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寻女19年的“棉花糖爸爸”陈生梨成功上岸，找到女儿陈杨梅，4月21日，他在老家贵州纳雍县高调举办了答谢宴，寻亲的人们蜂拥而来，他们高举寻亲牌、挤入镜头，试图借助这场“流量盛宴”扩大寻人信息。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梁奇慧 陈曼

当寻亲进入流量时代，一场高调的答谢宴将聚光灯再次对准这一特殊群体。

寻女19年的“棉花糖爸爸”陈生梨成功上岸，找到女儿陈杨梅，4月21日，他在老家贵州纳雍县高调举办了答谢宴，寻亲的人们蜂拥而来，他们高举寻亲牌、挤入镜头，试图借助这场“流量盛宴”扩大寻人信息。

多年来，寻亲家庭的血泪故事一直备受关注，在流量的簇拥下，越来越多的寻亲人成为网红，关于“找人还是找钱”的争议也随之而起。

那些不属于“寻亲头部”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入各种热点的流量池中，之后又像退潮一般，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在陈家的答谢宴上，这些寻亲者中“沉默的大多数”，向大河报《看见》记者讲述了自己当下的生活、心态的变化。

有寻亲者说，他觉得部分寻亲家庭因家庭关系、直播带货引起的争议已引起了大众的反感，而这种反感会伤害那些还没能上岸的家庭，“如果不是影响我找孩子，他们挣多少钱关我什么事？”

在看不到尽头的寻亲路上，也有人开始尝试在寻亲和生活的拉锯中找到平衡，一位寻子母亲告诉《看见》记者，她在今年已放缓了找孩子的脚步，“没办法，我们也要生活”。

4月21日，陈生梨的答谢宴被安排在上午10点30分左右举行。8点不到，诸多寻亲人就已经出现在了酒店大堂，他们卖力地挤到正在接受采访的陈生梨身后，用一块块寻亲牌将他包围——没上岸的寻亲者被默许直接“蹭流量”。

因现场人员太多，一度秩序有些混乱，陈生梨用带着贵州口音的普通话喊着：“排队！谁不排队我就不给他‘蹭’了。”

这些寻亲者多是从贵州、广东、云南等地赶来，穿着印有寻亲信息的衣服，挂着寻亲牌，游走在一个又一个镜头前，不停地讲述着丢失亲人的信息。有的寻亲者主动与知名寻亲者杨妞花合拍视频，以求扩大传播。

过去，寻亲家庭多依赖线下张贴启事或媒体报道，如今则转向短视频平台与热点事件的现场，从贵州村超到各家认亲宴、余华英案庭审。

寻亲人们对流量的执着，能帮助他们得到想要的结果吗？

寻亲者之一徐剑锋直言：“我觉得效果不大，但是寻亲者们必须抱团取暖。”他们站在镜头前将信息扩散出去，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寻亲团体，他们寄希望于那些对自己身世有疑问的人，在知道寻亲团体的存在后会主动去采血。“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警方的力量”，包括徐剑锋在内，以及近期在寻亲圈颇具热度的富豪之子解清帅、谢浩男等都是警方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找到的。

出生于2014年的刘永堃是现场被寻找的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2017年在贵州丢失。之后，刘永堃的父母一边摆地摊，一边到处找孩子。

2023年，刘永堃妈妈在网上刷到了丢失24年的沈云贵回归贵州老家的视频，她赶去沈云贵的认亲仪式，才知道还有寻亲这个群体，“以前都是我们自己盲目地去找，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群人”。

而对更多寻亲者而言，这种方式已无异于一种心灵慰藉。

1993年，蔡波涛在外婆家丢失。即便家中经济拮据，还有个癌症晚期的病人，蔡波涛妈妈还是想尽办法去各地“举牌子”，“等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看到网上的这些信息，就会知道我没有不要他，一直在找他”。

“只有寻亲成功的人才有流量。”徐剑锋说。

寻亲圈内重逢的故事一直备受关注，而这种关注几乎会覆盖家庭中所有的成员。很多网友密切关注着寻亲者上岸后的家庭关系、相处模式甚至是家庭矛盾，而其家庭成员通常也会跟着开启直播，与网友保持着高频沟通。

