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工业化往往伴随着农业的凋敝与农村的衰败。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法国小农经济的瓦解、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崩溃，无不印证着这一历史规律。当资本的力量席卷乡村，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成为工业体系中的劳动力，这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工业化往往伴随着农业的凋敝与农村的衰败。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法国小农经济的瓦解、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崩溃，无不印证着这一历史规律。当资本的力量席卷乡村，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成为工业体系中的劳动力，这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工业化模式，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埋下了深刻的社会矛盾。

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与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历史课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另一方面要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一战略构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独特思考——工业与农业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

1968年的春天，生产大队的田野上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天刚蒙蒙亮，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成就已经站在村口的高地上，用铁皮喇叭喊着上工的号令。在他的带领下，一百多名社员扛着铁锹、推着独轮车，浩浩荡荡地向水利工地进发。

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即墨县农村并不罕见，集体劳动已经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劳动队伍里多了几个特殊的身影——公社下派的驻村干部和学校教师，他们和社员们一样卷起裤腿，赤脚踩在泥水里挖渠筑坝。

这种干群同劳动的新气象，源于初期的一场深刻变革。段泊岚公社的老会计刘守业回忆说："那时候开会，老百姓敢说话了。"经过民主选举，一批年轻力壮、劳动积极的贫下中农走上了领导岗位。这些新干部深知，要赢得群众信任，必须以身作则。

劳动公平的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南泉公社创造性地实行了"三公开"制度：工分评定公开、粮食分配公开、财务账目公开。每个生产队都设立了民主评议小组，由群众推选办事公道的老农担任。在每月底的评议会上，社员们围坐在打谷场上，逐个评议每个人的劳动表现。老农赵大爷回忆说："那时候评工分，谁干得多谁干得少，大家心里都有本账。想多记工分？门都没有！"这种透明化的管理方式，极大地激发了社员的劳动热情。

集体劳动中的公平不仅体现在干群关系上，更渗透到日常生产的各个环节。王村公社在农忙时节实行"劳力统一调配，任务合理分配"的办法，根据每个人的体力状况分配任务。壮劳力负责挑担、犁地等重活，妇女和半劳力则从事间苗、除草等轻活，但工分评定会充分考虑劳动强度和技术含量。这种细致入微的安排，使得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落到了实处。社员李婶说："以前觉得集体干活是'大呼隆'，现在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讲究。"

集体劳动的公平实践还催生了新型的人际关系。在共同的劳动中，干群之间、社员之间的隔阂逐渐消融。刘家庄大队的知青小王回忆说："刚开始干活笨手笨脚，是老农手把手教我。后来我教他们识字，就像一家人。"这种互帮互学的风气，使集体劳动成为情感交流的纽带。许多老农至今还记得，当年在水利工地上，干部和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睡一个工棚的情景。

当时的教育变革，还体现在办学方向的转变上。1966年秋，即墨县各公社开始调整学校布局，将原先集中在县城的中学下放到公社。到1967年底，全县24个公社都办起了自己的高中，生产大队则普遍设立了初中班。这种"社社有高中，队队办初中"的办学模式，使得农村青少年就近入学成为可能。段泊岚公社的老支书回忆说："过去一个公社能上高中的不过十几人，现在一个大队就有二三十个高中生。"

课程设置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走进任何一所公社高中，都能看到别具特色的教学场景：物理课上，学生们在拆装柴油机；化学课上，师生们一起配制土农药；生物课上，大家在试验田里观察作物生长。蓝村高中的老教师王立德至今记得，他们自编的《农业机械常识》教材，后来被全县推广使用。"我们教的都是马上能用得上的知识"，王老师说。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培养出了一批"拿起笔能算账，挽起袖子能修机器"的新型农民。

