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话是村长李德山打来的，那种老式转盘电话的铃声在夜里格外刺耳。＂志刚啊，你爹...走了。＂话筒里传来的沙哑声音让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陌生的恩情

＂滚出去！别在爹的灵堂前装样子，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东西！＂我怒不可遏地挡在门口，背后是弟弟徐志强拉着我的衣襟。

＂哥，冷静点，先听听他们怎么说。＂志强低声劝道，他总是比我沉稳。

那是个料峭的早春，北风还带着刺骨的寒意。我和弟弟从城里赶回老家徐家村，父亲徐长有走得突然，连告别的机会都没留给我们。

电话是村长李德山打来的，那种老式转盘电话的铃声在夜里格外刺耳。＂志刚啊，你爹...走了。＂话筒里传来的沙哑声音让我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我们连夜赶回，坐了三小时大巴，又换乘拖拉机，颠簸着走完最后十里山路。天刚蒙蒙亮，村口的大槐树映入眼帘，它见证了我童年的每一天，如今却只迎来了我的悲痛。

院子里的老槐树刚抽出新芽，就像我们的悲痛，才刚开始舒展。推开斑驳的木门，满院子的记忆扑面而来。

墙角的水缸还是那个水缸，门前的石磨还是那个石磨，就连晾晒的竹竿上，父亲的那件打了补丁的蓝布工装还在迎风飘荡，仿佛他刚刚脱下，转身去了菜园。

＂爹这是怎么了？＂我问来接我们的李村长，声音哽咽。

＂心脏病，说走就走了。＂李村长叹了口气，＂你爹这人啊，硬朗了一辈子，从不说苦，谁能想到...＂

灵堂设在老宅堂屋，用白布和柏枝匆忙布置。父亲的遗体静静地躺在那里，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安详。

记忆中，他总是紧锁眉头，即使笑着，眼角也带着忧愁的褶皱。他常说：＂男人嘛，肩上有担子是正经事。＂我一直以为那担子是我和弟弟，如今看来，远不止于此。

讣告贴出后不久，来吊唁的村民络绎不绝。有带着馒头和纸钱的老人，有捧着野花的孩子，甚至连常年卧病在床的王大娘也让儿子背着来了。

父亲在村里人缘极好，这我是知道的。但我没想到，第二天，竟然来了一拨人，吵吵嚷嚷地要找我们要钱。

＂死了也得还债！＂为首的是王满仓，曾经的生产队长，老来患了病，耳朵背得厉害，说话总是大嗓门。七十多岁的人了，精瘦的脸上皱纹纵横，腰板却挺得笔直。

他身后跟着赵家的双胞胎，村里出了名的高材生；还有去年房子被洪水冲了的老刘一家；做小本生意的杨大婶...这些人，都是村里或多或少有些困难的人家。

我正惊愕间，屋后传来一声轻咳。村长李德山站在门口，那是个走过大半辈子的老人，瘦得像根竹竿，却挺拔如松。

他手里拿着一个旧皮包，是父亲生前常背的那个。布面已经磨得发白，拉链也坏了一半，用别针别着。每次回家，我都说给他买个新的，他却总说这个还能用。

＂志刚，志强，你们先别急。这事儿得从头说起。＂李村长叹了口气，＂你爹临终前托我保管这个，说等你们回来再交给你们。＂

我接过皮包，沉甸甸的。里面全是纸，密密麻麻的纸。拿出来一看，是一叠欠条和一本记账簿。

父亲竟然欠下近百万元债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节衣缩食一辈子的父亲，那个连买件新衣都要思量半天的老人，怎么会欠下这么多钱？

＂你们爹这些年帮了不少人，＂李村长低声说道，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敬意，＂村里谁家有难，找到你爹，他从没推辞过。＂

村长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的匣子。小时候，院子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来找父亲。他们低声交谈，有时父亲会从那个旧皮包里拿出钱来；有时会拿出一个笔记本，写下些什么，然后让对方按手印。

我以为那是生产队的事情，从没多问。父亲是村里少有的识字人，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后来在县城农机站工作过，退休后回了村。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写个条子什么的，都喜欢找他帮忙。

当晚，我和弟弟彻夜难眠。小院里的老煤油灯照着黄泛的账本，一笔笔，密密麻麻，都是父亲工整的蝇头小楷。

最大的一笔是给王满仓的，整整十万元，备注是＂肾病手术，95年8月＂。其他还有赵家双胞胎上大学的学费，老刘家重建房屋的钱，杨大婶做小本生意的启动资金...几乎每一户都有标注用途和时间。

