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月8日，我在《星星诗刊》微信公众号上第一次读到诗人沉河的《中国新诗的最近三次分野》一文，其提出的“上帝之死”“体验之死”“诗学之死”观点读之久久不能平静，觉得对目前中国新诗分解得太到位了，当即就有了约他访谈的想法。正好，我跟他的同事胡璇熟悉，于是委托胡璇进行
顶端新闻记者 张茹
4月8日，我在《星星诗刊》微信公众号上第一次读到诗人沉河的《中国新诗的最近三次分野》一文，其提出的“上帝之死”“体验之死”“诗学之死”观点读之久久不能平静，觉得对目前中国新诗分解得太到位了，当即就有了约他访谈的想法。正好，我跟他的同事胡璇熟悉，于是委托胡璇进行先前沟通。胡璇说：“沉河老师目前手受了点伤，我问问他的意见。”
诗歌本身已透明
由于是线上访谈，我想这次访谈估计是要拖一段时间了。没想到，经过沟通，沉河很快回复了答问。回得如此真诚和坦率，如此认真而纯净——似乎把诗歌与人生从头到尾都读透的那种人。作为一名在国内颇有知名度的诗人和出版人，沉河情感磅礴而表达节制。面对新媒体诗歌的“脱序”现象，他展现出超越表象的洞察力。他认为所谓“诗学之死”，实则是诗歌创作从复杂范式向本质回归的必然。当新媒体写作挣脱既有诗学框架时，恰如《坛经》所言“不离世间觉”——诗歌并未退化，而是选择更直接地触摸现实肌理。沉河认为，这种写作现象值得研究，但其诗歌本身已透明，无需繁复诠释。
在创作哲学层面，沉河践行的是“以平常抵达深刻”的美学路径。他借用维特根斯坦“可说与不可说”的哲学命题，阐释诗歌语言的平衡术：既要如大海平静时暗藏力量，又需保持天空的澄明高度。这种创作观，在其代表作《师父》系列中达到极致——佛性与诗性交织的“镜像自我”，实则是将修行还原为“时时反思”的生命常态。
当AI写诗成为热议话题，沉河说：“诗人如果要用AI参与写作，我赞成。创作现状还是写诗的不少，好诗不知道有多少。因为读诗的没有多少人了。”
沉河否认自己“著名”的标签，以“我的诗歌不重要也不成熟”自谦，却难掩其诗学体系的自洽性。与此同时，作为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掌舵人，他对诗稿的遴选标准严苛而清晰：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情感、新鲜的语言，三者缺一不可。
以下为访谈实录：
张茹：沉河老师，很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诗人总是以个人经历为出发点进行创作，尤其是童年的经历影响很大。谈谈你的童年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好吗？
沉河：我不认为童年的何种具体经历对写作的影响很大。但童年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对人的童年的塑造与人的写作肯定是有较大关系的。童年时代接触到的风土人情是一个写作者很大的资源。我的童年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江汉平原的农村度过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平原”，这是我童年的关键词。另外影响一个人写作或走上写作之路的还有人的性格。我好静，喜欢读书。那时无书可读，一张印了字的纸都是我的读物。最难忘的事是走路在看书，吃饭在看书，最喜欢的农活是放牛，因为在放牛时可以读书。
张茹：我在今年《星星·诗歌理论》第3期读到，您提出中国新诗三次分野大论，分别对应“上帝之死”“体验之死”“诗学之死”，让我受益很多，也思考很多。我想问的是，当新媒体诗歌以“脱离诗学体系”为特征时，是否意味着诗歌从“语言艺术”退化为“前语言”的原始表达？
沉河：脱离诗学体系并不意味着否定诗歌是种语言的艺术，当然也不是退化到前语言的原始表达。恰恰相反，新媒体诗歌在选择自己的语言。诗学之所以存在，对语言的研究是极小的部分。诗学关注外部的诗歌发展历程，更关注诗歌写作本身的变化。诗歌写作本身除了包含语言，还包含思想、情感、趣味等。说新媒体诗歌对应着诗学之死，是因为诗学越来越复杂，而新媒体诗歌越来越简单（各方面都是），已经不需要进行复杂的“诗学”研究。可以研究这种写作现象，其诗歌很难进行研究，因为它的内部肌理几乎是透明的。
张茹：诗人李少君与您是多年好友，说你们在大学时代就相识，他谈到您属于沉思型的诗人，是受张志扬先生的影响，所以对哲学很感兴趣。除张志扬先生外，还有哪些诗人或作品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
沉河：张老师对我的影响主要在精神层面上，再延伸到我的写作生活中。我的一篇长文《凡思想者都孤独地思想——我和张志扬老师的师生缘》对此有详述。对我的写作的影响最多的先是西方现代文化，后是中国传统文化。人和作品太多了，而我喜欢澄清了的东西。
张茹：您的《师父》意象的流动性极强，佛性与诗性会通——既是引路人又是同行者，甚至在某些诗篇中呈现出‘镜像自我’的特质。我记得您好像说过，您的心中其实一直住着一个和尚，他就是《竹篮打水》里的师父。这种角色游移是否暗含您对修行本质的重新诠释？
