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刘家的儿子竟然敢跟咱闺女偷偷来往？真是岂有此理！＂父亲拍桌而起，搪瓷茶碗里的水都洒了出来，溅在那张铺着塑料布的方桌上。

＂老刘家的儿子竟然敢跟咱闺女偷偷来往？真是岂有此理！＂父亲拍桌而起，搪瓷茶碗里的水都洒了出来，溅在那张铺着塑料布的方桌上。

我叫刘建国，今年二十六岁，是县纺织厂机修车间的工人。那是1988年的金秋十月，天高云淡，厂区的梧桐树叶子已经泛黄。

那天中午，我在厂里食堂排队打饭，手里拿着铝制饭盒，因为看到墙上宣传栏贴了新的电影海报——《芙蓉镇》，一不小心碰翻了前面女孩的搪瓷饭盒。糙米饭和酸辣白菜汤撒了一地，引来周围工友的目光。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连忙道歉，弯腰想帮她收拾。

她转过身来，扎着两条粗粗的麻花辫，穿着蓝色的确良上衣，眉清目秀。是王厂长的女儿王雨梅。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王雨梅在纺织厂办公室当文员，平日里我们远远见过几次，但从未说过话。父辈的恩怨让我们之间似乎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没关系，我自己来吧。＂她蹲下身，声音轻柔，不带丝毫倨傲。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清澈，似乎不知道我是谁。

＂我帮你再打一份吧，算我的工分。＂我鼓起勇气说道，试图用那个已经过时的词逗她笑。

她果然笑了，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现在都不用工分了，叫＇计件＇。＂

父亲与王厂长的恩怨由来已久。那是五年前的厂改，父亲作为老工人代表与新调来的王厂长在职工分房问题上起了冲突。西边的新楼房质量好，阳光充足，父亲认为应该优先分给工龄长的老职工；王厂长则主张按照新的评分标准，优先照顾技术骨干和有突出贡献的员工。

那次争执后，父亲被从车间主任降职到了锅炉房，母亲常说这一降职让父亲＂心窝子都凉了＂。从此，刘家与王家成了厂里有名的＂水火两家＂。

那之后，我常在厂区的小阅览室见到雨梅。那是个不大的房间，放着几张木桌椅，墙边一排书架，摆着各种杂志和报纸。雨梅爱看《青年文摘》，而我假装对《读者》情有独钟。每周二和周四下午，我们各自捧着书坐在角落，开始时隔着三张桌子，后来变成了两张，再后来只剩下一本书的距离。

阅览室的石英钟嘀嗒作响，窗外是纺织车间的隆隆机声。窗台上，有人养了几盆吊兰，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我总是偷偷看她认真阅读的侧脸，看她偶尔撩一下额前的碎发，看她嘴角因为看到有趣内容而微微上扬。

＂建国，你说我们这样见面，像不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个周四的下午，雨梅突然抬头，轻声问我。那天阅览室只有我们两人，外面下着小雨，雨滴敲打着玻璃窗，节奏舒缓。

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你...你知道我是谁？＂

＂全厂谁不知道刘师傅的儿子啊，＂她笑着说，＂三年前厂运动会，你不是还拿了男子一千五百米的第一名吗？＂

＂咱们可不能学罗密欧和朱丽叶。＂我半开玩笑地回答，心里却忐忑不安。我不想陷入那样悲剧性的结局，但又控制不住想靠近她的心情。

那天晚上回家，我听到父亲在和母亲抱怨：＂老王那厮，又在大会上说我保守，说我不支持改革。他懂什么？我跟了这个厂三十年，亲眼看着它从一间草棚子变成今天的规模。他倒好，调来没两年，就想把老底子都翻个底朝天！＂

母亲一边往褥子里塞新晒的棉花，一边应和着：＂消消气吧，老刘。咱们要靠这个厂养家，别跟领导较劲。＂屋里煤油灯的光摇曳着，父亲布满老茧的手在烟灰缸里摁灭了一支烟。

春天来了，我和雨梅开始在人民公园的偏僻角落相约。她穿着碎花布连衣裙，头发上别着一个蓝色的蝴蝶结发卡，笑起来像是四月的阳光。公园里的杨柳吐出新芽，老人们带着孙辈在湖边放风筝，广播站里放着邓丽君的《小城故事》。