以陈生梨一家为例，在答谢宴之后，原本不愿当众摘下口罩的陈杨梅，自4月21日起平均每天直播两场，这个新开通的账号粉丝在5天内涨到11.5万，陈杨梅的父母、姐姐、姑姑等也多次直播。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寻亲成功，不同家庭的流量表现也大相径庭。

被拐36年的杨掌掌、美国回来寻亲的郭绒绒近日分别在贵州的六盘水、安顺找到亲人，都在4月20日举办了认亲仪式，虽然与陈生梨的答谢宴仅差一天，但相比之下，他们的回归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事实上，流量与变现早已是寻亲圈无法回避的话题。

2023年被找到的解清帅截至目前拥有粉丝365万，其认亲23天后的首场直播带货销售额被曝破千万。如今的解清帅已从新闻当事人转型成为一名专业的带货主播，从他的账号可知，他的妈妈、哥哥、妹妹、女友、嫂子等多位亲属都参与到了直播带货之中，据第三方数据，其近30日的销售额在1000万至2500万之间。

今年3月回归家庭的谢浩男，在一个多月内已经涨粉150.8万。4月，寻子成功的谢浩男妈妈许建华开启了首场直播带货，不到半小时超10万人观看，据第三方数据，该场直播带货总销售额超1亿元，许建华账号涨粉52.29万，这一消息也迅速登上热搜榜。

据此前报道，自从谢浩男成功被找回之后，曾“悬赏千万寻子”的父亲谢岳一直深陷在“与原配离婚”的争议中。谢浩男和妹妹也陷入“与亲生母亲关系不佳”的质疑。

寻亲圈内新闻、争议不断。随之而来的是网友们的态度也逐渐趋向两端，“卖点货让日子好起来无可厚非”“所有流量的尽头都是带货，最起码寻亲的人变现后还会拿一部分去支持寻亲”“我买的不是货，是捐赠同情税”。

也有人说，“寻亲找的不是家人，而是‘家人们’”“我宁愿捐款，不愿意买他们带的货”，甚至有网友说，“这样下去，寻亲会变成一个产业，以后各种寻亲故事变成剧本，大家都不知道真假了”。

面对争议，杨妞花也曾回应：“其实在网上带货的、流量大的就我们这几个人，整个寻亲圈就这么几个人带货。”

对整个群体的争议和讨论，让一些还没有上岸的寻亲者感到愤怒和焦虑，被流量裹挟的他们无力为自己辩解。一位不愿具名的寻子父亲告诉《看见》记者，他认为部分寻亲家庭引起的争议会引起大众的反感，而这种反感真正影响的是那些还没有上岸的家庭，“如果不是影响我找孩子，他们挣多少钱关我什么事”。

在陈家的答谢宴上，《看见》记者注意到了一位寻亲者——徐剑锋。2022年，经警方确认，徐剑锋找到了失散31年的亲人，但寻找他26年的母亲杨素慧已在2017年患癌病逝，这位苦寻孩子多年的母亲在生前还曾和儿子加过微信，但是并未相认。

这场带着无限遗憾的认亲仪式结束后，徐剑锋回到了惠州生活，那里有他新建立的小家。这两年，徐剑锋在惠州开了个卖干货的海味店，还开了抖音小店。

他说，自己一个月能开个十几场直播，虽然流量并不高，但是收入还行，一个月加起来能赚几万块钱，可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粉丝们都是买了就走，也不怎么停留。不管怎么说，日子已经比出海打鱼好过很多了”。

“我主要是卖自己的品，比较有保障，带货没有（品质保障）。”徐剑锋说，“寻亲这个群体‘有（流量）基础’，已经比普通人好很多了。”

然而，对很多还没有上岸的人来说，在这条耗费了太多金钱、精力与时间的寻亲路上，他们已经陷入寻人和维系家庭的两难之中。

2017年，刘永堃妈妈和丈夫在云南镇雄开了一家卖雨伞的小店，原计划当年9月要接三岁的刘永堃来上幼儿园，但是没想到孩子却在贵州外婆家丢失。刘永堃妈妈和丈夫很快将店盘出去，开着面包车到贵州多地一边卖雨伞，一边找孩子。

