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0年代以及以后的美国人，当望着渐行渐远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肯定是五味杂陈，有着极大的失落感。其实，中国的大门，仍然对美国打开着，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密勒氏评论报》、司徒雷登、鲍威尔、史迪威、赛珍珠、阿班……美国因素仍然影响着中国。在同一个时期，
司徒雷登在北平燕京大学临湖轩留影
文|王笛
1920年代以及以后的美国人，当望着渐行渐远的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肯定是五味杂陈，有着极大的失落感。其实，中国的大门，仍然对美国打开着，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密勒氏评论报》、司徒雷登、鲍威尔、史迪威、赛珍珠、阿班……美国因素仍然影响着中国。在同一个时期，不断有中国人远渡重洋，到美国寻求真知，吴文藻、费孝通、陈寅恪、陈梦家、梁思成、林徽因、林耀华……在美国最好的学府里，诸如哈佛、耶鲁、康奈尔、加州伯克利、芝加哥大学，都可以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从那里产生了那一代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面临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两国又成了生死攸关的朋友。如果我们看美国政府拍摄的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国战场》（Why We Fight: The Battle of China），便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美丽的土地，悠久的历史，勤劳的人民，正在被日寇所蹂躏，那么美国为谁而战，不是就一目了然了吗？于是，在中美关系史上，便有了飞虎队、驼峰航线、史迪威公路等等这样的历史记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本书的六位故事讲述者芮恩施、鲍威尔、史迪威、赛珍珠、阿班、司徒雷登，有的早已离世，有的被日本人监禁，有的回到了美国，有的帮助中国抗战……他们余下的故事可以说是圆满地诠释了他们人生的追求，以及对中国的情谊。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最后与中国的故事吧。
这里和大家分享王笛新作《中国记事（1912—1928）》中关于司徒雷登的故事。
司徒雷登杭州入土为安
从燕京大学成立，一直到抗战爆发，司徒雷登把这个学校办成了一个世界级的大学，这是他给中国和世界的教育事业留下的一座丰碑。在这个最后的故事里，让我们跳出燕京大学，来看他怎样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
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日本占领军要求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校园“挂满洲国旗，感谢日本的解放”。但是他毫不犹豫地予以严词拒绝，并回信指出，“我们拒绝遵循这些命令，因为这是大学，没有权力强迫学生介入政治活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上午，司徒雷登就被捕了，显然日本人是蓄谋已久。《纽约时报》报道，就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日本军方以释放司徒雷登作为条件，要他协调蒋介石和美国，与日本签订和平协定，但是他不为所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司徒雷登才被释放，度过了漫长的“三年八个月零十天的监禁生活”。他回到燕京大学，继续担任校务长。
抗战结束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国共内战一触即发，马歇尔将军被派往中国，肩负协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使命。他接受了马歇尔将军的邀请，于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那时他刚过完他70岁生日不久。他担任这个职务的主要使命，就是和马歇尔将军一道，参与国共和谈，希望中国能够避免内战。一年的时间，“努力想帮助中国建立起联合政府，实现这个饱经灾难的国家的和平民主和经济上的复苏。”即使在谈判中断后的最后两个月里，“仍旧没有放弃，努力寻求生机，坚持和政府、共产党的代表团私下会面。”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而是留在那里，希望能够与新政权保持联系。但是当时美中关系已经彻底破裂，司徒雷登不可能有任何的作为。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南京返回美国。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能踏上回国的路程还是令我们十分高兴的。在中国的最后几周太煎熬了，不断被动荡的局势、忧愁、烦恼、愤怒交替折磨着。”