我们坐在湖边的石凳上，看夕阳西下，湖面泛起金色的波光。有时候会买一根冰棍分着吃，有时候就只是静静地坐着，说一些工厂里的琐事。

＂昨天广播站又表扬你们车间了，说是全厂节能标兵。＂她会这样告诉我。

＂是吗？我们主任最近老催着我们改进设备呢，说是要响应上级号召，推进技术革新。＂我回答。

＂建国，你说我爹和你爹，什么时候能和好？＂一天傍晚，雨梅坐在长椅上，看着远处放风筝的孩子问道。夕阳将她的侧脸镀上一层金色，衬得她越发动人。

＂早晚会的。＂我故作轻松，却不知如何是好。心里明白，这种由来已久的积怨，不是那么容易化解的。

那会儿厂里流行听评书，王刚讲的《三国演义》。我和雨梅常聊起里面的故事，她最喜欢诸葛亮，我则欣赏关云长的义气。

＂你知道吗，我爹其实挺敬佩你爹的。＂一次，雨梅突然说道，＂他私下里说过，刘师傅是个有原则的人，宁折不弯。＂

我愣住了：＂真的？我爹也说过，王厂长虽然手段强硬了点，但确实有能力，这几年把厂子管得不错。＂

我们相视一笑，心里都明白，父辈的矛盾也许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不可调和。

七月十五是雨梅的生日。我省吃俭用攒了两个月工资，放弃了想买的一台收录机，买了一条淡黄色的丝巾。那天下班后，我鼓起勇气去了王家所在的干部宿舍楼。

王家住在三楼，我刚爬到二楼，就听见楼下有人骑自行车回来的声音。从窗户探头一看，是王厂长骑着他那辆永久牌二八自行车，车把上还挂着公文包。我慌忙躲在楼道拐角，心跳如擂鼓。

＂怎么了这是，做贼呀？＂王厂长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

我吓得僵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正不知如何应对，一个和蔼的女声解了围：＂老王，你眼神不好使了吧，这是小刘家的建国，来送材料的。＂

我回头一看，是王厂长的爱人李阿姨，一身朴素的确良衣裳，手里提着一个竹编菜篮。

王厂长皱着眉头打量我几眼，什么也没说，径直上了楼。

＂小伙子，找谁啊？＂等王厂长进屋后，李阿姨笑着问我。

＂我...我...＂我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手里的礼物包装纸都被我的汗水浸湿了一角。

＂是找雨梅吧？她刚去邮局了，一会儿就回来。＂李阿姨神色复杂地看着我，＂你先回去吧，改天再来。＂

我点点头，如释重负，转身下楼。不知为何，李阿姨的语气里没有我想象中的敌意。

没想到，一个突发消息打破了平静。七月底的一天，我听厂广播站播报说生产队的土地要重新分配，响应承包到户的政策。父亲作为老队长与王厂长在分地问题上再次发生争执。

那天晚上，父亲回家后脸色铁青，将搪瓷缸子重重地放在桌上：＂老王那厮，倚仗当厂长的权势，想把南边那块靠水源的好地都划给他们家亲戚承包！当年国家号召我们南下支援纺织厂建设时，他在哪儿？现在倒好，大权在握了，就想着捞好处！＂

母亲赶紧给父亲倒了杯茶水：＂别生气了，伤身体。粮食咱们自己种不了多少，主要还是靠厂里发工资。地分得好坏，跟咱们关系不大。＂

＂不是地的事，是原则问题！＂父亲用力拍了一下腿，眼睛里闪着怒火。

我心里一沉，知道父亲和王厂长的矛盾又加深了。这段时间，我和雨梅的见面变得更加小心。我们约在工厂后面的小树林，或者是县图书馆的角落。有时候，只能通过厂里的传达室王师傅偷偷递个纸条。

雨梅告诉我，家里最近气氛也很紧张。王厂长常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回来就埋头看文件，皱着眉头。＂爹说有人在背后使绊子，厂改方案老是通不过。＂她忧心忡忡地说。

一天放工后，我在工厂后门的自行车棚等雨梅。我们约好一起去看露天电影《红高粱》。等了半个小时也不见人影，正准备离开，却见李阿姨骑着自行车来了。

＂建国，有些事我都知道了。＂她神情复杂地看着我，从自行车篮里拿出一个纸包，打开来，是我写给雨梅的字条，还有一张我们在公园的合影，是找照相馆老余师傅偷偷洗出来的。

我手足无措，以为一切都要结束了。。

＂阿姨，这事都是我的错，跟雨梅没关系。是我...＂我急忙解释。

＂其实，你父亲是个好人。＂李阿姨突然说道，打断了我的话，＂当年77年那场洪水来时，是他背着我走过那段断桥。那时候我已经怀着雨梅七个月了，要不是你爹，我和雨梅可能早就不在了。你爹从来没提过这事吧？＂

