎么自己上车？＂我不敢往那方面想。

雨越下越大，夜色越来越深。搜寻队伍打着手电，声音嘶哑却不肯停下。

县公安局的人来了，他们拿着记录本，询问小雨的特征，穿着，以及失踪的具体地点和时间。

＂小雨今年三岁整，身高大约九十公分，圆脸，大眼睛，扎着两个小辫子，说话很清楚。＂淑芬哽咽着说，＂她穿着红色棉袄，深蓝色裤子，头上别着一朵红绒花...＂

＂孩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标记？比如胎记或者疤痕？＂民警问道。

＂有，她右手小臂上有块圆形的胎记，像颗红豆那么大。＂我急忙说道。

这话勾起了淑芬的回忆，她忽然抽泣起来：＂那是我怀她时特别想吃红豆汤，可那年红豆紧缺，粮票都换不到...＂

没有，哪里都没有小雨的身影。绵绵细雨中，希望如油灯一般，一点点暗淡下去。

母亲从那天起就病倒了，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嘴里不停地念叨：＂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应该拉着她的手...＂

我和淑芬向公安局报了案，贴了寻人启事，借了单位的打字机打印了几十份照片，骑着自行车贴遍了全县。我们甚至跑到县电视台请求帮忙播放寻人信息。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抱着一丝希望，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可每当看到小雨空荡荡的小床，听到窗外其他孩子嬉戏的笑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又会重新袭来。

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警方没有任何线索。小雨，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生活还得继续。表面上看，我们家恢复了平静。我每天准时上下班，淑芬依然教她的学前班，母亲慢慢能下床做些家务了。但只有我们知道，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是伤口。

小雨的玩具，衣服，小鞋子，我们都舍不得动，就像是她随时会推门而入，重新穿上它们。母亲每天都会擦拭小雨的照片，那是我们在前门照相馆照的全家福，小雨穿着红色的小裙子，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每到小雨的生日，淑芬都会去百货商店买一套小女孩的衣服，按照女儿应有的年龄和身高来挑选。她把这些衣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箱子里，仿佛这样做，就能保持与女儿的联系。

＂万一她回来了，总不能没衣服穿。＂淑芬总是这样说，眼睛里闪烁着近乎固执的希望。

我呢，每天下班后都会绕道从幼儿园门口走过，站在铁栏杆外面，看着那些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们嬉戏打闹。有时候，我会恍惚地看见小雨在人群中向我招手，等我揉揉眼睛，那不过是幻觉罢了。那些和小雨差不多大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而我的小雨，永远停留在了三岁那年。

矿上的工友们都很体谅我，从不在我面前提起孩子的事。王师傅有个和小雨同岁的儿子，特意调了班，不和我同一时间上下班，就是怕我见了他儿子伤心。李机长偷偷告诉我，厂里党支部开过会，决定给我家多分些福利，还让保卫科继续暗中寻找线索。

可日子再这么过下去，我怕我和淑芬都要疯了。小区里有人传言，说小雨八成是被偷孩子的拐走了，这年头，这种事越来越多。还有人说，不会有好结果的，早点放弃吧。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恨不得冲上去和他们拼命。

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她从不肯出门，害怕见到街上的小孩子。她总是自责，说如果当初紧紧拉着小雨的手，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到了1990年冬天，她的病情突然恶化。大夫说是心脏病，其实我知道，是愧疚和思念压垮了她。那几天，矿上特批了急救车，把她送到县医院。病床上的母亲已经瘦得不成人形，苍白的脸上只剩下一双执着的眼睛。

有一天晚上，她拉着我的手，眼中含泪：＂国强，有件事...我一直没敢说...＂

我心里一紧：＂娘，您说。＂

＂小雨那天...我其实...我其实...＂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她用尽全力想说完那句话，却因病情恶化说不出口。护士冲进来，把我推到一边，医生紧急抢救。

那一刻，我模模糊糊听见母亲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原谅我...＂

就这样，母亲带着她的秘密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一直紧紧攥着拳头，像是抓着什么不肯放。等护士帮她整理遗物时，从她手心里发现了一朵红绒花的碎片，那是和小雨头上一模一样的花。

母亲去世后，我和淑芬的关系越发紧张。虽然我们都不说，但我知道她在怨我，怨我当初没有照顾好母亲和孩子。我也在怨她，怨她为什么那天不能自己去接孩子。家里的空气越来越压抑，说话的时间越来越少。

我们的婚姻像一潭死水，没有波澜，也没有生机。淑芬辞了幼儿园的工作，去了县里的玩具厂，她说看不得那些和小雨差不多大的孩子。我则把自己埋在工作中，成了车间里走得最晚的人。

＂你们应该再要个孩子。＂邻居李阿姨好心劝我们，＂这样对你们都好。＂

但我和淑芬都知道，没有哪个孩子能替代小雨。我们的心里，那个位置永远只属于她。

1991年春天，一个意外的电话改变了一切。

那天是周日，我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矿上的宿舍没有独立卫生间，家家户户都在公共水龙头前洗漱，在院子里晾晒。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人民日报》社论，院子里几个老头围着象棋摆在小板凳上的象棋激烈厮杀。