据当时担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回忆，司徒雷登回美不久，8月在华盛顿的一次燕大校友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就中美关系表示，共产党统一整个中国，“美国也将承认它”。 10月，为讨论对中国的政策问题，美国国务院举行了一个圆桌会议，费正清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司徒雷登还专门请他吃了一顿午饭。在这个会上，司徒雷登发表了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见解，认为这个运动虽然受到苏俄很深的影响，但是具有“完全的中国特色”。
11月底，司徒雷登拜访了他的老朋友辛辛那提大学校长乔治·巴尔博（George Barbout），巴尔博早年曾在燕大教过书。11月30日晚，从辛辛那提（Cincinati）乘火车回华盛顿，他在餐车吃晚餐，感到不舒服，竟然立即便失去了知觉。这距司徒雷登离开中国还不到四个月。
乘务员根据他衣袋里的证件，才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立即给国务院发电报，报告他的病情。列车在华盛顿靠站后，司徒雷登被抬上救护车，迅速送往海军总医院。经全力抢救，在两周后才脱离危险。经医生诊断，司徒雷登患的是严重的脑血栓，还引起了半身不遂和失语等并发症。显然，这次患病与他回到美国后的过度操劳直接有关。从8月10日回到华盛顿，到11月23日，不过100天，便连续出席30次会议，加之各种应酬以及宗教活动。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和极度郁闷的心情，终于打垮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在医院治疗了三个多月，直到1950年3月中旬才被允许出院。由于司徒雷登大半生都在中国度过，在美国没有住房，患病前一直与傅泾波一起住在饭店里。为了让他出院后有一个舒适而安静的养病环境，傅泾波拿出他积蓄中的大部分，在华盛顿买了一栋两层的小楼，把这里作为他和司徒雷登共同的家。司徒雷登与傅泾波的家人一道，度过了他最后的13个春秋。
严重的中风后遗症，使他不仅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而且几乎无法与人交谈，只有与他朝夕相处了30多年的傅泾波才能听懂他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中美关系的恶化和前途的渺茫，令他痛心之至，常常夜不能寐，又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1949年8月返美后，司徒雷登仍然保持驻华大使职位。但美国国务院明确告诉国民政府，既不准备派司徒雷登去台湾就任，也不准备提升台湾的外交规格。蒋介石因丢失在大陆的政权，对司徒雷登怀恨在心，认为他没有全力地支持国民党政权，也明确表示不欢迎他到台湾复任。
另外，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赢得了下任总统的选举，按美国的惯例，总统换届时所有驻外使节都应自动辞职，以便下一任总统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任命新的大使。1950年11月，司徒雷登致信总统杜鲁门，表示因健康原因希望辞去驻华大使的职务：“由于我将我的一生全部献给学习和了解中国人民及其文化，以便增进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理解，我相信你定能理解此际的我，当我说我将不得不离开美中活动现场了。”
由于司徒雷登长期在海外，不能享受接工作年限积累的退休金。他在燕大当校长和在南京当大使期间，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而把大部分薪水资助了生活困难的师生。在出任大使的几年中，还需给傅泾波支付薪水。每年圣诞节，要拿出一大笔钱给燕大的学生会餐，给教职员工的孩子买礼品，所以他的钱所剩无几。
这时，他的生活起居全靠傅泾波和他的家人照料，辞职以后，每月不再有薪金。傅泾波因为长年追随在他身边，也没有机会赚钱，所以积蓄有限。司徒雷登和傅家的生活因此而陷入窘境。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开始每个月发给司徒雷登600美元退休金，这样才基本上解决了全家人的生活问题。
病情稍有好转，司徒雷登开始完成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的最后三章。前六章是他被日本人囚禁的几年中完成的，后来在繁忙的公务中，又陆续写了六章。最后的三章是由他口述，他的老朋友斯坦利·霍恩贝克（Stanley K. Hornbeck）博士执笔。霍恩贝克长期在美国国务院供职，此时退休在家。每天上午，霍恩贝克来司徒雷登房中，与他交谈，然后再根据记录和司徒雷登保存的笔记写成。
1954年，司徒雷登的回忆录由纽约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马歇尔在序言中写道：“我想没有任何人像司徒雷登那样精通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政治的复杂性。”胡适为该书写了长篇导言，介绍了司徒雷登的生平及其活动。