我惊讶地摇头。父亲确实从未提起过这件事，哪怕在最激烈地抱怨王厂长的时候，也没有拿这件事来说事。

＂人这一辈子啊，＂李阿姨叹了口气，＂恩怨情仇，说到底不过是几碗米饭的事。年轻人的事，应该由年轻人自己决定。＂她拍了拍我的肩膀，＂雨梅在家提起你时，眼睛总是亮的，像天上的星星。＂

这番话让我既感动又惭愧。感动于李阿姨的理解和开明，惭愧于我竟然不知道父亲曾经的善举。

＂阿姨，那您...＂我犹豫着问道。

＂我不会告诉她爹，你们的事先别张扬。＂李阿姨笑了笑，＂雨梅今天感冒了，在家休息，所以让我来告诉你一声。＂

接下来的日子，李阿姨成了我们的＂内应＂。她会巧妙地创造机会让我们见面，有时候会告诉雨梅王厂长加班不回来吃饭，然后雨梅就能溜出来和我在小食堂吃碗牛肉面；有时候她甚至会＂不小心＂把雨梅一个人留在家里，然后打电话到车间：＂建国啊，家里水龙头坏了，你能来修一下吗？你爹不是教你修这个吗？＂

八月的一天，雨梅约我去她家附近的小河边钓鱼。那是条不大的河，水不深但很清，能看见小鱼游动的影子。我们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竹竿垂进水中，谁也没在意鱼钩上的蚯蚓有没有被叼走。

＂建国，你说咱们这样瞒着，对吗？＂雨梅突然问道，眼睛望着远处，不敢看我。

我沉默了一会儿，心里也一直有这个疑问。偷偷摸摸见面，总觉得对不起两家父母。但如果挑明了，以两家现在的关系，恐怕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总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去你家提亲。＂我握住她的手，坚定地说。

雨梅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你不怕我爹？＂

＂怕啊，怎么不怕。＂我笑着承认，＂但为了你，我什么都不怕。＂

那一刻，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河水缓缓流淌，岸边的芦苇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雨梅靠在我肩上，时间仿佛静止了。

秋天来了，枫叶渐红，天气一天天凉下来。厂里开始为冬季做准备，各车间忙着检修设备。父亲和王厂长在土地分配问题上的争执似乎告一段落，但谁也没让步，双方都等着上级最后的决定。

一个周末的早上，我正在帮母亲修理缝纫机，突然听到院子里有人喊：＂老刘在家吗？＂

打开门一看，竟然是李阿姨。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手里提着一个纸袋子。

＂是李...李同志啊，快请进。＂母亲显然也认出了她，惊讶地请她进屋。

父亲从里屋出来，看到李阿姨，脸色变了变，但还是客气地点了点头：＂李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老刘，老苏，咱们年轻时的恩怨就算了吧。＂李阿姨坐在我父母对面的木凳上，开门见山地说道，＂孩子们处对象都一年多了，再不结婚，别人要笑话了。＂

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得见墙上那个老式挂钟的滴答声。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母亲惊讶地看着我，父亲则沉默不语，手指在膝盖上敲打着。

＂雨梅和建国的事，你们知道？＂母亲小心翼翼地问道。

＂知道有半年了，＂李阿姨笑了笑，＂年轻人嘛，躲躲藏藏的，以为大人不知道。＂

＂那老王...他同意？＂父亲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

＂他不知道，＂李阿姨坦然道，＂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们两情相悦。老刘，当年你救了我和肚子里的雨梅，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这些年你和老王之间的矛盾，说到底不也是为了工厂好吗？＂

父亲沉默了很久，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声。最后，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当年那事，是我太固执。老王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坚持。但孩子们的事，不该受我们的影响。＂

