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史·杨慎传》赞曰：“明世记诵之博， 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由此可见杨慎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杨慎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巴蜀文化的影响，也离不开其老师李东阳的影响。
《升庵诗话》中
杨慎的诗学批评思想
陈柯垚 陈海龙
一、 杨慎诗学思想的形成背景
《明史·杨慎传》赞曰：“明世记诵之博， 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由此可见杨慎在明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杨慎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巴蜀文化的影响，也离不开其老师李东阳的影响。
明代初期，由于政权需要，程朱理学成为主要思潮，在这种推崇理性的思潮下，文学的发展受到阻碍。到明代中期，在学术思潮上，开始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出现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个学派。前者强调经世致用，后者强调“心”学。这种新思想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当时的文学氛围，推动了明代中期“宗唐复古”文学风尚的转变。而后又在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影响下，盛唐诗歌备受推崇，形成人人学唐诗，谈复古的诗学思潮，但随着复古理论狭窄性的凸显，整个宗唐复古的道路走向下坡路。杨慎在明中期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也是高举盛唐诗风的大旗，但与时代思潮不同的是，杨慎在继承唐代诗学思潮的同时，又对唐代部分诗学思想提出批判。
杨慎自幼从师李东阳，其诗学思想也深受其师李东阳影响。李东阳针对诗歌发展现状，在《沧州诗集序》指出：“盖其所谓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而畅达情思，感发志气。”李东阳在诗歌中强调情感的重要性，认为诗歌、声律贵在表达思想情感。自然在李东阳的影响下，杨慎形成以“诗抒性情”为核心的诗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诗歌“讹字”、诗歌韵律等进行了批评。
二、 杨慎诗学思想的批判精神
杨慎的诗学思想在顺应时代潮流大兴宗唐复古的同时，也对明中期思想以及部分唐代诗学进行批评。在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杨慎提出了与程朱理学不同的诗歌观。《二程遗书》中记录了程颐对于诗歌的看法：“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在他看来诗歌只是闲言碎语。而杨慎在《升庵诗话》“赋比兴”篇中引用李仲蒙的话：“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这段话表达了杨慎对赋比兴三者的看法，可以发现在杨慎看来诗歌无论是“叙述以言情”“索物以托情”还是“触物以起情”，都离不开对情的表达，强调性情在诗歌中的重要性，而这也是杨慎诗学思想的核心：诗抒性情。杨慎在《李前渠诗引》中言：“古之诗也，一出于性情，后之诗也，必润以问学。性情之感异衷，故诗有邪有正。”一是重视“性”，即重视诗人气质、品质的体现，诗歌所给人带来的感觉是和诗人的气质相一致的，诗歌的好坏取决于诗人品质的好坏，也就是南朝钟嵘所提的“诗品即人品”；二是重视“情”，即重视诗人情感的抒发，杨慎算得上是一位复古文人，在博览群书后对于“古之诗”深有感发，从《诗大序》里“诗言志”的明显政治倾向逐步发展为重视诗歌情感的文学审美倾向，杨慎既而继承了“诗缘情”的诗学传统。杨慎将前人的“诗品即人品”与“诗缘情”相结合，认为诗歌既能抒发诗人情感也能彰显诗人个性，应是诗、性、情三者的有机结合。“诗抒性情”作为其诗学思想的基础，影响着杨慎关于诗歌字词、诗歌音律的看法。