司徒雷登生病以后，还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处理中美之间关系的最佳模式，以及反思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说：“我们的目标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确保我们始终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要忠于那个原则和实现那个目标，我们在考虑问题时就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考虑其他国家人民的生存问题，还有他们的安全和自由。”我想，对这样一个原则，和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应该是一致的。
在司徒雷登一生的最后几年中，最让他为之魂牵梦萦的，还是太平洋的另一端的第二故乡，和那他为之付出了毕生精力的燕园。1955年8月，司徒雷登立下遗嘱，请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原燕京大学他妻子的墓地旁。还多次叮嘱傅泾波，设法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给他留作纪念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物归原主。
《纽约时报》关于司徒雷登去世的报道。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0, 1962。
由于一生追随在司徒雷登身边的傅泾波及其家人的悉心照顾，使他得以安度晚年。1962年9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的医院去世，享年86岁。次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他逝世的消息，标题是《司徒雷登，86岁去世，1946—1949年任驻华大使》（J. Leighton Stuart， Dead at 86; Ambassador to China， 1946-1949）；副标题说，他“努力使蒋介石和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这个报道还提到，“虽然他说服国民党政权做出巨大的改革，但是这已经太迟，不能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报道认为，“作为一个传教士和教育家，司徒雷登的温文尔雅和慈爱，成为在中国最受尊崇的美国人之一。”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人中间赢得这样高的声誉，是因为他是“一个讲究原则的人，不会违背自己意志而做交易。”
为了实现司徒雷登的嘱托，傅泾波曾多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陈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6年1月，傅泾波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托他将两封信带回国转交有关方面，其中有一封信是直接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再次提出了，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以及将周恩来送的花瓶归还中国的问题。
1986年6月底，中国有关部门经过协商，并报中央书记处批准，对司徒雷登的遗愿做出答复，同意接受花瓶并将其存放在南京的梅园新村，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北京大学的临湖轩。但可惜的是，此事因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而搁浅。
傅泾波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傅履仁（John Fugh）——一位美军将领——继续他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杭州，杭州也积极欢迎司徒雷登的归来。司图雷登出生和长大在杭州，会讲一口杭州话，1946年还被国民政府授予杭州荣誉市民，他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在杭州，那里还有他的故居和讲过道的天水堂。归葬杭州，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司徒雷登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终于被安放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出席安葬仪式的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雷德（Clark Randt Jr.）、杭州市的副市长，以及燕京大学的校友。《纽约时报》发布的司徒雷登归葬杭州的新闻指出：“司徒雷登自己的历史就是一个窗口，看到了从晚清到共产革命胜利那个期间中美关系的变化。”
这本书到这里应该结束了。本书以司徒雷登担任美联社记者报道辛亥革命为开始，又以他的骨灰2008年在杭州入土为安结束。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也可能是两国复杂而多变关系的一种隐喻吧。
本文摘录自王笛新作《中国记事（1912—1928）》，标题为编者所拟。
延伸阅读：《老校长司徒雷登，一波三折的魂兮归来》
作者：易桂鸣
司徒雷登的名字，至今仍然在中国使人产生联想。这位1946年至1949年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在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被定义为“完全失败的美国侵略政策的像征”。