沉河：人活在世上，心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烦恼存在。所谓的修行是什么呢？通俗地说，是要时时反思自己的行为，去除不当之处，以达美好。《坛经》里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人是要经过修行让自己不愧于此生的。我的《师父》对修行的本质没有重新诠释。“师父”的一切言行就是最本质的修行。他是我虚构的一个人物，当然他的言行都是我认识到并向往的。
张茹：您诗歌语言看似平常却蕴含力量，拿《识春》来说，“让羊选最肥，让花选最美”等看似荒诞的细节，实则暗含禅宗“直指本心”的机锋思想。这种“以平常之态抵达思想深处”的创作哲学，您认为对当代诗歌创作中的语言真实性与精神穿透力有何启示？
沉河：我喜欢维特根斯坦所言：凡不可说的就保持沉默；凡可说的，就要清晰地说。所以我写诗不求语言的晦涩、朦胧、变异等。我追求语言的平常而不平庸、轻而不柔。天空看上去一无所有，其高度却是不可知的；大海平静时无有力量，却能掀起几十米高的巨浪。年轻时，我常说：语言的高度即思想的高度，思想的高度即语言的高度。我写诗习惯把思想和语言融为一体。有了新鲜的思想，也就有了不旧的语言。这也是我理解的语言真实性和精神穿透力。
张茹：您提到“一首诗写完就属于阅读者了”，在诗歌传播过程中，您如何平衡作者意图的消解与作品意义的自我生长？当您作为“阅读者之一”重新审视自己的诗作时，这种双重身份是否构成了某种创作上的自我对话机制？
沉河：“一首诗写完就属于阅读者了”，是站在接受美学立场上说的。作者是无法控制自己意图的消解和作品意义的自我生长的。那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事。一个人读自己的诗也会因时间和心境的变化而对诗有不同的看法。我经常认为自己写的不是诗，又经常认为自己写的是很好的诗。各有各的理由。其实也是站在接受者的角度在看待自己的诗。不同的读者决定了一个作品的好坏。
沉河
张茹：您既是著名诗人，又是著名的诗歌出版人，很多诗人都以在长江诗歌研究中心出版诗集为荣，在您眼里，决定诗歌作品质量的到底有哪些东西？
沉河：首先我要否定自己的“著名”。我有自知之明，我一点都不著名。真正著名的人必须是在大众中或某个圈子中被广泛认同的人。感谢大家对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信任。我认为，决定诗歌作品质量的不外乎是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情感、新鲜而准确的语言。好的诗总是会让读者有所“动”的。不管是情动还是心动还是身体动。引人思考、与人共情、让人称道。
张茹：有人说，写作时最重要、最真实、最能体现内心隐藏之事的不是信念，而是那些让他着迷的念头。您认为诗歌创作也是这样吗？
沉河：“信念”是个大词，一个写作者肯定会忌讳谈论这个词，所以只说是“念头”。区别并不大。写作肯定会有所由起，它不一定是某种念头。特别是对于写诗而言。有的诗人写作的习惯也可以让他写首诗，我却不能这样。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写作者，也不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除了一些较长的系列诗，写着写着时会有目的外，一些短诗，大部分是不知为何写，也不知会写成怎样的。我可以一年、二年写不了一首诗，又可以一年写一百首诗。为什么会写诗，于我是个谜。
张茹：若用一句话总结您的诗学观念，会是什么？
沉河：我的诗歌不重要也不成熟，还没有到达有诗学观念的地步。
张茹：当前AI创作诗歌话题热度不减，您如何评价当代诗歌的创作现状？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沉河：诗歌不是一种事业，不存在挑战和机遇。诗人如果要用AI参与写作，我赞成。创作现状还是写诗的不少，好诗不知道有多少。因为读诗的没有多少人了。
张茹：四月正是读书好时节，能否分享您目前在看的枕边书？
沉河：除了工作分内要读的诗稿外，好久不读诗了。平时看点社里发的出版样书和自己订阅的《读书》杂志外，正在看的是本小说《繁花》。先看了电视剧，再看原著。有趣些。
沉河，本名何性松。1967年12月出生于湖北潜江。主要写作诗歌、散文等。曾出版诗集《碧玉》《无论集》、散文集《在细草间》《不知集》等。系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创办人兼负责人。曾统筹出版《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策划出版“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中国新诗季度选本《诗收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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