＂哥，咱爹哪来这么多钱？＂弟弟疑惑地问，声音在夜里显得格外空洞。

那时候的十万元，可是一笔巨款啊。记得我上大学那年，父亲送我去车站，硬塞给我五百块钱，说是让我在城里添置些行头。他憨厚地笑着，说：＂城里人讲究，你可不能丢了咱徐家的脸。＂回来后，我听村里人说，他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那块母亲留下的金坠子。

我们翻到账本最后一页，发现了答案——父亲把自己的退休金、积蓄，甚至变卖了祖传的几亩地，就连我们寄回的钱，也都借给了乡亲们。

最后一行写着：＂儿啊，爹不求你们还，只望你们明白，做人要有良心。＂字迹颤抖，像是老人最后的嘱托。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父亲晚年总是穿着那件补了又补的蓝布工装的原因，明白了他为什么总说＂今年行情不好＂而拒绝我们接他去城里享福的提议。

＂爹这是把自己掏空了啊...＂弟弟的声音带着哭腔。

屋外，传来几声犬吠，远处的村里亮着零星的灯光。这个小山村，承载着父亲一生的牵挂，如今却只剩下这些欠条，见证他的付出。

第二天，我让李村长把那些＂闹事＂的邻居都叫来了。他们站在院子里，低着头，像犯了错的孩子。院子中间放着一张方桌，我把账本摊开，手指颤抖。

＂你们是来要债的？＂我咬牙切齿，声音冷得像冰，＂我爹临死都还惦记着你们，你们倒好，连棺材还没入土，就来讨债？＂

院子里一片寂静，只有春风吹过老槐树的沙沙声。王满仓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常见的蓝白格子手帕，四角打着结。

＂不...不是，我们是来还钱的。＂他解开结，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钞票，有新版的，也有已经不流通的旧版人民币。

接下来的一幕让我惊讶不已。这些村民一个个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票子，有的甚至是零钱，凑在一起递给我们。

＂老徐借我钱时说过，等我好了就要还的。我这不是病刚好，就来了...＂王满仓红着眼圈说，＂没想到....没想到他先走了。＂

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递过来的钱，让我一时不知所措。

赵家的双胞胎现在都已工作，一个在县城中学教书，一个在镇上卫生院当医生。他们拿着两个信封：＂徐叔说过，等我们毕业工作了就该还钱，不能忘本。这是这些年的本金和利息。＂

老刘家的儿子递过来一沓钱：＂徐叔借钱给我家重建房子时说，等我成家立业了再还也不迟。我上个月刚结婚，这是我和媳妇的一点心意。＂

杨大婶的小卖部如今已经扩大成了村里最大的杂货店，她拿出一张存折：＂徐老哥帮了我大忙，这是我这些年存的，本想着过几天他六十大寿送给他的...＂

我突然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他从不是施舍，而是借给这些有尊严的乡亲们，让他们不必低头，却也不必真的归还。

那些＂闹事＂，只是他们遵守诺言的方式。或许在他们看来，还钱是对父亲最后的尊重，哪怕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并不宽裕。

弟弟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本还款计划表。那是一个旧笔记本，外皮都磨损了，里面却记着每家每户的还款能力和时间，甚至考虑到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做了详细的分期安排。

最让人心酸的是，这些安排基本都在父亲预估的寿命之后。他给王满仓的计划是＂治好后，每月还五百，十七年还清＂；给赵家双胞胎的是＂大学毕业后工作五年，一次性还清＂...

＂你爹早就算到自己活不久了，＂李村长递给我一封信，那是用旧报纸叠成的信封，上面写着＂吾儿志刚、志强亲启＂，＂这是他留给你们的。＂

颤抖着打开信封，里面是几张发黄的纸，上面是父亲熟悉的字迹。

＂儿啊，爹这辈子没给你们攒下什么家产，倒是结下了不少乡情。这些钱，是爹替乡亲们暂时担着的，不是爹的善心，是爹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十里八村的，都是一辈子的交情。爹记得你小时候发高烧，是王满仓叔半夜背着你走了十里山路去镇医院；赵家兄弟的爹当年救过你爷爷的命；老刘是你爹念私塾时的同窗...