别了中国之后，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一病不起。三年后自动退休，与私人助理傅泾波一家，住在美国首都郊外，安度晚年。虽然中风病后行动不便，但是，由于得到傅泾波和家人的悉心关照、打理，加上良好的医疗和生活条件，他一直活到86岁高龄，于1962年去逝。临去世之前，司徒雷登表示希望死后遗骨与亡妻一起葬在燕京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
可是，毛泽东的文章，无疑等于给司徒雷登判了永久政治死刑。司徒雷登的遗愿成了敏感政治问题。由于美、中两国多年来外交上的互不信任，司徒雷登大使骨灰的回归出生地，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纽约时报》这样评论此事：“司徒雷登先生本身的历史，反映了美国与中国自晚清以降共产主义兴起后，两国关系如流动的沙海一样变幻无常的关系。”
然而，随着“乒乓外交”的旋风，推开中国封锁了数十年的沉重大门。美国与中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双方互派大使，新一代美国大使重返中国。民间交流恢复，司徒雷登回家安葬似乎有了可能。司徒雷登去世前，傅泾波曾经应允，一定遵嘱把他的骨灰送回中国下葬。为了兑现承诺，傅泾波四处奔波，找关系托人与中国政府高层联系。1973年，他接到老朋友周恩来的邀请，来到北京住了10个月。可惜当时中国正处于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请求有如泥牛入海。1984年，傅泾波二度访华，亦是无疾而终。
1986年，年届86岁的傅泾波，深知自己年老体衰，时日不多，仍然忍不住又亲笔上书邓小平，吁请中国政府考虑准许司徒雷登骨灰归返中国安葬。同年8月，傅泾波意外收到中国驻美使馆转来的北大公函，通知他：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了批示，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于他在燕大时的故居临湖轩旁。这个消息令傅泾波兴奋不已。可是，考虑到司徒雷登墓碑设计方案待定，当时又接近冬天，年迈的傅泾波远行有困难。临时决定待次年5月4日再举行安葬仪式。当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还亲自告诉接洽办理此事的人：“同意司徒雷登回葬一事，巳经由党中央书记处圈阅同意，是不会改变的。”
没料到夜长梦多。翌年4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又突然通知傅泾波，因为北京大学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司徒雷登归葬燕园，司徒雷登骨灰下葬一事暂缓办理。据悉，领头上书反对者，就是司徒雷登校长早年一位秘书的遗孀。理由是：毛泽东点名批评过司徒雷登，把他的骨灰埋葬北大未名湖，有损该校名声……
1988年10月，傅泾波带着未竟心愿与世长辞。未能入土安葬的司徒雷登的骨灰，只好由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女士供奉在家中。
傅泾波之子、第一位华裔美军少将傳履仁，在父亲去世后，很自然地接过了接力棒，子承父志，继续为司徒雷登葬回燕园一事奔走请愿。傳履仁少将身为华裔美国人精英，同时担任以促进美中两国交流为宗旨的一百名杰出贡献华裔美国人组成的“百人会”第一任主席，致力于打造中美友好合作关系。凭借“百人会”在两岸政、经和企业界的影响力，傅履仁将军始终不离不弃。1995年从美国军队退役后，他出任麦道公司北京分公司总裁，他觉得自己最有希望把司徒雷登归葬中国。因为司徒雷登身后已无直系亲属在世，他的独生子也在上世纪80年代在密西西比州去世。
傅履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向克林顿总统访华先遣人员、美国驻华大使馆说项、通融，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出面指派麦克海公使亲理，多次与中国外交部商谈此事。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此事仿佛出现转机。大概因为中国政治的风向开始转了。细心人注意到，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关于司徒雷登的注释改了。1956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对司徒雷登的注释是：“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但是1991年最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这条注释被删掉了。
1999年北京大学校庆，政治嗅觉敏锐的北京大学管理层，重新研究了司徒雷登回葬燕园一事，得出结论：“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应予同意，但是宜低调进行；并且同意再次上报中央有关部门。”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同年5月8日，发生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美中关系骤然恶化。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的骨灰下葬北大燕园的事情不得不搁置下来。