＂国强，电话！＂楼下赵大爷的老伴在楼道口喊我。

我顺着楼梯跑下去，拿起那个老式的黑色转盘电话。

＂喂？是国强吗？你快来一趟！＂是住在隔壁单元的王师傅，他刚从省城出差回来，声音激动得发抖。

＂老王，出啥事了？＂我心里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预感。

＂别问了，你叫上淑芬，赶紧来我家一趟！要紧事！＂

我放下电话，飞奔上楼，一把拉起正在缝补衣服的淑芬：＂老王有急事找咱们，好像很重要！＂

淑芬放下手中的针线，默默跟着我下楼。这五年来，她的神情总是木然的，像一潭没有波澜的死水。

我们匆匆赶到王师傅家，只见他神色复杂地看着我们。他爱人杨嫂子给我们倒了两杯热茶，眼圈红红的。

＂国强，淑芬，你们坐。＂王师傅搓着手，显得格外激动，＂我这次去省城，是给厂里送零件。昨天下午办完事，我想去百货大楼买点东西带回来。＂

我和淑芬紧张地看着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激动。

＂在文具柜台，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大概八岁的样子。＂王师傅深吸一口气，＂她长得...和小雨简直一模一样！＂

这话如同一道闪电劈在我们心头。淑芬猛地站起来，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你确定？＂我声音发抖。

王师傅说，那女孩约摸八岁，跟着一位白发老太太买文具。女孩笑起来的样子，眼睛弯成月牙的神态，和小雨一模一样。＂最关键的是，＂王师傅激动地说，＂她头上别着一朵已经褪色的红绒花，那花样式很特别，是你母亲给小雨做的那种！＂

淑芬捂着嘴，眼泪夺眶而出：＂一定是小雨，一定是！＂

我强自镇定：＂老王，你跟踪他们了吗？知道他们住哪儿吗？＂

＂我想跟着去看看，但人太多，一转眼就不见了。＂王师傅遗憾地说，＂不过我打听到，那老太太好像是附近小学的退休教师，姓张。＂

我和淑芬立刻向公安局反映了情况。起初，民警有些怀疑，毕竟五年过去了，小女孩的容貌变化会很大。但当我们提到红绒花时，他们重视起来，特别是当我们从母亲的遗物中找出了一朵样式相同的红绒花作为证据。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淑芬几乎寝食难安。县公安局与省城公安局联系，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展开调查。一周后，我们接到通知，让我们去省城一趟。

坐在绿皮火车上，我紧紧攥着淑芬的手。她的手冰凉，却紧紧回握着我。五年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如此亲密地接触。

＂如果真的是小雨...＂淑芬低声说，声音哽咽。

＂一定是。＂我坚定地说，＂一定是她。＂

在省城公安局，我们见到了一位姓刘的警官，他向我们介绍了调查情况。根据线索，他们找到了一位姓张的退休教师——张桂芝，今年六十七岁，原是省城第三小学的语文教师，膝下无儿无女。五年前，她收养了一个在百货大楼走失的小女孩，给她取名＂张小满＂。

＂我们去她家做了初步调查，＂刘警官说，＂那女孩的确符合你们描述的特征，包括右臂上的胎记。考虑到孩子的心理状态，我们安排在这里见面，而不是直接告诉她真相。＂

我和淑芬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五年了，整整五年，上天终于听到了我们的祈祷。

刘警官带我们进入一个小会议室。里面坐着一位白发老太太和一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女孩大约八岁，扎着两条小辫子，头上别着一朵褪色的红绒花。她好奇地看着我们，眼神清澈又带着些羞怯。

那一刻，世界仿佛静止了。我认出了她——她的眉眼，她的笑容，她看人时微微歪头的样子，都和小雨一模一样。五年的时光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那是我的女儿，我的小雨，毫无疑问。

淑芬捂着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她想冲上去抱住女儿，却被刘警官轻轻拦下：＂慢一点，孩子现在还不知道情况。＂

白发老太太——张桂芝紧张地搂着小女孩的肩膀，面色复杂。她看上去慈祥却又充满警惕，像一只保护幼崽的母狮。

刘警官蹲下来，对小女孩说：＂小满，阿姨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头上的这朵花，是谁给你的？＂

小满摸了摸头上的红绒花，怯生生地说：＂这是我的宝贝花，从小就戴着的。奶奶说，这花很特别，要好好保管。＂

淑芬忍不住上前一步：＂你...你右手臂上有个小红点，对吗？＂

小满惊讶地看着淑芬，点点头，卷起袖子给我们看。那个如红豆般大小的胎记，就在她的右臂上，和小雨的一模一样。

＂这位阿姨怎么知道我有胎记？＂小满好奇地问。

张桂芝老人的脸色变得苍白，她颤抖着说：＂她们...她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

刘警官点点头，简单解释了情况。张老师捂着嘴，泪流满面。而小满——我的小雨，只是困惑地看着我们，没有任何记忆。毕竟，她离开我们时才三岁啊。

当我们告诉她，头上的红绒花是她奶奶做的，是她出生时就戴的时，她的眼睛亮了一下。

＂奶奶说，这是我的宝贝，要永远戴着。＂小满轻声说道，＂奶奶还说，这花能保佑我平安。＂

原来，张老师虽然留下了孩子，但从未丢弃过她身上的物品，那朵红绒花被精心保存，成为小满与过去唯一的联系。五年来，小满一直以为自己是张老师的亲孙女，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世。