（一） 对诗歌字词阐释的批评
杨慎言“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练句，句中练字，乃得工耳。”杨慎对诗歌的分析，落脚于对诗歌字词的分析，字词是诗歌的基础，他认为诗歌中的每个字都应斟酌、提炼。为实现意的完全表达，诗人就得对字、句进行充分的分析、利用，达到“大有绝妙今古，一字千金”的高度。在《升庵诗话》“玉华仙子歌”篇中言：“李康成《玉华仙子歌》：‘璇阶霓绮阁，碧题霜罗幕。’……以霓、霜、风、电实字为眼，工不可言。”诗句中“霓、霜、风、电”的使用，增添了诗歌的气势，颇有画龙点睛之作用。对于妙用字词，杨慎认为可以增添诗句气势，可以达到“真夺胎换骨矣”的效果；而对于误用，他认为会破坏诗歌的韵律使得诗歌“语意索然矣”。在此基础上，杨慎对俗本今人在字词上的阐释进行了批判。
明中期，文人追求宗唐复古，但存在对于唐代诗歌的盲目模仿以及未去了解古人诗句用词之意而妄自更改的现象。在“右丞诗用字”篇言：“王右丞诗：‘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又如：‘命也岂终否，时乎不暂留。’岂止学步邯郸，效颦西子，乃是丑妇生疮，雪上再加霜也。”在此篇中杨慎对明代王中父模仿王维诗歌进行了批评，直言其诗为“丑妇生疮，雪上再加霜也”，他认为后人对古人诗歌盲目的模仿并不能使诗歌得到升华，反而会得到与之相反的效果如东施效颦和邯郸学步。对于在转刻转讹中的字词的误字行为，杨慎称为“讹字”，《说文》解释“讹字”为伪言，文字记载的错误。杨慎在“松下”篇曰：“古人诗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中峤《杨柳枝》词：‘吴王宫裹色偏深，一簇烟條万缕金。不忿钱塘苏小小，引郎松下结同心。’……唐人所谓‘尊题格’也。后人改‘松下’作‘枝下’，语意索然矣。”④后人不知“尊题格”为褒贬对比之意，而贸然将“松下”改为“枝下”失去了诗歌的本意，削弱了情感的表达。杨慎又在“书贵旧本”篇列举了陆龟蒙《宫人斜》，俗本将“章着愁烟似不春”作“草树如烟似不春”，杨慎评“尤谬”。又言“杜牧诗‘长空澹澹没孤鸿’，今妄改作‘孤鸟没’平仄亦拗口矣。”诗歌对诗人而言，是情感的抒发，是志向的表达。对于读者来说，是在诗歌欣赏中获得诗歌所呈现的意象，从而获得美感。《升庵诗话》“绝句”篇言：“《乐府》有‘打起黄莺儿’一首，意连句圆，未尝间断，当参此意，便有神圣工巧。”“意连句圆，未尝间断”，句式的完整服务于意的表达，而后人俗本在转刻转讹诗本时对字词的改变会影响诗歌原有的意义、内涵。因此需要博览而知意来避免“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的情况出现。杨慎将诗歌进行了古今纵向对比，对当时的今本、俗本提出质疑，认为当时的今本、俗本存在不知古书用意用事，存在较多如将“没孤鸿”改“孤鸟没”，改东坡词“玉如”为 “玉奴”的现象，从而使诗歌失去了原本所呈现的意象，也让读者也无法感受到诗人所想表达的情感和志向。
（二） 对唐代诗歌音律的批评
杨慎认为诗歌的音律是应服务于诗歌情感的表达以及诗歌气势营造，但存在诗歌的音律等不利于诗歌情感、气势表达的情况。因此，杨慎从唐代律诗出发对于律诗的音律进行了称赞与批评。
杨慎在《升庵诗话》“李太白论诗”篇中言：“李太白论诗云：‘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余观李太白七言律绝少，以此言之，‘未窥六甲，先制七言’者，视此可省矣。”③杨慎借李白的言语表明了其对诗歌的看法，一是律诗中四言最佳，七言最次，并且在“六朝七言律其体不纯”篇中言：“此四首声调相类，七言律之滥觞也。”④追溯了七言律的起源问题，又在“绝句四句皆对”篇中对刘长卿、韦应物的绝句进行了赞美，表现了杨慎对于唐代律诗的肯定；二是诗歌创作不可拘束于声调或韵律的优美。在杨慎看来，重要的并不是诗歌的音律是否对仗，而是诗歌情感的表达不能束缚在音律规定的条条框框内。杨慎这种对唐代律诗的反叛精神还体现在其《升庵诗话》的“五言律起句”篇：“五言律起句最难。六朝人称谢朓工于发端，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雄压千古矣，唐人多以对偶起，虽森严，而乏高古……语诚工，而气衰飒。