物换星移，转眼又到了2006年，作为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访问美国。在华盛顿的一个宴会上，应邀出席的傅履仁，主动抓住这个机会接近习近平攀谈，并以个人名义向习近平提出安葬司徒雷登骨灰的请求。不久之后，傅履仁因公务回访中国，浙江省外事办主动提及司徒雷登骨灰一事，向傅履仁确认，司徒雷登可以归葬他1876年的出生地杭州市。
这无疑是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但是，当傅履仁把消息告诉燕京大学校友会的人时，许多人坚持要遵守司徒雷登的遗愿，将老校长归葬北大燕园的临湖轩。经历数十年的反反复复、种种波折后，傅履仁将军的态度很明确：此事应尽快办理，以免节外生枝！况且，1952年燕京大学被并入北京大学，司徒雷登夫人艾琳的墓地亦在文革中迁移、被夷为平地，艾琳的尸骨至今下落不明。司徒雷登已经无法与亡妻合葬。司徒雷登不仅出生在杭州，他亡故中国的父母和两个弟弟，也埋葬在西湖之滨。所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是不得而求其次的最佳选择。
傅履仁将军后来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半个世纪后，许愿终于实现。司徒雷登大使和我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
获悉司徒雷登大使的遗骸已经抵达上海领事馆的消息后，肯普领事顿生使命感和责任感。她素来对美国外交界中国事务的老前辈司徒雷登大使敬仰有加。肯普领事与另一著名“中国通”谢伟思是奥伯林学院先后校友。她1980年后即是奥伯林-山西农业大学（太谷）友好协会成员，与中国也算有点渊源。司徒雷登大使不平凡的历史，终于在她的见证、呵护下，得以顺利地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但是，一直到骨灰安葬仪式的这天，在从上海领事馆的保险库领出大使的骨灰，并一起用箱形车护送到杭州的路上，肯普领事才亲自从傅履仁将军口中了解到更多、更详尽的司徒雷登遗骨遭遇的波折。
在从上海驱车前往杭州的路上，同时在一辆车的人中，除了肯普领事和她的丈夫，还有傅履仁少将和夫人。傅履仁将军本人无疑就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传奇人物。就是因为司徒雷登大使，傅履仁才有可能在16岁那年，与其母一起，于1950年2月离开中国大陆，辗转香港来到美国，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肯普女士在车上饶有兴味地注意到，傅将军的夫人，仿佛有点面熟的样子。后经一细问，原来傅将军的夫人，就是美国新闻界家喻户晓的著名记者宗毓华的姐姐宗毓珍——傅将军这一家子，全部都是著名华裔美国人啊！
司徒雷登遗骨安放杭州
司徒雷登的墓地选定在杭州郊区半山镇水洪庙安贤园生态公墓的“文星苑”。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的当天，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从北京飞抵杭州参加骨灰下葬活动。来到现场后，肯普领事注意到，由中方选定的司徒雷登墓穴附近，有一个“功勋苑”，那里有一座2002年落成的新墓碑，碑主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尉飞行员王伟——他是2001年轰动一时的南海上空，美中两国空军发生撞机事件的中国空军战斗机中尉飞行员王伟。事发后，王伟的遗体并没有找到。美国侦察机也因损坏而被逼降落海南岛。这件事随后迅速演变成美、中政治外交风波。
按照肯普领事的理解，杭州市方面选择把司徒雷登的墓穴，与“海空卫士”王伟中尉的衣冠冢安排在同一个公墓，有其政治考量：要么是一种直戳美国人眼睛的羞辱姿态，要么是一个和解的象征。
肯普领事吃惊的发现，在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仪式上，不仅有几十名不邀而至的“燕京大学”校友参加，而且还响起幽怨低沉的英国圣歌《奇恩异典》，然后是高吭响亮、节奏欢快的《星条旗永不落》。仪式过后，这些垂垂老矣的燕京大学校友告诉她，因为杭州市政府“外办”明确指示，司徒雷登骨灰下葬，要保持低调，不搞大规模宣传。他们猜测，“外办”不会为仪式安排或提供音乐伴奏，所以他们事先把录制好的音带和放送机藏在了附近的灌木丛中。
司徒雷登骨灰下葬仪式并未对外公开，这些燕京大学的校友们如何得知今天的安排？肯普领事永远不会知道答案。这些不请自来的燕京大学校友们对老校长永不泯灭的爱戴，深深感动肯普领事。百年前创办、享誉中外的燕京大学，虽然早巳不复存在，但是，无论家国经历了多少战乱、孤立于世和外交敌意，学生们对往日恩师司徒雷登的感激和崇敬，至今仍是一个持久、牵不可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奇妙像征。
杭州的一份不起眼的小报，这样报道司徒雷登的下葬仪式：“2008年11月18日，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杭州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群山环抱?”—— 司徒雷登大使逝世47年后，他的骨灰终于归葬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
（2025年4月28日18点截止）
来源：学人scholar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