几天的交涉后，我们在小满的家里见到了张老师的生活环境。她住在一套老式的两室一厅里，不大却整洁温馨。墙上挂满了小满的照片和奖状，书柜里摆满了童书。客厅里的缝纫机上，还放着半成品的儿童毛衣。

＂那天，我去百货大楼买东西，＂张老师颤抖着回忆道，＂听见有个小女孩在哭，哭得很伤心。我过去看，发现她一个人站在文具柜台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张老师问小女孩家在哪，她只会说＂找奶奶＂。张老师带着她在百货大楼转了好几圈，广播站也播了好几次寻人启事，却没人来认领。

＂我等了整整一天，从早上到关门。眼看天黑了，我不忍心丢下她不管。＂张老师眼中含泪，＂我本想第二天再带她去公安局，可那晚她发高烧，我照顾了她一夜。第二天烧退了，她叫我奶奶，跟我特别亲...我就...＂

张老师停顿了一下，泪流满面：＂我知道我做错了，但我是真心爱她。我没有子女，一辈子教书，从没想过会有自己的孩子。遇到小满，我感觉是上天的恩赐...＂

我无言以对。在满腔的怨恨与感激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如果不是张老师，小雨的命运将不堪设想。这五年来，张老师把小雨当作亲孙女抚养，给了她良好的教育和无微不至的爱。

经过几轮谈话和心理咨询师的建议，我们达成了一个不寻常的安排：小满周末回到我们家，平时仍住在张老师家。这样可以让小满慢慢适应新的家庭关系，又不会一下子失去对她来说最熟悉的＂奶奶＂。

小满很聪明，虽然一开始有些困惑，但很快接受了这个复杂的现实。＂这么说，我有两个家了？＂她问，眼睛亮晶晶的。

＂是的，你有两个爱你的家。＂我摸着她的头说。

第一次回到煤矿小区的家，小满好奇地环顾四周。当她看见淑芬给她准备的那箱衣服时，她的眼睛湿润了。

＂这些都是给我的吗？＂她问。

＂每一件，每一年，妈妈都没有忘记你。＂淑芬轻轻抱住女儿，声音哽咽，＂我给你买了五年的生日礼物，一件都没少。＂

小满翻看着这些从未穿过的衣服，轻声问：＂那我的奶奶呢？就是你们说的，给我做红花的那个奶奶？＂

这个问题让我和淑芬心如刀绞。我蹲下来，平视着女儿的眼睛：＂奶奶...去了很远的地方。她一直很想你，直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她都在念叨着你的名字。＂

＂她会认得我吗？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相遇？＂小满天真地问。

＂会的，＂淑芬流着泪说，＂她一定会认出你，因为你头上的红花是她做的。＂

那一晚，我站在小满的床前，看着她熟睡的面容，忽然明白了母亲临终前想说的话。或许，她当年去世时，在内疚之余也有一份笃定的信念，相信小雨还活着，会有重逢的一天。或许这正是她紧握着那朵红绒花碎片不放的原因——那是一种希望，一种祈祷。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小满——现在我们又开始叫她小雨了——在两个家庭之间自由穿梭，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张老师也经常来我们家小住，和淑芬竟成了忘年交。她们一起给小雨织毛衣，教她认字，陪她玩耍。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怪罪母亲，如果我们能更加努力地寻找，是不是能早一点找到女儿？但转念一想，这五年来，小雨过得很好，有人疼爱，有人教导，没有受过苦。作为父母，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

矿区的邻居们都为我们感到高兴，纷纷送来礼物庆祝。王师傅更是激动得连续喝了三天酒，嚷嚷着要认小雨做干女儿。赵大爷拿出珍藏多年的喜糖分给大家，说这是他儿子结婚时留下的，一直等着有大喜事才拿出来。

窗外，秋风吹动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我搂着淑芬的肩膀，看着院子里和小伙伴们玩耍的小雨，心中满是感慨。

＂你看，＂我指着小雨头上那朵褪色的红绒花，＂母亲的花，带她回家了。＂

淑芬靠在我肩头，轻声说：＂这花，护佑了她五年，就像母亲的手一直牵着她。＂

在这个失而复得的秋天，我们的生活终于有了新的开始。那朵红绒花，见证了分离与重逢，承载了思念与希望，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就像母亲的爱，虽然她已离去，却永远守护着我们。

有些缘分，或许正如那朵红绒花，即使褪色，也永不凋零。

来源：信息宝典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