这些年，爹把你们寄回的钱都借出去了，你们别怪爹心偏。你们在城里有出息，爹心里比啥都高兴。村里人日子苦，爹总想着能帮就帮一把。

若有人来还，你们就收下；若无人来，也别记恨，各人有各人的难处。爹这辈子，没啥遗憾，就是没看到你们成家，没抱上孙子...＂

信的末尾，还画了一个笑脸，仿佛父亲就在眼前，咧着嘴笑，露出那口不整齐的黄牙。

那一刻，我忽然发现自己错怪了这些乡亲。他们不是忘恩负义，而是带着朴素的信念来履行承诺。

我想起小时候，村里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给对方送些自家种的菜，自家养的鸡鸭。父亲常说：＂人活一世，靠的就是这点儿人情味儿。＂

灵堂前，乡亲们整整齐齐地磕了三个头。弟弟在一旁低声啜泣，我也红了眼眶。风吹过老槐树，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父亲在天之灵的低语。

＂徐老师教了我一辈子做人的道理，＂王满仓抹着眼泪说，＂没他，我早就不在了。＂

其实我知道，父亲借钱给王满仓时，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差，能拿出十万元救命的人少之又少。

＂我们家两个孩子能有今天，全靠徐叔当年的帮助，＂赵家的母亲哽咽着说，＂那会儿改革开放刚开始，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供两个孩子上大学，家里砸锅卖铁都不够啊。＂

记得那是九七年，国企改革大潮，我刚参加工作，单位就面临下岗。父亲在信里只字不提自己的困难，反倒总是说：＂村里今年收成好，爹吃得好穿得暖，你们放心。＂

听着乡亲们的话，往事如潮水般涌来。父亲总是穿着那件褪色的蓝布工装，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目送我和弟弟走上通往县城的土路。

每次回家，他都会站在同一个地方等我们，风雨无阻。他腰板挺直，远远望去，就像村口那棵守望的老树，默默见证着村庄的苦难与希望。

安葬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早春的阳光洒在山冈上，村里的广播站放着哀乐，回荡在山谷间。

父亲的墓地选在了村后的小山坡上，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徐家村。立碑时，李村长提议刻上＂德高望重＂四个字，乡亲们都赞同。

回到老家，我和弟弟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桌上摆着父亲生前爱喝的老白干和几样简单的家常菜。那张八仙桌已经有些年头了，上面的漆斑驳脱落，却依然结实。

电视机里放着春晚重播，是父亲生前最爱看的节目。每年除夕，他都会早早地坐在那台老式黑白电视机前，等着看春晚，哪怕信号不好，画面时有时无。

弟弟翻出了父亲的老相册，里面大多是我们兄弟俩的照片。小学毕业照、中学运动会、大学入学...每一张都被父亲小心翼翼地贴在相册里，角上还用钢笔标注着日期和场合。

＂父亲这一生，都在为别人着想，＂弟弟轻声说，手指抚过照片上父亲年轻时的脸，＂可他自己呢？＂

我沉默不语。父亲一生俭朴，从不奢侈。唯一的＂浪费＂就是每年给我和弟弟寄新年贺卡，哪怕我们就在县城里，他也坚持走到邮局，选最漂亮的贺卡，写上工整的祝福。

那天晚上，我和弟弟彻夜长谈，决定将父亲留下的还款计划全部作废，那些已经还来的钱，我们也一分不取。

＂就按爹的意思，成立一个互助基金吧，＂弟弟提议，＂继续帮助村里有需要的人。＂

第二天一早，我们召集村里的乡亲，在祠堂里宣布了这个决定。那些昨天还钱的村民起初不同意，王满仓甚至拍着桌子说：＂这是我欠徐老师的，必须还！＂

＂如果我爹地下有灵，会希望这些钱继续发挥作用，＂我诚恳地说，＂就像他生前做的那样，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最终，在李村长的调解下，大家达成一致：成立＂长有基金＂，由村委会管理，专门用于帮助村里的困难户、支持年轻人上学和创业。

王满仓主动请缨当管委会主任，赵家兄弟负责记账，老刘家和杨大婶负责评估申请。这样，父亲的爱心就能像接力棒一样，在徐家村一代代传下去。

临走前的那天，我和弟弟最后一次站在父亲的坟前。春风吹拂，坟头上的纸钱飘动，如同无声的告别。

＂爹，您放心，您的心意，儿子记住了。＂我低声说，仿佛父亲就站在眼前，冲我们点头微笑。

回城的路上，我们路过村口的大槐树。那里有个简易的公告栏，上面贴着＂长有基金＂的第一批资助名单：李家老五的孙子考上了重点大学，需要学费；张寡妇家的房顶漏了，需要修缮；年轻的小王想开个农家乐，需要启动资金...

初春的阳光照在村口的小路上，我仿佛看见父亲佝偻的背影，缓缓走在乡间小道上，身后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和一个个充满希望的家庭。

这或许就是他毕生守护的东西，比金钱更珍贵的乡情与人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父亲用他的方式，守住了最宝贵的人间真情。

公共汽车缓缓驶离，车窗外，徐家村渐渐远去，变成山脚下的一抹淡墨。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远去，它们沉淀在血脉里，化作生命的底色，代代相传。

＂爹，您看到了吗？＂我望向窗外的青山，心中默念，＂您种下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了。＂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