农业科技的推广是教育成果最直接的体现。1970年，即墨县建立了"四级农科网"：县有农科所，公社有农技站，大队有农技组，生产队有农技员。这些农技人员大多是从当地中学毕业生中选拔培养的。他们带着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与老农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创造出了许多适应当地条件的新技术。刘家庄大队的农技员刘可训，将学校学到的育种知识与老农的经验结合起来，培育出了适合盐碱地种植的小麦新品种，使该队的粮食产量一年内增长了40%。

教育变革还深刻影响了农村的文化氛围。识字率的提高使农民开始阅读农业科技书籍，收听农业广播讲座。普东公社的老农张守田说："过去种地全凭老经验，现在能看懂技术小册子，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干。"这种变化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重塑了农民的精神世界。许多老农至今记得，当年在夜校里第一次能读出自己名字时的激动心情。

1959年的盛夏，即墨县遭遇了罕见的干旱。金口公社的老农王守田蹲在龟裂的田埂上，望着自家干涸的水井发愁。这口祖辈传下来的老井，水位已经降到了辘轳够不着的地方。像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即墨农村比比皆是。虽然大跃进期间县里修建了三座水库，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农民们依然要靠天吃饭。

转机出现在1966年冬天。南泉公社的社员们冒着严寒，在公社革委会主任张建国的带领下，开始了第一口机电井的挖掘工程。张建国是从县农机站下放的技术员，他带着几个知青，用土法上马的办法组装柴油机水泵。社员们轮班作业，白天挖井，晚上学习机械原理。经过二十多天的奋战，一口深达15米、配有12马力柴油机的大井终于出水了。这股清流不仅浇灌了三百多亩麦田，更浇灌了社员们心中的希望。

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快在全县推广开来。1968年春天，即墨县掀起了水利建设的高潮。各公社组织了专业施工队，采取"农闲大干、农忙小干"的方式，持续不断地推进水利工程。段泊岚公社创造了"三班倒"的工作法：青壮劳力负责挖土方，妇女负责运土，老人和孩子负责送水送饭。公社中学的师生们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劳动，他们发明的"滑车运土法"使工效提高了三倍。

机电井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灌溉方式。过去用辘轳提水，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浇三分地；现在一台12马力的柴油机，一天能浇十五亩地。到1972年，即墨县机电井数量从1965年的33口猛增到1200多口，平均每个生产大队拥有3-4口。这些机电井大多配有标准化的水泥井台和输水渠道，形成了完整的灌溉系统。

水库建设同样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0年开工的宋化泉水库，是即墨县第一个采用机械化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县里抽调了500名基干民兵组成专业施工队，还调集了20台拖拉机和5台推土机。经过两年奋战，这座库容12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终于建成，解决了周边5个公社的灌溉问题。到1976年，即墨县新建中型水库3座、小型水库19座，总库容达到3000多万立方米。

到1976年，即墨县有效灌溉面积从1965年的8万亩增加到40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从12%提高到60%。这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建成，使即墨县基本实现了"大雨不成灾，无雨保丰收"的目标，为农业稳产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老农们感慨地说："过去是靠天吃饭，现在是叫地献粮。"这句话道出了水利建设带来的深刻变化。

1970年麦收时节，南泉公社的打谷场上人头攒动。一台崭新的"东方红-28"拖拉机正拖着脱粒机隆隆作响，金黄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而出。围观的社员们啧啧称奇："这铁家伙一天能顶三十个壮劳力！"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即墨县农村并不罕见，一场由农业机械化引领的生产变革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展开。

机械化的起步始于1966年。那年春天，即墨县农机厂试制成功第一台"即农-12"型手扶拖拉机。这款仿制日本样机的小型农机，虽然只有12马力，却开创了本地农机生产的先河。厂里的老技工王师傅回忆说："我们连图纸都没有，就靠拆装进口样机摸索。"到1968年，这款拖拉机已经能够批量生产，当年就向各公社供应了200多台。