8年时间过去，靠着摆地摊挣来的钱不仅难以支撑他们找孩子，甚至很难满足日常生活。“我大儿子在四川奶奶家，小女儿要上学。”刘永堃妈妈意识到，这样的生活是难以维系的，因此，她的丈夫去学了做烟斗的手艺，计划将来能开个小店。

为出售丈夫制作的手工烟斗，刘永堃妈妈开设了一个名叫“柯桐工艺品”的抖音账号，每月的收入能“勉勉强强养家”。

刘永堃妈妈说，她还有个账号名叫“寻儿刘永堃”，她从没有在这个账号卖烟斗，也没有在店铺账号里发过寻子，“在寻子的账号里卖东西，我觉得不好”。

寻找儿子19年的陈杰妈妈则考虑要在今年暂时放缓找孩子的脚步，多年来，牵挂着儿子的她没有任何心思去工作，一家人主要依靠丈夫的工作收入来生活。

考虑到家中将要读高三的小儿子和日渐年迈的父母，以及没开多久的小店，陈杰妈妈说也许今后要将更多希望寄托在警方身上，自己则更多地停留在重庆，“没办法，为了生活”。

“可是我看到别人出来，我还是忍不住想出来。”眼眶通红的陈杰妈妈将寻子牌抱在怀中，她用手挡住陈杰的脸，“这些年我都是尽量避免看到他的照片”。

陈杰与陈杨梅都是2006年在昆明市官渡区丢失的，替陈生梨高兴的同时，陈杰妈妈陷入了新一轮的痛苦。“可能要等到他回来的那一天，我才有可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关于寻亲圈的种种讨论没有改变宝贝回家网站创始人张宝艳的心态，她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没有团圆的那些人身上。张宝艳告诉大河报《看见》记者，她理解家长坚持找孩子的想法，也建议他们首先要过好自己的日子。

张宝艳说，像陈生梨这样常年到各地找孩子的家长很多，他们管这个叫“摆摊儿”，她并不建议家长们为了找孩子影响生活，对那些为了因为寻亲而陷入经济困难的家庭更是充满担忧。

原生家庭的经济基础是孩子们是否愿意回归的重要因素之一，张宝艳说，有些孩子的养家经济条件还不错，如果原生家庭家徒四壁，让孩子回归对其是不公平的，同时，一些孩子回归比较顺利的家庭，不可否认是有相对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支撑。

但张宝艳也不否认“找”这个过程的影响力，她说，每当有宝贝（此处指丢失的儿童，下同）比对成功，他们会犹豫是否和原生家庭见面，志愿者和警方会拿家长找孩子的报道和视频等资料做沟通，“看看这么多年，你父母找你多辛苦”。

从宝贝的视角来看，一些孩子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会关心原生家庭有没有找过自己，这个答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张宝艳举例称，之前一个宝贝不愿意与原生家庭见面，志愿者做了很多工作都无果，突然有一天他又说要认亲，后来知道是这个孩子看了一个认亲活动被触动，觉得不能一直让爸妈等着他。

2009年，公安部成立全国DNA打拐数据库，帮助寻亲家庭快速、高效寻找被拐儿童，随之而来的是寻亲形式也在不断变化。

张宝艳介绍，在最初的寻亲活动上，他们会带着一二十名找家的孩子去现场，有能对上特征的就比对DNA，确实有家长能在这样的活动中找到孩子，而现在多依靠警方的力量，但很多寻者对摆摊儿仍有“执念”。

家长历尽千难找到孩子，办一场寻亲宴成了必不可少的仪式感，其他寻子家长也会到现场来，有些家长说来“接好运”，有些自嘲是来“蹭流量”。

在纳雍的答谢宴上，《看见》记者遇到了宝贝回家六盘水的志愿者们，他们是这场活动的幕后工作者，六盘水志愿者负责人何小琴对记者称，寻亲人蹭流量就是想增加曝光度，“这是一个可怜的群体，他们大多数人往往文化程度不高，只能用这些看似简单粗暴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

来源：柚一情感说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