余爱柳恽‘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虽律也，而含古意。皆起句之妙，可以为法，何必效晚唐哉？伯弜之见，诚小儿也。”⑤杨慎明确指出部分唐代五言律的不足之处“唐人多以对偶起，虽森严，而乏高古（高雅古朴）”“语诚工，而气衰飒（衰落萧索）”，若诗歌只关注句子、语言的工整，而不注重情感表达，带来的只会是“乏高古”“气衰飒”，由此，诗歌便脱离了诗人情感的表达。唐代五言律以首句不入韵为正例，入韵为变例。杨慎以柳恽、王维、孟浩然等人的诗歌首句入韵为例子，作为首句而入韵，本是不符合五言律首句条例的，但杨慎却言“虽律也，而含古意。皆起句之妙，可以为法。”除此变例外，杨慎还提出了“五言律八句不对”的变例，其言：“五言律八句不对，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稳贴古诗也……虽不及太白之雄丽，亦清致可喜”①，表达了自己对于律诗“不对”的看法，太白、皎然的诗歌虽“不对”，但彰显雄丽、清致之感。由此可见，在杨慎心里，是否符合律诗格式并不是判断诗歌好坏的唯一标准，更多的是能否在诗歌中获得意蕴，语句和内涵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才是诗歌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诗歌批评所带来的价值远远不只是批评本身，更重要的价值是在批评基础上对诗歌发展提出的宝贵意见，这些批评都将会对诗学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杨慎在批评诗歌的基础上，提出在诗歌创作中字词使用、音律对仗应该服务于诗歌情感志向的表达，力图改善当时文坛存在的空疏不学之风，倡导文人博览群书、治学博观，更好地运用字词音律，也可以更好地进行诗歌创作。
三、 杨慎对巴蜀文化的影响
杨慎作为四川新都人，其思想对巴蜀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巴蜀文人都多重视诗歌中情感的抒发，但明初程朱理学的主流思想，使得文人的创作变得重理性而轻感情，直到明中期，以杨慎为首的文人继承了巴蜀地区特有的异端色彩、创新精神，重新建树了“诗抒性情”的诗学思想，改变了明中期及以后的文学氛围。后代诗人钱谦益、叶燮、沈德潜和李调元等人多受杨慎影响，叶燮对杨慎的“人人有诗，代代有诗”进行了发展，沈德潜在杨慎的基础上使得格调派发展壮大。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李调元。李调元与杨慎同是巴蜀文人，他们的人生经历也较相似。李调元的诗学思想受杨慎影响颇深，一是李调元在著作取名上多模仿、追随杨慎，如参照《升庵诗话》而作的《童山诗集》，参照《巴蜀艺文志》而作的《罗江县志》《南粤笔记》等，这种模仿不仅展现了李调元对于杨慎的尊崇之心，也是对志书编纂的重视及地域性诗歌的保留，为后世的地方研究留下了较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二是李调元继承了杨慎的诗学思想，重视情感的自由抒发，对于巴蜀文化风情下产生的“诗抒性情”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就“性”与“情”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在《童山诗集》言“诗虽发于情而实本于性。性不笃者，情不真也”，李调元点明了诗歌以“性”为本，“性”是“情”的基础，“性”越笃，而“情”越真。“诗缘情”的诗学思想在经杨慎之手后得到了丰富、传承和发扬。
杨慎在传承、丰富诗学思想的同时竭力于保留、汇集巴蜀艺文资料。在《升庵诗话》“蜀诗人”篇：“唐世蜀之诗人，陈子昂（射洪）、李白（彰明）……尝欲裒集其诗为一帙，而未暇焉。”②杨慎想收录先贤的诗歌成册，这一想法也在他编录的《巴蜀艺文志》中实现。《巴蜀艺文志》收录的诗文范围更加的广泛，其中350余篇诗篇因《巴蜀艺文志》而保存下来，并收录了世家、传和碑目等文体。同样，杨慎的文学创作类型丰富，涵括了诗歌、词曲、散文和杂剧等，其大量的创作丰富了巴蜀历史文化资料，也为后世研究四川古代绘画、艺术和文化留下了重要资料。
来源：方志四川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