公社农机厂的兴起为机械化提供了重要支撑。1969年，段泊岚公社率先办起了农机修配厂。这个只有二十多人的小厂，最初只能修理简单的农具。但在城市下放技术员的指导下，很快就能生产脱粒机、扬场机等农用机械。到1973年，即墨县35个公社都建立了自己的农机厂，形成了"县厂造主机，社厂配农具"的生产体系。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机虽然简陋，却因价格低廉、维修方便而深受农民欢迎。

灌溉机械的普及同样令人瞩目。1972年旱季，温泉公社的社员们第一次用上了电动抽水机。这台55千瓦的大家伙，一天能浇灌200多亩地。老农张守田蹲在田埂上，看着哗哗流淌的渠水感慨道："祖祖辈辈靠天吃饭，如今总算能把水叫到地里来了。"到1976年，即墨县的机电排灌设备从1965年的33台增加到1200多台，有效灌溉面积扩大了五倍。

机械化的推进也面临不少困难。缺乏专业机手是最大的瓶颈。1971年，县里办起了第一期拖拉机手培训班，来自各公社的50名知青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学员白天学驾驶，晚上学修理，结业时都要通过严格的"三会"考核：会操作、会保养、会排除故障。这些年轻人后来都成为机械化推广的骨干力量。

农业机械化的意义远不止于提高生产效率。它改变了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方式，重塑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正如一位老农所说："过去是人伺候地，现在是机器帮人种地。"这场由铁与油驱动的变革，为即墨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1973年腊月里，南河村的会计室里挤满了人。老会计戴着老花镜，噼里啪啦地拨着算盘珠子，给社员们结算年终分配。王老汉捏着刚领到的三百多元现金，粗糙的手指微微发抖："这辈子头一回见着这么多活钱！"这样的场景，在七十年代的即墨农村已经不算稀罕。十年间，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生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粮囤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1965年以前，南河村的粮仓总是青黄不接。老保管员记得，每年春荒时节，村里都要派人去县粮管所"讨返销粮"。但到了1968年秋收后，村里的水泥粮仓第一次装得满满当当。会计账本上记着：这一年全村粮食总产达到48万斤，比1965年翻了一番还多。最让社员们高兴的是，除了完成征购任务外，每人还分到了420斤口粮，比三年前多了将近一百斤。

白面馍馍上了寻常百姓的饭桌。过去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的白面饺子，现在隔三差五就能包一顿。妇女队长李秀英家的小院里，新砌的灶台上架着两口大铁锅——一口煮地瓜干，一口蒸白面馍。"现在娃们都不稀罕地瓜干了，"她一边揉面一边说，"顿顿都要啃白馍。"据公社粮管所的统计，1975年即墨农村人均小麦消费量达到120斤，是1965年的三倍。

工分价值的提升让社员们腰包渐鼓。南河村林业队的傅增山记得，1965年一个劳动日只值六分钱，到1973年已经涨到一角二。变化最大的是那些办了工厂的先进大队。姚头村的农机修理厂，一个工分值达到一角八分。壮劳力出满勤，一个月能挣五十多元，比县里的小学教师工资还高。老支书王守业说："过去壮劳力干一年，还不如老母鸡下蛋挣得多。现在一个劳力养活全家还有余钱。"

集体副业成了增收的新路子。南泉公社的柳编组，十几个老太太用河滩上的柳条编筐织篓，一年就给集体创收两千多元。这些钱年终都折成工分分配，老太太们也能顶半个劳力。更红火的是养猪场，南河村1974年出栏肥猪两百头，光是这一项就给每个工分增值三分钱。会计的账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养鸡场、豆腐坊、粉条加工组......这些"小副业"像春雨般滋润着集体经济的秧苗。

当然，这些变化是渐进的。在偏远的山区大队，社员们的生活依然清苦。但不可否认的是，十年间即墨农村的面貌已经大不相同。正如老农张守田说的："过去是糠菜半年粮，现在是粮囤冒尖油满缸。"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那个年代农民最真切的获得感。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