＂就是，＂母亲接过话来，＂再说了，建国和雨梅要是成了，你们两家不就是一家人了吗？还计较那些做什么。＂

我的心一下子热了起来，鼻子有点发酸。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转机。

＂那...怎么跟老王说？＂父亲有些担忧地问。

李阿姨笑了：＂这个你们不用操心，我自有办法。＂

十月初，厂里传来消息，土地分配方案终于敲定了，既照顾了老职工的利益，又考虑了新的生产需要，双方各让一步，算是皆大欢喜。同时，厂里决定把部分闲置的宿舍楼腾出来，优先分给新婚职工。

一个周末晚上，雨梅和李阿姨来到我家，父亲和母亲早已准备好了一桌饭菜。饭桌上，李阿姨告诉我们，王厂长同意了我和雨梅的事情，还说要给我们申请一套新宿舍。

＂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王厂长他...就这么同意了？＂

＂他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明白了。＂李阿姨笑着说，＂前天他还问我，建国这小伙子机修水平怎么样，是不是够格提拔为班长。＂

这顿饭吃得格外热闹，父亲难得地喝了两杯白酒，脸颊微红，话也比平时多了许多。他讲起了早年支援厂建设的艰苦岁月，讲起了我小时候的趣事。那晚上，我看到父亲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睛里重新有了神采。

半个月后，我和雨梅去照相馆拍了结婚照。照相馆的余师傅是父亲的老朋友，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新的布景。雨梅穿着一件白色的婚纱，我则穿着一套崭新的中山装，两人都显得有些拘谨，但脸上的笑容是那么真实。

结婚那天，厂里的大礼堂布置得喜气洋洋。红色的＂喜＂字贴在门上，彩带从屋顶垂下来。同事们都来捧场，车间主任亲自当司仪，广播站的小张演奏了手风琴。两位父亲在酒席上相对而坐，一开始气氛有些尴尬。

王厂长端起酒杯，犹豫了一下，走到父亲面前：＂老刘，过去的事就过去吧，今天是孩子们的好日子。咱们一起敬家里的老人们一杯。＂

父亲愣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接过酒杯：＂为了孩子们，干了这杯！＂

两人的杯子在空中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在场的人都鼓起掌来，有人甚至喊起了＂岳父和老丈人永远是亲家＂的口号，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那一刻，我看到雨梅眼里闪着泪光。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就像当初在阅览室里偷偷传递的纸条一样，充满了不为人知的勇气和希望。

婚礼结束后，我们搬进了厂里分配的新房子。那是一套小两居，家具简单但齐全。厨房里有李阿姨送的搪瓷锅碗，客厅里有父母给的老式缝纫机，还有一台崭新的14寸黑白电视机，是王厂长送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李阿姨去我家之前，王厂长和父亲已经在土地分配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天晚上回去后，李阿姨把事情和盘托出，王厂长先是大发雷霆，后来却出人意料地平静下来。

＂他只问了一句话，＂雨梅告诉我，＂他问：＇建国这孩子，对你好吗？＇＂

婚后不久，父亲被调回了车间当技术指导，我也被提拔为班组长。王厂长开始邀请父亲参加一些厂里的决策会议，听取老工人的意见。两个人虽然争论依旧不少，但再也没有了过去的火药味。

第二年春天，雨梅怀孕了。两家人都忙着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母亲翻出了我小时候的棉被和衣服，李阿姨则每天变着花样给雨梅做营养餐。父亲和王厂长常常凑在一起，讨论孩子该跟谁姓、起什么名字，有时候还会为此＂争执＂一番，但最后总是哈哈大笑着各自回家。

冬去春来，厂区的梧桐树又抽出了新芽。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洒在人们身上，温暖而舒适。午后，我和雨梅推着婴儿车在人民公园散步，双方父母跟在后面，有说有笑。

公园里的石桌旁，几个老人正在下象棋，广播站里放着《今天是你的生日》。父亲和王厂长站在一旁看棋，不时点评几句，偶尔还会争论起来，但脸上都带着笑意。

＂看他们两个，现在比我们还亲呢。＂雨梅靠在我肩上，轻声说道。

我点点头，心里满是温暖和感激。那段日子里，我们家的相册里终于有了两家人站在一起的合影。那张照片里，父亲和王厂长肩并肩站着，面带笑容，身后是厂区的大门和飘扬的红旗。

有时候我会想，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许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就像那条小河上的断桥，只要有人愿意伸出手，就能搭起一座通向彼岸的桥梁。而爱情，或许就是那座最坚固的桥，它能让昔日的冤家变成今日的亲家，让曾经的对立化为永恒的和解。

来源：怀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