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现有文献记载看,巴蜀地区在商周时期便已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化与政治地位,诸多部族与小国在此繁衍生息。这些国家与商周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与互动,在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们作为联合力量参与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若能进一步确认牧誓八国其中的髦国确在蜀地,对于

髦国在蜀地的文献解读

宋 翔

从现有文献记载看,巴蜀地区在商周时期便已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化与政治地位,诸多部族与小国在此繁衍生息。这些国家与商周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与互动,在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们作为联合力量参与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若能进一步确认牧誓八国其中的髦国确在蜀地,对于学术研究有重要意义。

“髦”通“牦(旄)”

《说文解字》对“髦”的解释为:“发中毫”,段玉裁进一步注释说:“以牦牛尾注旗杆,故谓此旗为旄。”《考工记・辀人》详细记载了“旄旌”的制作方法:“牦牛尾必参染之,朱白苍三色。”由此可见,“髦”与“牦”在古代汉语中存在通假关系。牦牛尾在古代旌旗制作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取其…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这也佐证了“髦”通“牦”。

从古音韵学角度看,“髦”古音为*mrû(郑张尚芳体系),而这一发音与藏缅语系中“牦牛”(藏语འབྲི་dri)的发音同源。这表明在语言学层面,“髦”与“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暗示着“髦”国部族很可能以牦牛为图腾,与古蜀地存在深刻的渊源。

也就是说,牧誓八国中的髦国,就是和牦牛有关的方国。

牦牛在蜀地的分布与历史记载

《山海经・北山经》记载:“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榛楛,其阳多玉,其阴多铁。有兽焉,其状如牛,而四节生毛,名曰旄牛。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栎泽。”清代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中提出,潘侯山应为今岷山支脉,此处提及的牦牛生存环境与蜀西横断山脉的自然条件相符。而中原地区缺乏适合牦牛生存的环境,也未见牦牛活动古籍记载。

《山海经・北山经》另一处提及牦牛的记载:“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楠,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其中多赤鲑。其兽多兕、旄牛,其鸟多鸤鸠。”除牦牛外,此处所列举的动植物种类,如“棕楠”“茈草”等,均呈现出明显的亚热带山地植被特征,与蜀西邛崃山脉南麓的生态环境高度一致。明代杨慎在《山海经补注》中指出:“茈草即紫草,蜀中西山尤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昆仑附近有牦牛分布。这一信息为我们寻找古昆仑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线索,间接表明古昆仑所在区域应有牦牛生存的自然条件。

现代科学研究也表明,家养牦牛大约在5500年前从西藏东部开始向外扩散,逐渐传播至川西地区,这一时间点与古蜀地众多文明兴起的时期高度契合。扬雄在《蜀都赋》中提到“其旁则有期牛兕旄,金马碧鸡”,其中“旄”指牦牛,这表明牦牛是蜀地的特产之一。

《诗经・鄘风・干旄》记载:“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其大意是:高高旗帜树旗杆,旗帜上装饰着牦牛尾毛,在卫国国都浚邑的近郊随风飘扬。此情此景,生动展现了卫国仪仗队在浚邑郊外,以牦牛尾装饰旗杆的场景。《华阳国志・蜀志》明确记载:“汶山郡有旄牛,其毛可为旌旄。”

的确,“旄”在古代指用牦牛尾装饰的旗子,与“旌”有相似的文化象征意义。《尚书牧誓》就记载了周武王的仪仗,其中就有“旌髦”:“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商战于牧野,作《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在蜀地的祭祀和仪仗文化中,“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与牦牛尾的使用密切相关,体现了蜀地独特的文化传统。而在蜀地,距三星堆遗址仅15公里的地区,仍保留着“旌阳”这一古地名。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旌阳,因古蜀王立旌表之地得名。”这表明在古蜀地,“旌”不仅具有军事功能,还兼具宗教仪式等多重意义。

髦国在蜀地的进一步推论

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髦”国在蜀地的存在具有高度合理性。结合《后汉书・西羌传》中“牦牛种越巂羌”和《华阳国志》中越巂郡为“故邛都国,蜀曰旄牛道”的记载,可以明确“髦”国的地理方位与古蜀地高度吻合。这些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有力地支撑了“髦”国位于蜀地的观点。

清代《尚书埤传》对牧誓八国位置有专门论述:“蜀郡,今成都也。《括地志》云:岷、洮等州以西为古羌国,以南为古髳国。彭,苏氏云:属武阳,今彭县也。微国未详。孔传云:‘髳、微在巴蜀。’盖微近髳也。八国皆西南夷。”这段话大意是:蜀郡,即今天的成都地区,是古代蜀地的中心。根据《括地志》记载,岷州和洮州以西是古羌国的所在地,而岷州和洮州以南则是古髳国的区域。彭国位于武阳县,即今天的彭山县。微国的具体位置尚未明确。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提到,髳国和微国都位于巴蜀地区,且微国靠近髳国。总结来说,牧誓八国都分布在西南地区。可见,清代及之前时期学界对牧誓八国的认知还是界定在巴蜀西南之地。

总 论

通过对古文献的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我们发现牦牛在古蜀地的分布与文化意义为论证髦国在蜀地提供了坚实基础。从《山海经》《华阳国志》等文献中关于牦牛的记载,到现代科学研究对牦牛扩散路径的揭示,再到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的相互印证,一系列证据表明,牦牛文化在古蜀地具有深厚根基,并且与髦国存在紧密联系。结合语言学证据和牧誓八国在蜀地的整体观点,我们有理由相信髦国确在蜀地。不仅如此,通过对《山海经》《诗经》中提及物产的分析,也或能反证笔者之前论述的《山海经》《诗经》所描述的区域应该在长江流域而非黄河流域,甚至可能就集中在古蜀之地。这也呼应了马国栋先生《四川为中国方志发源地——从〈山海经〉谈起》一文推论的“《山海经》作者是四川人”的论点(载《巴蜀史志》2014年第3期,2014年7月22日“四川省情网”、2016年8月29日“方志四川”发布)。

相信这一结论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古蜀历史文化的认知,也为探索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未来,我们期待更多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一领域的认知,为我们揭示更加全面、真实且生动的华夏文明起源图景。

(编后语:“史学争鸣”栏目发布的文章,供学界交流探讨,并非定论,欢迎专家学者撰文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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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宋 翔〔历史学者,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曾任《成都商报》记者、成都电视台制片人、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主持人大赛等)导演、北京腾提度文化传媒副总裁〕

配图:方志四川

来源：方志四川一点号